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影视艺术
21世纪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方面发生了生态性危机，具体表征为：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就影视传媒文化而言，在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危机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症候。
一、电子媒介播撒与精神平面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味的竞争和金钱至上改写着人们的精神家园，从而出现精神金钱化、信仰虚无化、人性扭曲化，道德沦丧化等诸多精神生态失衡状态，产生价值平面感、意义失落感、精神颓丧感，加之西方的价值观、信仰观的不断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深层问题日益显露出来。
应该说，20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加剧了文化的融合和汰变。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电视首先是包括触觉在内的人类知觉延伸，使得所有感官在最大限度上相互作用。人类最初对思想、情绪的表述是通过创造“图画”来实现的，影视在观赏的文化方式上进入“图像化时代”，它在直观理解的层面上消除了成人与儿童、文化人与文盲的差异。影视延伸的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它寻求的是一种全息化的信息传播技术。试图突破以往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诸种艺术的局限性，并将它们高度综合，生成全新的影视艺术。
影视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信息的载体，又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同时兼有传播属性、艺术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可以说，从电影、电视剧、新闻、广告到各种专业化频道提供的电视节目看，影视产品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认知、审美、娱乐形式，影视传播内容、与影视相关的诸种活动、现象已经构成了人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同时带来的还有影视对于人文生态（包括关注人与自我关系的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关注人与文明关系的文化生态问题和以及关注人与他人关系的社会生态问题）的剧烈冲击。
生态的破坏有多方面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精神生态的先在破坏。《中庸》言：“不诚无物”。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人类彻底向动植物本性的回归，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没有人类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理念和权力制度的滥用，也不会有生态问题。
当代电视受商业利益的驱动，收视率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评价影视作品好坏的唯一指标。在这种评价尺度下，片面迎合观众心理中不健康的一面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庸俗化、娱乐风、戏说风，以及色情、暴力镜头对于观众的精神健康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这些当然关涉到人类的精神生态的问题。就影视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应着重关注传者的精神生态平衡问题，诸如：主持人、编导者、制片人、导演的精神生态状态等，他们的精神生态影响着影视节目的呈现方式、趣味、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当具体考察受众精神生态的变化，关注已经播出的电视文艺节目将会对受众的精神生态有什么样的正负面影响。
无疑，“影视与人文生态”是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这一研究将整合各种理论思维，与精神生态相关的各种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接受美学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德利亚关于消费时代的电视批评等；与文化生态相关的有福柯、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利亚的相关著作与论述，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与社会生态相关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伦理学等理论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二、全球化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精神生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强调这个世界应有多种声音，要保持和发扬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使这个世界呈现多彩缤纷的文化精神景观。然而，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文化战略中迅速扩张，造成了当代文化传播呈现出单向性和同质化，于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播撒中，当代影视媒体具有浓厚的西方情结——文化的单边主义和同质主义在文化领域渗透日深，世界性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存在物种减少和文化单调化平面化的危机。
文化生态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最突出的是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以其优势文化的地位和实力，使其拥有文化霸权。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信，为自己的文化发展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影视传播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当代影视发展中不乏崇洋媚外、盲目跟风、轻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倾向，如电视制作中的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地方台学中央台的严重的克隆现象，以及多元文化格局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比例失调问题，不负责任消解历史的胡说风，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歪曲改编等，都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
从与“文化生态”相关的层面考察影视现状，有多种展开的角度和多种理论资源可供借鉴。从文化生态的均衡性上与丰富性上，我们可以定性与定量的方式，从共时或历时两个维度考察不同影视节目的合适比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的持续片面发展，都可能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如在国际传播视野中考察外国文艺、引进剧在国内文艺节目中的比重，或者国内节目对外输出的状况，以此考察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生态状况；可以从国内各大小电视台电视文艺节目的对于各种文化关注的比例变化考察电视文艺文化生态的变迁，发掘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重点考察黄金时间段各种电视文艺形态、内容的比重，如同一时间段各种电视剧的类型分析，考察对于当前文化生态的正负面影响等等。
影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和大众接受平台，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关系造成倾斜效应。影视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同时它的趣味引导、价值判断标准也会对社会风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种录制艺术，影视的纪实性优势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法律法规。而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媒体道德、媒体法规等问题成为媒体生态学研究的新的内容。影视对社会生态的影响在伦理道德层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伦理剧中对新型伦理关系的探索，公安剧中犯罪手段、侦察手段暴露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对反面人物的“人性化”处理带来社会价值取向的混乱等等，不能不说与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水准和文化生态水平紧密相关和互相关联。
除此而外，关于媒体自身的生态问题以及媒体道德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与电视改革、电视的产业化运作等相关的电视台内部机制、管理、资源等系列问题。比如对于中央电视台的机构设置、节目编排、人员管理、频道资源的合理使用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是关注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态关系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相对于影视对于人文生态的改变，影视自身的生态也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系统之中。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文化话语到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结构性的转型，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影视在新世纪又面对新一轮挑战。如何在“数字化”、“产业化”的新的挑战与机遇中获得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同质化”的现实压力下构建健康有益的人文生态环境，影视媒体文化实在是在挑战中充满机遇，相信它在生态美学批评中，将逐渐成为新世纪绿色文化的推进者和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要平台。
三、“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概念的提出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电视文艺”这个研究范畴的界定，既不同于“影视”，“广播电视”，也不同于“电视新闻”或者“媒介”；同时，因为“电视文艺”自身传播与技术因素的特殊性，它与一般“文艺批评研究”又有着很大不同。随着电视媒介的蓬勃发展，与电视相关专业的研究也逐步走向细密化。电视新闻、电视广告、电视文艺等学科逐步发展壮大，学科的独立性与特色越来越明显，相互之间已经很难相互涵盖。从电视文艺本身的发展来看，自电视在中国诞生之日起，文艺节目就与新闻节目一起在电视上传播。时至今日，电视文艺已经成了各大大小小电视台和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目形式之一。与此相适应的是，目前关于电视文艺研究的文章与著作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专门针对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质量与力度还显得不足。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由于电视文艺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类种地位和艺术品格，仅以“影视批评”或者包含电视新闻在内的“电视批评”这样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相关批评内容与特点，而电视文艺的实践又迫切呼唤电视文艺批评能为其发展提供规范、指导和创新的作用。在此实践和需要的基础上，选择“电视文艺批评”作为本书的切入点，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另外，从影视教研机构的设置现状来看，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均倡导“影视合流”，将电影和电视的教学和科研合并为一家，譬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影视艺术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与传媒学院等，都为此种情况。但是这种机构建制并不能代替学科划分，从电影和电视两个艺术学科来看，它们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确，相互之间仅有部分课题与方法可以相互涵盖。目前国内有很多学术著作冠之以“影视……”之名出版发行，比如有《影视美学》、《影视基础理论和技巧》、《影视艺术导论》、《影视艺术教程》、《影视批评学》、《现代影视批评艺术》等等，这类著作往往更注重电影电视的共性特征，内容上有着强大的涵盖性，可以让人比较容易进入对于——同样作为视听艺术的——影视艺术之共性的理解，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足。特别是对于电影电视学科建设来说，由于现实实践的需要，使得强调它们的个性显得比强调其共性更为迫切。
再次，目前以“电视”或者“媒介”为书名前缀的批评理论著作，要么是把电视新闻和电视文艺混在一起，要么仅仅是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电视，其中涉及新闻理论的内容往往比较多。如刘建明在《媒介批评通论》中明确认为“媒介批评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这里其实讲的仅仅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而不是对“媒介”这个信息整体（文艺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进行批评的过程。这些论著中虽然也不免会涉及到少数电视文艺节目，但并不以此为重点。除此而外，这类著作还有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清华大学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等，由于研究学者多数来自于新闻传播学领域，因此大多对电视文艺表现出疏于观照的特点。作为传播的载体，电视所承载的内容非常丰富，我锁定的研究内容的批评对象是“电视文艺”而不是“电视新闻”、“电视广告”或者其他相关内容。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的分野已经非常明显。更重要的原因是，电视文艺与电视新闻原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他们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性。
当代中国的电视发展，已经进入生态的整合中，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电视文艺发展的现状与要求而提出的。从电视文艺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制作流程和播出内容方面，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失衡现象。这一失衡与变迁的原因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社会时代的高速发展相关，另一方面与我们对于电视文艺认识的观念的滞后有关。
本书提出要在人文生态学视野中重新审视电视文艺，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不仅把电视文艺视作具体的节目而从艺术特征加以把握，还需要在文化学与生态学视野中来界定电视文艺，把提升人的精神价值、完善电视文化，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为终极目标，并把它与我们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