中国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了一定范围的影响力。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讨论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等国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在近两个月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了6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以及2次晚会招待各国记者。熊向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联络官，负责组织记者招待会，接待外国记者。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作了五条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目；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事已经决定、已经公布、经过授权的事情，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就记录下来，研究后再回答；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记者时，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地结交朋友。
就在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熊向晖拒绝了王家松的要求，并于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熊向晖还向周恩来建议说，应该向“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要“警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指示，在我方记者里找一位合适的与王家松接触，告诉他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记者招待会，我们随时欢迎。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加强，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记者招待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年9月29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决定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同年，发生“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中国政府召开了又一次影响较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1980年，中国记协举行了中外记者吹风会，为记者招待会制度的正式建立揭开了序幕。天津市政府是最早建立记者招待会制度的地方政府，从1981年5月起，他们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仅1982年一年间就举行记者招待会25次，平均一月两次。1983年，中国记协开始组织记者到新闻现场开记者招待会，把记者招待会和参观访问结合起来。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国务院会议作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每月1次或2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加以介绍，还可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可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作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发实况或录音、录像剪辑。”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对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消息发布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提出积极建议。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二、突破：“非典”记者招待会
“非典”事件被称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称“SARS危机”。事实上，抗击“非典”之所以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及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和公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沟通，最终得以共渡难关。客观地说，“非典”事件是中国记者招待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对记者招待会的迅速发展和记者招待会制度的创新、完善，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
2002年12月22日，一名重危病人从广东省河源一家医院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位病人的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这病非常危险，传染性极强，一些医务人员被感染，还有少量被传染的病人死亡。仅在河源那家医院的救治过程中，就有8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这是广东地区发现的第一个“非典”病人。一个月后，广东地区的“非典”发病情况进入高峰，由于信息封锁、闭塞和延缓，在当地的权威媒体上看不到任何报道。市民的消息绝大多数来自手机短信、网络和口头传播。于是，小道消息广为传播，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市民们开始大规模抢购白醋、板蓝根等医药用品，囤积食盐、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市民们还尽量足不出户，闭门“防非”，使当地经济出现萧条景象。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政府和媒体没有及时公开信息、解疑释惑。
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出现了第一篇关于“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新闻，来源是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第二天，广州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SARS病例305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跟踪报道。2003年3月26日，新华社首次发布关于北京“非典”信息的官方报道，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3月27日，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疫区，但这个消息并未见诸于中国媒体。一直到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声称，“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4月12日，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宣称：“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4月20日，两人因失职被撤职。直到此时，SARS信息才被完全公开，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每天举行，中国媒体开始全面报道。“非典”之初政府和媒体的错误处理方式得到了纠正。
“非典”事件留给我们不少反思和启示：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该迅速反应、及时组织，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及时向媒体发布消息。关于危机的权威信息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状态，迫切需要政府加强信息公开，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通道通畅无阻。在“非典”危机爆发之初，政府只考虑到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却忽视了公众知情权的需求。诚然，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政府的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封锁信息，结果却将事与愿违。因为，实现有效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提高公众承受力；反之，一味地垄断、封锁消息，只会导致公众承受力降低。信息的缺失、堵塞、不确定往往造成一般公众草木皆兵。在“非典”事件中，信息的不确定对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阴影。在信息闭塞、不明和失真的状态下，公众的心理极其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偏听偏信，导致行为出现偏差，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危机处理的信息发布，政府应该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即时即地原则，即政府应及时地在事发当地向媒体发布消息；二是跟进性原则，意指政府应在危机处理的动态过程中随时向媒体发布信息，而不是等到事件完全调查清楚后再发布。
公众享有监督政府工作和媒体作为的权利。媒体不仅报道政府的声音，也是公众的代言人。媒体在考虑突发事件复杂性和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也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因此，媒体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在考虑政府需要和公众承受力的同时，报道也应该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及时与准确。在危机状态下，媒体的缓报、晚报，很有可能丧失减少危机事件不良影响的第一时机。在“非典”事件的前期报道上，媒体贻误了最佳的报道时机，使得危机的负面效应迅速扩大。尽管后来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但由于前期预警工作缺位，使得旅游业、饮食业等经济行业出现滑坡。
“非典”危机前期处理的不当，也使我国政府和媒体的国际形象一度受损。由于种种局限，境外记者未必能够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做到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应该注意的问题上去，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上，他们最关注和最喜欢报道的是负面新闻，哪怕是小道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及时、详尽地为国内外媒体提供真实、可靠的权威信息，主动填补信息真空。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这才是止谣制谣的最有效方式。在国际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就算我们三缄其口，别人也会自己从别处去挖掘新闻。因此，回避的态度不大可能解决实质的问题。政府执政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公众的配合，于是，向公众解释、提供信息便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的功能就在于政治的解释。出现危机后，如果政府没有提供官方的权威解释，民间就会出现各种版本的解释。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沉默将给民间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可乘之机。
三、关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
外交部记者招待会是专门为外交议题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它是指外交部作为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往的重要政府职能部门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外交部记者招待会总是吸引全球主流传媒的视线，为各国公众普遍关注，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各国政府均重视外交部记者招待会，并逐渐加以规范和完善，使其制度化、定期化和常规化。以法国为例：法国外交部定期定时举行例行记者招待会，时间为每周五中午12：30。外交部新闻司每天根据新闻报道确定国际要闻，预测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与地区司主管外交官联系后写出表态口径，难以把握的问题上报外交部长确定口径，若外交部长也无把握就上报总统。
外交发言人的实践推动了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发展。我国外交部在建部后不久，就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发表谈话，或在国家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里设有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但当时并未任命正式的外交部发言人，与今天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外交部发言人不同。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新闻，成为外交部第一位正式的外交部发言人。这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也没有专门的新闻发布场地，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有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应邀参加。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建立之初，每周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只发布新闻，基本上不回答记者提问。9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开始在每月第一周的新闻发布会上现场答记者问。从1986年起，外交部发言人的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1988年后，改为每次记者招待会都让记者提问。从1995年6月开始，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由每周1次增加到2次，定期于每周二、四举行。
1996年，外交部记者招待会取消翻译，1997年又将翻译改为同声传译。这样，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增加，记者提问的机会也增多，对外信息的传播量也随之增大。外交部记者招待会还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目前，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机制已经日益成熟，无论是每次出席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人数、记者提问的数量、质量和范围，还是被外国媒体引用的内容和报道量都超过以往。每年记者招待会都要举行近100场，内容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出席发布会人数少则上百人，多则二三百人，主要大国的主流媒体的记者几乎每场必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