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整整一年半在列宁的身边担任卫士的李富清，被编入红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在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班长。他心里始终铭记列宁的教导和嘱托，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李富清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多次荣立战功，在战火硝烟中，曾四次负伤。其中一次在前线，他负伤后仍在继续战斗，是战友发现后喊道：“瓦西里，你受伤了！看你棉衣背上都是血，头也破了。”在指导员的命令下，李富清被战友背着送到战地临时医院。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正在军校学习的李富清被选为军校的代表为列宁守灵。默默地伫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水晶棺椁前，想起了列宁的音容笑貌，想起了自己和列宁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了列宁对自己和中国卫士情同父亲的关爱……恍如昨日，又恍若隔世，李富清不禁泪流满面。
1926年夏天，李富清被调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担任中国工人的总翻译。在此期间，28岁的李富清和一位年轻貌美的苏联姑娘相识相恋了。结婚后，先后有了儿子和女儿。此时苏联的政局已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李富清非常欣慰。他的苏联妻子非常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活泼又聪明可爱，让这个中苏融合的大家庭，在温馨的港湾里，荡起了层层幸福的涟漪。
这种舒适甜蜜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五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野蛮残暴地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消息传来后，李富清郁郁寡欢，难以平静。他17岁告别父母，算起来离开家乡15年了，他永远忘不了在他奔赴俄国时，当火车已开出很远，父母仍留在站台上不肯离去，不停挥手的情景。多年来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家乡沦陷，他更是思乡心切，对父母和弟妹的牵挂让他夜不能寐。苏联妻子也非常理解中国丈夫的心情，同意并鼓励李富清回国探亲。
告别的时候，李富清抱起一双儿女，孩子搂住爸爸，将他的面颊亲了又亲。妻子也和他紧紧拥抱，叮嘱他探亲后尽早回来，她会照顾好一双儿女，等着他回来团聚。
1931年底，在依依难舍中，33岁的李富清告别了妻儿，踏上了漫长的回国路。
李富清17岁时到俄国走的是中东铁路，他清楚地记得，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和同行的3000名华工集合后，是从哈尔滨坐上了前往俄国的闷罐车。15年后，他回国还是要走这条铁路。他长途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赤塔火车站，想要通过满洲里国境线时，才知道日本侵略者封锁了中俄边境，火车无法前行。不得已，李富清只得计划先绕道去新疆，然后再去东北。
俗话说的“扳道岔”，通常指火车改变了轨迹和方向，而李富清归途的“扳道岔”，也让他人生的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命运和中东铁路紧密相关，这条铁路也成为了他人生的节点。
李富清历经艰辛和坎坷来到了新疆，可当时新疆地区正值军阀混战，军阀势力既不许人们去内地，也不准去苏联。在战乱中，李富清只能流落到迪化，开了一个小饭馆混日子。他焦急地等待能回到沈阳老家和亲人相见的日子，他也渴盼回到苏联和妻儿团聚，怎料想，这样的等待竟然是漫长的19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和老家、新家都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天各一方，思念父母，不知父母在日本的残暴统治下是否还在人世；呼唤妻儿，也不知妻儿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了，近20年了，一双儿女会变成什么样呢？正在成长期却失去了父亲，没有了父亲的陪伴，这是怎样的遗憾和无奈。每每想到此处，李富清总是黯然神伤，倏然泪下。孑然一身，孤灯相伴的李富清时常借酒消愁，夜深人静时，他望着一轮圆月唏嘘喟叹，月有圆的时候，人也有合的时候，可是这合的时候在哪天呢？
1950年，52岁的李富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程处呼图壁休养所当炊事班长。李富清在工作中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7年，59岁的李富清的英雄事迹被人发现，《新疆日报》以整版的篇幅予以报道，轰动了新疆。同年11月，59岁的李富清被选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随同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活动。
在此期间，李富清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赴苏前，11月3日，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当刘宁一团长向周总理介绍李富清曾当过列宁的卫士时，周总理立即高兴地同李富清紧紧握手，并亲切地询问李富清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周总理对包括李富清在内的6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说：“你们为十月革命做过贡献立过功，不要骄傲啊。”他接着指向李富清说：“你当过列宁的卫士，还负过四次伤，得过奖，不要骄傲啊。”李富清连连点头。此时，他想到了1919年秋赴前线前夕，列宁对卫士队的叮嘱：“你们到前线以后，切切不可以为给我当过卫士就骄傲起来哟。”
时隔26年，重返苏联，感受各方面的巨变，让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生活和战斗的李富清百感交集。站在莫斯科红场高高的观礼台上，和中苏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盛大的阅兵式，李富清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参观克里姆林宫，瞻仰列宁墓，往事历历在目，李富清止不住心如潮涌。
在苏联的近一个月时间，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受到了苏联人民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李富清作为当年列宁的卫士，并且为十月革命浴血奋战的事迹被苏联各大媒体报道后，李富清所到之处，更是鲜花云集掌声一片。
许多老战友也都纷纷前来看望李富清，其中一些战友还联合起来，为李富清寻找妻儿，四处奔波。
虽多方努力找寻，却没有得到叫人喜悦的音讯。老战友说：“二战期间，德国***入侵苏联，我们死了很多人，也许你的妻儿不幸遇难了。另外，他们可能早已离开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了。种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李富清和妻儿分离已整整26年了，物换星移，沧桑多变，世事难料，这让他十分伤感。
李富清访苏回国后一如往常，为人很低调，从不张扬自己的荣耀和辉煌。他被调到新疆乌鲁木齐建工医院担任后勤班长，仍然是起早贪黑积极工作，甚至节假日也在加班工作。这期间，李富清应邀到新疆的一些单位和许多中小学校作报告。尽管他文化水平有限，可在演讲时表达的是真情实感，所以颇富感染力。
笔者在乌鲁木齐采访期间，找到了两位曾听过李富清演讲报告的市民，他们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在学校听过李富清充满感情的演讲，听完后很振奋，大家都喊李富清爷爷是“瓦西里”。
李富清原单位领导对笔者说：“李富清是列宁的卫士，是受过伤的老战士，他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要求。实际上，组织上就是要负责照顾好他的晚年生活。他本可以休息，享受一些待遇，可是他70岁时还主动到职工浴池去卖澡票，领导劝他都劝不住，他总想多做点贡献啊。”
作为李富清的老同志和好友的张玉兴，深有感慨地对笔者说：“李富清是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喜欢喝酒，我就常陪他边喝边聊。我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一直是单身一人，是不是总在想念你的苏联妻子和儿女呢？’他沉思片刻，对我说：‘我33岁告别了他们，唉，想得都麻木了，说不清楚是想还是不想了。’”
1972年，人生充满传奇的74岁李富清在新疆病逝。
三、三次见过列宁的刘泽荣
在旅俄华工的史册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本身并非是被沙俄招募的华工，但他却倾心倾力为华工谋利益，想方设法维护华工的权益。他就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泽荣（别名刘绍周）。
采访刘泽荣的后代可谓一波三折。难找难寻且不说，笔者终于在北京打听到刘泽荣儿子刘仁的住址，前去拜访时，险些吃了闭门羹。原因很简单，之前有人来采访时，刘家拿出了珍贵的资料，来访的人说要借走，还说肯定会还，但从此杳无音信。
从2007年夏天开始，笔者曾三次去北京登门拜访。刘泽荣的儿子和儿媳两位老人被笔者的诚意所打动，期间不仅详述了父亲曾给他们讲过的往事，还将刘泽荣亲笔写的回忆录《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及其生前应邀在北京外交学院演讲的录音带等都赠给了笔者。
刘泽荣5岁时随父亲到了俄国高加索的巴统，他的父亲是应邀去当地指导种茶、制茶事宜。刘泽荣的父亲凭专家的身份赚了很多的钱，一家人住在郊区的别墅里，衣食无忧，过着富裕恬淡的田园生活。刘泽荣在巴统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彼得堡综合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担任了两年的中学教员。1916年秋，他又考入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业优秀的刘泽荣，可谓前程似锦。可是，华工的事情却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的华工大约有几十万人。在种种口头许诺的诱惑下，没有文化的穷苦人抱着改变生活的幻想，纷纷坐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远赴俄国，成为旅俄华工。旅俄华工被沙俄称为“黄奴”，工作的条件大都简陋而又艰苦，生活条件很差，衣食住行苦不堪言。“我父亲刘泽荣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非常爱国，他特别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欺辱。”84岁的刘仁发自肺腑地对笔者说。
刘泽荣在工业大学学习期间，住在彼得格勒郊区。有一天是星期天，刘泽荣来到市中心的涅瓦大街逛街，看见人行道上坐着一个中国人，穿得很破烂，面孔清瘦不堪，伸出哆嗦着的手在讨钱。刘泽荣主动上前询问，那人说原先是做工的，现在没活干了，非常想回家，想回国，可是没钱回不去呀。现在没吃没住没工作，只好沦落街头要口饭吃。刘泽荣听后，心里很酸楚，便把身上带的一点钱全都掏出来，送给了这位可怜的华工。
不久，刘泽荣在一份进步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在乌拉尔山区一个很大的铁矿厂里华工们悲惨生活的状况，其中一句话“在市外有个山头，满是中国工人的坟头……”让年轻的刘泽荣感到震惊和震撼，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觉得对华工的悲惨处境不能只停留在愤慨和同情上，要用行动来为华工做点什么。于是，刘泽荣找到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问他是否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华工的利益，是否已经想办法遣返流浪的华工回国。刘公使的回答是关于此事不止一次打电话给中国政府，却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另外，要遣返华工，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笔款项。使馆没有钱，甚至连馆员的薪俸都已欠发好久了。
对于刘公使的答复刘泽荣大失所望。他和华工非亲非故，作为在校的留学生，满可以一心扑在学业上，可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浓厚的同胞之情，让他难言放弃。刘泽荣找到当地各校的中国留学生说明情况，大家充满了同情心，一致认为必须想办法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华工做一些救济工作。思来想去觉得要想做成事情，应该有一个组织来操办。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名字叫旅俄华侨联合会（后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大家一致推选25岁的刘泽荣担任会长，刘文和张永奎为副会长，并选出15名干事，将联合会注册为在俄国拥有法人地位的团体。
1917年4月18日，旅俄华工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刘泽荣的带领下，工作人员为华工利益竭尽全力，四处奔波。联合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各校的留学生，从某种角度说，都是志愿者，但是，他们凭借着文化修养、智慧热情和为同胞奉献大爱的情怀，不计个人得失，全力投入工作。仅仅几个月，工作便卓有成效。
刘泽荣带领工作人员找到了俄国临时政府相关部门，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几番争取后，彼得格勒市政府接到上级指示，决定为流浪华工安排临时住处，并拨出专款用于伙食供应。不久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可以同时应付1000华工的用餐，并且生病的华工可以送到彼得格勒市医院免费治疗。
至于遣返华工回国，并非易事，关键是资金。刘泽荣再次找到中国驻俄使馆，刘公使还是老调重弹，说已将华工情况向政府报告几次，请求救助资金，一直没有回信。刘泽荣不言放弃，为了同胞之事，决定求助于中国最高当局。他亲自起草了求助电文，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宗旨和几个月来的收获以及中国留学生作为志愿者自己捐钱捐物为贫困的华工雪中送炭的情况一并写入电文，恳请当时的总统黎元洪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拨付遣返部分华工回国的费用。
刘泽荣和工作人员请刘公使帮助发电报，使馆发电报方便，也名正言顺。刘公使虽觉得刘泽荣的想法幼稚和天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他还是委派一等秘书代发了这篇直接呈给黎元洪总统的长长的电稿。
或许，黎元洪总统为中国留学生关爱同胞的拳拳之心所感动，过了几天，使馆便收到由北京电汇的10万卢布。财政部来电说，这笔款项是奉总统指示汇给中华旅俄华工联合会做经费的，并说黎总统本人拿出5万大洋，令财政部补加若干，一共折成10万卢布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