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在不同的书中都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但是所有解决方案都要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所以改革充满了困难，我也很沮丧和无奈。但是本书清楚地指出了政府有决心挑战三大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国有利益集团和银行利益集团，因此我们看到了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曙光。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在本书第一章“习李新政为何这样开局”、第二章“‘钱荒’背后：一触即发的地方债危机”和第四章“改革再出发：我所理解的三中全会”，对中国当下如何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从危机倒逼改革和经济改革历史变迁两个视角做了系统的论述。另外，为了让读者理解政府过去如何扭曲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我特别挑了三个和老百姓民生相关的话题做解读，第六章“突围金融困局，上海自贸区只是开始”、第七章“逃不掉的税收：房产税和遗产税来了”和第八章“中美物价比较：我们的物价为什么那么高？”。这三个章节都清楚地描述了政府如何越过市场边界，干涉市场运作。
三、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三中全会精神灵魂之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社会。为什么呢？管理全部错位了呀，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新思维，就是透过政府治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是政府承担公平责任和社会自我治理充满活力的状态。而现实呢，恰恰相反：本该由政府承担公平和平衡社会责任的，例如教育、基本住房、医疗、养老等，却被我们相当程度地市场化了，这样社会怎么会稳定呢，所以会出现“维稳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这部分社会，我给起个名字叫作“过度市场化的社会”。
另一方面，本来社会能够实现有效自我治理的，政府却不厌其烦又不负责任地给人家管理起来，或者你本来没有能力和精力管理却不让人家去自我管理，例如足球、职称、社区、行业、村庄，等等。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是“越管越乱”，这部分社会我也给它起个名字，叫作“过度管理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种社会乱象，说到底就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与政府”的边界问题，是两者之间关系错位的结果。
那么好了，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由政府直接办的，政府直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系统，例如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本养老等，政府承担公平和平衡的社会责任；另一部分由社会自我治理的，社会充满活力的，这部分你放权了、放开了，自然会减轻国家负担。其产生的冲突呢？有国家宪法、民法、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来平衡嘛。
回过头来，我还要说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状态，不是各位所说的“强政府弱社会”，而恰恰是“弱政府弱社会”状态；中国迫切需要转型到“强政府强社会”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弱政府弱社会”的状态呢？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而应该管好的事却没有精力管好或者不敢去管，所以政府就不强大，很虚弱。即便像城管这样貌似强大的综合执法部门，也只是表面强大而已，听听民间讽刺的声音和调侃就该知道它有多虚弱了。同时，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越过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其结果就是伤害了社会，降低了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出现了“弱社会”的状态。一个强大的好的社会应该能够依法自我管理而又不给政府找麻烦。
对于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是本书的写作重点，因为这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第一部分，就是政府该承担公平平衡责任的社会部分，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过度市场化”。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农业，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尤其是资金投入方面的责任。而我们过去的改革，就是在这些领域，高举着产业化的大旗，“大跃进”式地开始了市场化进程。各位应该熟悉这些口号吧：“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等。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是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承担起公平平衡的责任。
另一部分，应该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部分，却出现了“被过度管理，越管越乱”的现象，这就是权力这个幽灵在作怪。我们的政府是典型的大包大揽型政府，既然大包大揽，你就要承担大包大揽的责任，所以我们的百姓，形成了出问题就找政府的习惯。在这里，我就问了，你有那么大能耐把一切事都办好并让每个老百姓都满意吗？你为什么要把一切责任都主动揽到自己身上？说到底还是权力这个怪物在作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要我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不如让掌握权力的人拥有尽量少的权力，也就是我前面所谈的利用五板斧削弱政府权力，把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的边界厘清，把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社会和市场，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也会激发社会活力和老百姓的创造力。然后再把剩下的尽量少的必须由公权力机构掌控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你政府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少了，老百姓找你政府麻烦的机会也就少了。
为什么说权力这个东西是个怪物呢？它的本质就是要挣脱束缚，就是要说了算，它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躲避控制；就像资本的本质是攫取超额利润，企业的本质是垄断一样。所以现代社会都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公权力并规制各种公权力，所以大家都称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同样在资本市场领域，发达国家都实施严刑峻法；在企业方面，都严格实施《垄断法》。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企业垄断也能衍生出侵犯公共利益的权力，侵害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这些权力都应该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如果不这样做，任你怎么改革都不会成功。
那么如何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呢？必须下放权力，放松管制，没有别的办法。举例来说，首先可以取消多如牛毛的职业资格考试、证书及其延伸的培训。各位知道吗，在这些方面企业都叫苦不迭，这是否间接证明我们的教育失败呢？那我又问为什么世界500强都有自己的培训体系呢？员工是否合格，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嘛，你搞证书和考试，我认为除了赚钱，没有其他目的。我看除了医生和烧锅炉的，其他的国家都不要管。律师，由律师协会来管嘛。还有以政府名义举办的各种会展、各类职称评定、各种评奖、各类运动会、各类培训、社区管理、村庄管理、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学校教材选择，等等，都应该全部下放给社会。这些领域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利益藩篱，必须打破，还社会一个自由的蓝天。
当然，政府不管了，是不是“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就自然界定出来了？没那么容易。现在有个说法，交给社会组织去管理，但那些社会组织和那些所谓的事业单位是什么？我告诉各位，那很可能是比政府管理还要坏的组织，因为它可以明目张胆地收钱呀。在本书中，我以足球为例，分析了如何划分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第九章“中国足球，拒绝幻想！”。
“过度市场化的社会”，为什么我强调“过度”二字，是因为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仍然存在着“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所以说，这三者之间边界的确定，是个细活，不是喊喊口号或者简单粗暴地划分就能解决问题的。关于如何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我选取了几个读者关心的民生议题进行讨论，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的第十章“谁在推动医改：从葛兰素史克到俄罗斯免费医疗”、第十一章“以房养老，老无所依”、第十二章“北京房产新政：‘自住型商品房’”和第十三章“我为什么反对教育部减负令？”，大家自然会得到答案。
四、其他民生问题
本书除了论述上面的问题外，还讨论了老百姓比较关心的第十四章“救救孩子：中国奶粉和转基因之殇”和第十五章“我看‘二胎化’：人口红利经济学批判”等民生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这两章的内容。
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灵魂之三，由于在本书中没有过多涉及，我在这里不便多说。
改革再出发，必然遭遇五大阻力
各位，我在前面用“三大危机”倒逼政府祭出“五板斧”砍出改革路线图，还有五大骨牌效应，打击三大利益集团来形象地展示了三中全会这个《决定》的内容。那么这样大气魄的改革有那么简单吗？当然没有，我认为这次改革首先要遇到下面五大阻力，要化解这五大阻力，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垂直统一的权力体系，这也说明了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集中权力的必要性。
第一大阻力：中层官僚集团
这个《决定》公布后，我看高层是意见一致，底层百姓是全面支持。为什么呀？因为削弱了中层管理集团的行政权力，这样就自然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经济社会的成本就自然下降，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有了。老百姓和企业包括国企，办事容易了，当然是欢欣鼓舞了。但是失去大部分行政权力的中层官僚集团，肯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也没什么可以掩饰的，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公权力的特点就是不想被束缚嘛。
这些中层官僚集团就是手握各种审批权的人，他们会怎么阻挠呢？我觉得无非就是变相不下放权力或者曲解三中全会的政策。那怎么办呢？政策公开呀，我们不是党管媒体吗？媒体可以不厌其烦地宣传政策，也可以不厌其烦地曝光政策执行不力的政府部门。我看媒体监督非常管用，党管媒体，这种监督手段就在自己手里。再者，不是还有纪检监察系统吗？不断巡视，巡视权力下放比巡视腐败还要管用，没有权力哪来的腐败，这才是釜底抽薪。
第二大阻力：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据我观察，那些收费办证、培训、评奖、开会之类的事，都是这些所谓政府授权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办的。这些单位做什么，收费和创收呗。政府的权力取消了，它们收费赚钱的权力自然也就没了，所以我把它们当作第二大阻力。不要小看这些多如牛毛的单位，给企业造成的麻烦太大了，因为这种单位多嘛。我在各地演讲，企业家最苦恼的事就是这些单位，而且都是以政府的名义。就说培训吧，那些政府的下属培训机构，都有红头文件支持，什么不参加培训就不给年检之类的，够企业烦的吧。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小而多，不厌其烦地干扰企业。
所以文件中说，能交给社会组织去办的尽量交给社会组织去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句话，关键是怎么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如果政府再来个授权，那企业就更倒霉了。所以我强烈建议能够取消就坚决取消。坚决不能给政府部门有变相对策的机会。而且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全面进行清理。
第三大阻力：官商勾结的垄断行业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的阻力会非常强大，就像我在本书中分析的出租车案例。他们肯定会利用各种方式阻碍政府放松管制，甚至动用专家和媒体的力量来反制。那么怎么办呢？只能靠中央政府发文件，对放松管制的领域进行公开，然后靠媒体监督和纪检监察的巡视监督。
第四大阻力：地方保护主义
什么是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是保护地方市场的利益，另一个就是保护地方官员的利益。这个阻力是最难办的了，毕竟都是地方政府呀，还有地方人大，人家有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法权呀。以“地方特点”偷换改革政策概念，可能是他们阻碍改革的最大武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提醒一句，底层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就是我们这轮改革的最大群众基础。更何况，你中央政府还掌控着中央一级的主流媒体和纪检监察部门。
第五大阻力：僵化过时的法律法规
这次建立上海自贸区前后，就有人提出上海自贸区法律豁免权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些法律成了改革的障碍了，可怕吧？所以我这次把过时僵化的法律法规也列为改革的阻力。为什么会有过时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立法的僵化。你看看我们的每个法律文字那么多，而且基本都是没用的多，什么原则、意义，让人看不懂，一搞就是上百条，没有几条是有用的。我的一位学法律的朋友告诉我，立法最不僵化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级人大用大量的决议决定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每个决议就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几个字就完成立法了；而且，决议过时，也很容易废掉决议。这不跟美国差不多吗？所以我建议，在这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也学习我们人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做法，对成为本轮改革障碍的法律做个系统的清理，尤其对那些政府发布的法规。
最后，我要感谢以马行空为首的研究团队，没有他们的资料研究，就没有本书的顺利出版。
郎咸平
2013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