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词汇，然而一旦追问起来，人们往往并不能很准确地界定其内涵，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熟悉的陌生”现象。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正儿八经地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那是很晚近的事情，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才真正得到关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给出尊严的准确定义，为此，我们需要把构成尊严的要素做个分类，然后才能发现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尊严是如何受到伤害的。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构成尊严的需求要素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权力、成就、胜任感、信心、独立性与自由度；其二，名誉、声望、被认可、受关注、地位等。这个分类可以大致界定我们所捍卫的个体尊严的范围与内容，只不过马斯洛的分类有些混乱，同样是这些要素，我们可以按照内外有别的方式划分为内在尊严与外在尊严。外在尊严是可见的，大多与中国人的面子有关；而内在尊严，则是心灵的自由度与信心的度量，它与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高度相关。通常，我们会看到尊严的很大一部分要素是要经过制度化的确认才可以得到捍卫，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如果权力一直处于垄断地位，那就意味着这些构成尊严的要素的承认机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尊严的分配不公以及被侮辱与伤害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康德曾说：“唯有道德和人之本性才可以冠以尊严之名。”在个体尊严逐渐萎缩的情况下，个体的道德感也随之下降，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下行路径，人们只能在维持生计的背景下固化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而自我实现的愿望则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这样随着个体尊严的被侵害，整个社会就被锁定在退化的轨迹上，从而社会的存在状态就进入到一种非体面的社会。个体的能力在扭曲的承认机制中就成为一种毫无用处的摆设，由此引致整个社会能力库存的浪费与损耗，这样的社会注定是内在无效率的。坊间所谓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样黑色幽默的段子暗含了多少绝望，当一个社会肆意侮辱一些人的尊严的时候，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伤害，它会导致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国际社会之所以经常看低中国人，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个不尊重自己国民的体制，如何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呢？反之，一个体面的社会，会捍卫每个卑微者的尊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沿着马斯洛金字塔的上行路径发展，伴随着逐渐脱离开低端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随之提高，最终使大家的收益与存在状态都得到提高。
俞可平先生曾撰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先生过于委婉了，民主何止是一个好东西，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否民主犹如人是否穿衣服。衣服于人而言是摆脱野蛮愚昧的象征，而民主于社会而言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事关一个体面社会里所有成员的福祉与尊严。此刻让我们重温180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句话，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平等每时每刻都在向每一个人提供着慰藉。它的好处是普遍的，也是持久的。”
5.劣势累积效应推高创新成本
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已然揭示了整个社会对于创新的渴望与期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整体创新乏力，有重大引领意义的原始创新并不多，这种外焦里嫩的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创新乏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存在严重缺陷，即支撑创新的五个基础条件（制度、经济、人力、文化与舆论）不匹配，导致创新行为很难有效发生。毕竟创新是一项对社会基础条件高度敏感的稀缺性智力活动，正如经济领域需要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如三通一平等）一样。由此，给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在创新领域同样亟须提供基础条件的保障，否则，无论如何高喊创新，其结果仍停留在一种纸上谈兵的语言游戏阶段。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一个推论：劣势累积效应必将推高创新成本，从而扼杀创新行为的发生。
笔者的小组去年曾做了一项工作，对中部两省的科研投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科研投入相同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的科技产出远低于相对发达地区。换言之，发达地区的科研效率比落后地区高出几倍，发达地区创新成本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反而比较低，越是落后的地区创新成本越高。这与人们常识中的理解与直观判断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认为落后地区物价比较便宜，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那里的创新成本也应该是比较低的。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
如果我们把创新的实现当成一种产出，那么生产创新的要素投入价格决定了创新产出的成本。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推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分别是：资本、土地、人力与技术。其中的资本与土地属于传统的资源要素，它们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而代表新兴经济增长引擎的要素是人力（人才）与技术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经济学家罗默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等要素带来的内生型增长，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外生型增长模式。那么，简化我们的论证，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相应的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要素，即我们上面提到的五种基础条件，从而导致支撑创新的诸要素在落后地区都是稀缺的，这些要素在市场上都比较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落后地区的创新成本比较高。相反，在发达地区，由于各项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都比较丰富，再加上竞争关系，从而导致诸基础要素在市场中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最终带来的创新成本也比较低。
前些年国内经济学界曾经流行后发优势理论，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发展已经证明，结论正好相反：后发劣势。后发不但没有优势，反而造成劣势的累积效应。比如，硅谷和中关村只能存在于发达地区，那里有创新所需要的制度条件、资本（各类风投基金）、人才、文化、舆论的优势，从而那里的创新成本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反而是最低的。硅谷与中关村的运行机制不存在什么秘密，然而这些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地区成功地替代或者复制硅谷、中关村的原因也在于此。这也间接证明，“后发优势”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联想到这几年学界一直热议的产业转移话题，同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其原因也在于落后地区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支撑，使得产业转移成本过高，直接压缩了产业转移的理想利润空间。
如何突破劣势累积的陷阱，这就是摆在所有落后地区政府面前必须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从而加剧马太效应的逆向转化。解决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准确评价当地现有的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真实状况，从而找出存在的主要基础条件短板；其二，加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在短期内实现智力积累优势，目前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相反，不积极改变人才的生存状况，只是一味地利用行政手段卡住人才流动是非常愚蠢的措施，因为缺乏匹配的激励机制，无法避免人才“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出工不出力”的管理困境；其三，加大制度改革的步伐，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创新的利润空间，这是当下各级地方政府最有可能实现的措施，高度集权的行政架构已经制造了太多的交易成本。2014年年初中央政府推出的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就是一种主动降低制度成本的高明措施，然而很可惜，这步好棋，开始之初就被附加上太多限制性条款，从而没有起到政策初衷设定的目标，导致制度安排出现夹生现象。
综上，落后地区让所有创新成为一种非常不确定与极度不经济的行为。在全球化的当下，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在市场利润空间相对趋同的背景下，谁的成本低，创新诸要素就会向谁流动，因而，谁也就在这轮竞争中获胜。对于创新活动而言，它先天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以及可能的高回报特性，这就要求在创新空间内必须具备必要的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创新成本，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创新的存活率与实现率。
6.作为政策工具的经费的三种职能
关于科研经费的治理，很多人都在关注末端，即经费该如何花。其实这种切入视角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现在各级单位的财务管理都非常严格，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旦管制成本超过管制收益，这种管理就会成为新的教条，从而制约科研活动的正常运行。经费如何花，是经费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我们需要从源头上看经费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基于此，不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科研经费的功能主要有三个：其一，经费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传达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其二，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知识生产；其三，经费作为政策工具实现对共同体的规训职能。
在阐述上面三个问题之前，需要对当下一些错误印象进行清理，否则，这些错误认知在舆论的放大下，会带来政策走向的不可逆转的改变，最终酿成管理者的盲从现象，从而引发决策的失误，这种失误是国家无法承担的。当下对于科研经费的热议，源于最近曝光的几起贪污科研经费的案例。客观地说，在我国，科研经费的配置与管理层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几起曝光的事件对于堵住经费使用漏洞是有意义的。但在改革科研经费治理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时，需要避免出现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可怕结果，否则，行为就从最初的理性化诉求演变为最后的非理性的情绪化冲动。这是我们整个立论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众所周知，科研经费来自政府税收的二次分配，用以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建制化的科技事业，它的发展如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否则根本无法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是昂贵的事业，而这些是个人所无法承担的。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为了维持科技发展不至于中断，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当下的科学早已告别单枪匹马的英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建制化的合作时代。
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我们把科技投入当作一种投资的话，那么这笔投入的产出是什么呢？这是科技在当下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根据所在。我们认为，科研经费的投入带来的产出主要有两种：知识与人才。知识是有价值的，人才也是有价值的，这点早已成为常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分别是：资本、土地、人力与技术。在工业革命以前，资本和土地是获得收益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后两者的重要性越发明显。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于1956年提出的“索洛余值”充分证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外生变量：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发展的内生模型，即把蕴藏在人力中的知识与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认识是革命性的，换言之，没有掌握知识的人的积极参与，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用一句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知识的差距造就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而所有这些都是科技投入的结果。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处于边际收益递减状态，而人力资本和技术等新兴知识性要素则处于边际收益递增状态。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一书中指出：1951年美国白领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人数，这个事件具有里程碑性意义。其实，这个事件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知识化生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大规模投资科技（通常发达国家R＆D投入占GDP的2.5％以上，我国2012年这个数据才达到1.98％），其原因也在于此。时至今日，我们也达不到较高比例，这就是我们与美国在科技与人力资本基准线上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