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曾是西域的行政中心与北大门。较早对北庭佛教做出正面描述的，有《悟空入竺记》。悟空，原名车奉朝。唐玄宗天宝十载（751），随使团出使罽宾（克什米尔），因病滞留犍陀罗国，病愈，在当地出家。贞元三年（787），赉经回国，三年后才回到长安。途中，悟空留住北庭近一年，在北庭龙兴寺与当地释子组成班子，翻译经书。悟空要离开北庭返回长安时，为怕出现闪失，他将历时三十多年精心搜集的梵文佛经原本全部留在了龙兴寺。两个世纪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出访北庭。关于北庭最详尽的记载就出自此行的记录《西州使程记》（又名《王延德使高昌记》）。《西州使程记》不但写到北庭的地理、人文与物产、民俗，还专门提到北庭古刹、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的应运大宁寺。从高昌的交河城前往北庭，王延德一行翻越了雪山（东天山）分水岭，正在北庭避暑的高昌国王在高台寺专门为使团举行了接风宴会，使团就住宿高台寺。上述记载是中国正史关于“活的”北庭的最后一笔。贴近北纬44度的北庭，不但是西域北方门户，高台寺、应运大宁寺、龙兴寺（西寺），共同构成了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北的传教中心。佛教萌生在炎热的印度半岛，向北传播成了生死命脉。但是，佛教从没有真正迈过北纬44度，这种阻滞，一定程度上促使佛教通过敦煌折向东，走向大海。北庭可以视作佛教传播的“北极”。《西州使程记》写到的高台寺，距北庭有不足一天行程，屹立在北庭西南的丘陵顶端。那无疑就是吉木萨尔千佛洞。种种迹象表明，高台寺（千佛洞）是北庭教区的主寺，是佛教传播的北极的极点。
千佛洞隐显探秘
探索高台寺千佛洞之谜，必须回到起点，从乾隆三十五年患青光眼的菜农重见天日、千佛洞宝藏复显人间开始。
秘藏有一洞精美佛像的千佛洞，就是文献记载的高台寺，这没有争议。但由一个靠拾柴为生的人启动藏佛洞发现，则不无蹊跷。
《三州辑略》卷一“山川门”这样描写千佛洞地形：“入山约行数里，重岩迭嶂，高下不等，树木丛茂。”而且，菜农是为捡拾干柴而来，又曾在山顶大树之下“解带欲缢”。但是，到过千佛洞的人都看得见，这一带就没有原生林地，也没有森林的遗迹。
实际上，乾隆三十五年还有另一个在北庭发现古代佛教遗址的人，那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戏说归戏说，乾隆三十三年，因为“漏言”（泄露机密）纪昀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在塞外新垦地，他度过了两年终身难忘的日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在新疆，他最后一次出公差，前往吉木萨尔为即将调入新疆的部队勘察新的营地。选择营址期间，他巡视过吉木萨尔“山中千蹊万径”。使他最有成就感的是北庭故城的发现。他说：早已毁作农田的古城有一处“极雄阔”的佛寺，“石佛半没土中，尚高数尺”，当地人居然在遗址捡拾了佛门重宝——金瓶舍利。回到乌鲁木齐，纪昀马上获悉被乾隆破例“恩命赐环”。他顾不上将吉木萨尔的发现整理成文上报，就踏上东归之路。纪昀把这件事作为对新疆的最后回顾，分别写进《乌鲁木齐杂诗》与《阅微草堂笔记》。
同一年、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同一时期的佛教文明遗迹。这两件事显然有某种联系。可互为旁证。三十年前我最初读到《三州辑略》的记载时，将它与《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做过比较，并产生了“到实地看看”的念头。然而第一次见到高台寺，竟萌发了不能释怀的疑问。
那是1977年深秋，在遍布残砖断瓦的山头，前人提到过的那两个竖立在山顶的乾隆年间的古碑，早已粉身碎骨。高台寺遗址除了我，还有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的老人。我很快发现他不是游客，他注意的并非寺院，而是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起夏天回北京探家时，曾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工作人员询问，展品中是不是有索诺木策零进贡的铜佛。说到这儿，老人马上转化了立场，将我当成知己。他说，“文革”前，他是庙里的道士，后来被迫还了俗，但仍然牵挂寺院。他向我讲了许多高台寺的掌故。他说，整个寺院，只有石雕卧佛（无量寿佛）是原来就有的。我们走到庙宇残址的方砖上，他站在转折处说，从师祖开始，就相传这里的地下有东西。他跺跺脚。“你听！”他轻声说，“是空的。”他还说，为了这个秘密，他才不分寒暑每天来巡视。
下山时，我回顾寺院，为特殊的庄严感左右。老人一直目送我，夕阳为他披上了金色道袍。突然，我产生了疑问，这真的是着名的“藏佛洞”吗？长期以来——从“藏佛洞”复现于世——这里就叫“千佛洞”了。什么是千佛洞，尽人皆知，敦煌莫高窟、库车库姆图拉、拜城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以至洛阳龙门、大同云冈，都是千佛洞，也叫“石窟寺”。它的前提是在丘陵的山体与地面平行地开凿出洞窟，一直伸向山腹。高台寺这个千佛洞，却屹立在山顶。当然，在卧佛面前有个几米高的土堆（野村荣三郎称为“洞殿”），可那与山腹部的洞窟毕竟是两回事。目前建有寺院的地方，秘藏佛像的洞窟遗迹从没人见过——就不存在构筑洞窟的空间。也就是说，历经了三毁四建的，只不过是一座后人修建的庙宇。
我几乎是一步步倒退着走向路边等候的卡车。我的思路却向前奔跑，追溯前人的记载。不错，从来没有人推究藏佛洞的遗迹在何处存身。究竟是我走火入魔了，还是问题太明显了，反倒让人们忽略了症结？此刻我后悔没有与老人一起认真谛听地下的回声。这当然是千佛洞，这当然是高台寺，但是，真正的秘密应该潜藏在它的地下。到了路边，我用力挥手向老人告别。有一刻我竟恍然觉得他就是那个虔诚的菜农，守望着福田。
那时我正在构思一部考古探险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原来曾想以高台寺为背景。几年后，《千古之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主人公探索的对象变成楼兰王国的神秘墓地小河遗址了。可高台寺从未离开我的脑海。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7年的三次实地考察，相信我们一步步接近了事实真相。
2007年4月26日，正午的高台寺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在住持法师陪伴下，我们步入了屡毁屡建的正殿。可以肯定，从菜农就地出家，千佛洞就在这个位置，因为那尊卧佛不可能移位。卧佛，是千佛洞地标。住持法师说：他每天半夜巡视寺院，走到正殿某个地方，总感到仿佛走在一口大缸的上面——脚下是鼓状的空塘。我想起三十年前老人的话，就站在那地方，轻轻顿顿足，问：“是这儿吗？”法师略感意外地看着我，点点头。一代一代的高台寺出家人竭力护持的命脉，应该完好地封藏着。
2007年9月，在高台寺，我对附近地形作了初步踏勘。整个千佛洞区域都分布在山顶，卧佛北面，是个土墩，难道那便是高昌王宴请王延德的高台寺遗址？山前山后有不少树木，但都是近年人工种植的，山间沟壑盘旋，道路曲折，然而没有哪道山崖有构建石窟寺群的地理条件。
2007年11月，我再次来昌吉州考察，意外获悉：前几天大雨过后，高台寺正殿背后的土墩被冲刷出疑似佛龛的建筑残址。佛龛、底砖、塑像残片……被雨水与封土剥离开，难道是那消失了近两个世纪的千佛洞又露出了端倪？难道是又一个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奇迹即将出现？土墩之下真的封存着曾经接待过王延德使团的高台寺遗址？高台寺与藏佛洞，会是一个地点的双重秘密？
通过历时数十年的文献搜索与实地考察，至此，“千佛洞猜想”有了初步的蓝图：高台寺是佛教北庭教区的主寺，进出北庭的制高点，文明隐显的里程碑。寺院保存有大量佛像，一旦时机成熟，将为宏扬佛法做前驱。灭法劫难来临之际，僧众将这批佛门瑰宝秘密储存在寺院之下的山体中。清代随着新疆北部的开发，佛教文明在沉睡七八百年之后，进入复苏状态。菜农也许并非无意地开启了宝藏之洞。双目失明与重见天日，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如果进一步的探索证实，“菜农”是纪晓岚们特意设置的“三维合成映像”，我不会感到惊讶。千佛洞的奇迹再现，确实推动了佛教这绝迹已久的信仰在“劫灰”之上重新获得受众。从千佛洞重见天日起，特意在高台寺遗址附近重建了新的寺院，以延续香火。而藏佛洞则被最忠实的信徒再次秘密封闭在原地。除了进贡皇帝的，以及个别流传在民间的，整洞珍贵佛像仍然保存在原处。实际上，历经三毁四建的寺院，只是为了保护无价宝藏而树立的虚相，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用以测试文明迁转与人心向背的风向标。因为关系到佛教文明的传播与隐显，千佛洞成为成吉思汗皇陵、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变体。
通过对“藏佛洞”的重现与灭迹过程的探讨，我们的答案是：“藏佛洞”从未真正毁灭在一次次战乱中，仍然秘藏着，将由文明的传承者去发现。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宗教将历史化解为迷信，我们要将迷信还原为历史。”我们的探索，始终立足于辨认历史发展的脉络，认清时代进步的走向。
不管怎么说，猜想毕竟是猜想。再好的猜想，也需要落在实处，等待着事实的认证。不论是亟待抢救掩埋在土墩之下的高台寺遗址，追索“藏佛洞”封闭、复出、再次迷失之谜，重现西域北庭教区的汉唐风貌，还是探讨佛教传播的北纬44度极限，目前确实都距离真相重现不远了。如今，我们已经站在吉木萨尔那个秘洞的山门前，就等待一只有力的手，再次推开那扇隔断历史与现实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