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兵团刚组建不久，需要补充会干农活的劳动力。1956年从河南农村招收了一批男女青年，程均友就是那时从老家来到遥远的边疆，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农二师34团。他们刚到的时候，一起来的女青年就在那儿哭开了。程均友问她们：“你们哭啥哭？”她们回嘴说：“谁跟你们男的一样，不管往哪儿都行，我们来到这儿看不惯，我们不哭吗？”程均友说：“谁叫你来的，你不也是争着报名来的。不叫你来，你偷偷摸摸挤着上火车，你咋不说？来到这儿又哭开了，来到这儿又胡说八道！”虽然他们都是同一批的，但当时程均友的思想准备做得比较好，是打算艰苦奋斗的，难怪他进步比较快，几年后当上了连长，还把连队带得生气勃勃。
经过这些早期的兵团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当时光流转到6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初具规模，下辖二百多个团场，大体分布在全疆重要的边境线和交通线上。那时连部队带家属，人口已达到一百四十多万。
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
在上海的另一处街道，一副若有所思神情的中学生余加安，那阵子也和伙伴们在街上，在里弄到处走。起初是看热闹，后来大家就跃跃欲试了，这种情绪是会互相感染的。他们都知道从新疆来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布在不同的街区，搞图片展、实物展，征召青年支边的主题叫“我们新疆好地方”。从图片上看，那些地方真的不错，确实是个好地方，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骏马……
给余加安特别深的一个印象是做宣传的人声情并茂地讲到：“那里的瓜果多得吃不完啊！”的时候，别的先不讲，仅此一点，对于刚刚度过饥荒年代的孩子来说，就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毛国胜虽然出身差，但他是个好学生，他对那些宣传更是很用心很留意，所以他清楚地记得，喇叭里、小册子上，还有工作人员的介绍，说的都是那边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一串串的葡萄、一桶桶的牛奶……甚至于说道，那边蔬菜不怎么多，就是肉类很丰富，肉是敞开吃的。工作人员为此还特别提醒大家：“可要多带一些茶叶去，以免肉吃多了以后会不好消化。”在那样的年代，居然有一个能让人把肉吃多到不好消化的地方，简直不可思议，单单这一条就足够令人神往了。
朱静华当时是个活跃的女生，她也成了1963年7月上海第一批赴疆的女生。对她来说，最初的决心来自于在文化广场听动员报告的现场。7月1日的文化广场，地上黑压压坐满了人，都是年轻的面孔，周围飘着许多红旗。听说在台上做报告的是王震，但离得远也看不清。能到会场坐在下面的还不是全市中学生，而是各校各班级选出的代表，朱静华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参加了大会。
会上的报告主要是描绘和动员性的，给大家描绘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光荣历史、喜人现状和发展前景，给大家介绍新疆的生活，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比如那边的牛奶吃不完，葡萄如何的好。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了以后，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骨干分子了，要靠你们把那里建设得更加美好。
后来还给他们放映新疆题材的纪录片。作为女生，朱静华感觉特别美好的，是看到吐鲁番有那么多挂满枝头的葡萄和遍地的瓜果，看到少数民族群众穿着那么鲜艳的衣裙载歌载舞……
同样是女中学生，在鱼珊玲的印象里，动员工作真是蛮厉害的，从王震到文化广场做动员报告以后，全市都行动起来，在各种场合宣传鼓动。所有的街道里弄，都在出黑板报、墙报，贴标语，拉横幅，插旗子，天天不是开大会，就是开小会。一直动员到了每家每户，动员到每个家长、中学生和适龄青年。
到1965年，再次在上海进行全市范围支边动员的时候，已经有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军垦战歌》，主要内容是把先期支边青年的风貌展现出来。影片的一开始，就是青年们迎风站在“解放”牌卡车上，昂扬进疆的情景，接着还有女青年在桑树下笑盈盈采摘桑叶的画面。配上了激情的女声解说：“在塔里木，已经有了十几万亩桑园；可以期待，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它将会成为祖国新的蚕桑生产基地！”
影片中出现了劳动的地头，背景是林带和田野，青年们切开红瓤的西瓜，高兴地品尝，面庞红润的女青年在中间跳起舞蹈。诗朗诵一样的女声解说：“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充满着健康的欢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既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收工归来的愉快。”
即使在以后看来，《军垦战歌》也是一部拍得相当成功的宣传片，其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更是充满了浪漫情怀，久为传唱。影片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画面，再加上现实中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足以让那个时代单纯而躁动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了。
韩培芬，一个爱说爱笑的中学生，她就是看了这样的影片以后，怎么也忘不了那些色彩鲜艳的美好画面。你看，一抬头啊有葡萄，地上呢全都堆满了哈密瓜、西瓜；你听听，那里的土豆有多大，棉花有多好。人家动员的说了，像部队那样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就是去当兵三年，到时候可以回来。再加上她还从没出过上海，从没坐过火车，想着能坐上火车到那么神奇的地方去看看玩玩儿，多棒啊。
她的一个姐姐在南京，是知识分子，听说妹妹要报名支边以后，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她明白当然对这种光荣的事也不能直接阻拦，就给她的父亲出主意说：“您赶快把户口本藏起来。不要给她迁户口，那样就走不了。”结果小姑娘韩培芬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聪明，她对大人说：“你户口本不给我不要紧，我都问好了，只要我一走，半个月以后，人不在，户口就自动销掉。”她竟然会想到这个，这么说了以后，父母没办法，按当时的形势，就算不支持也不能反对呀，还是给她拿去迁了户口。
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从政策上讲，录取的大门向年轻人敞开；而对于女青年报名的，尤其加以鼓励。上面对报名者掌握的录取标准是：年龄十六岁以上；政治上历史清楚，品德没有严重问题；对出身“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只要本人表现较好，积极要求参加边疆建设，应予录取。另外特别加上一条：考虑到生产建设兵团原有的性别比例不合理，对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鱼姗玲是个出身在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孩，父母早已移居香港，据说资产丰厚。1963年，她高考落榜。当时，父母就为她办好了到香港去的手续，只要准备一下，到广东出境就可以了。但是临行前她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团组织的规定，凡是这种情况的需要回学校办理退团手续。结果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老师们见了她都表示很不理解，有个女老师不高兴地对她说：“鱼姗玲呀，你在学校表现得蛮不错嘛，一直选你当班干部，还是团支部委员，可是你怎么刚刚离开学校没两天，就要急着跑到香港那边去呢？”按他们的说法，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那是很不好的，就如同从光明投向了黑暗。
年轻的鱼姗玲内心深受触动，据她自己说，“毅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去香港和父母团圆，放弃在香港继续升学的机会，而要像许多同学一样，加入到支边的光荣行列中。远在香港的父母得知女儿改变主意后坚决不同意，一连发来十二封电报，鱼姗玲仍不为所动。母亲甚至专门赶到上海来，苦苦劝说，要把她带走，但一个决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女青年是很难被带走的。最终，这个独生女儿还是执意要选择登上西去的列车。
“十二封电报”与坚决抵制，这一反一正，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宣传动员中最生动鲜活的例子。比一比，看一看，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能够毅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可彷徨的呢？
生活条件本来不错的女孩子鱼姗玲，一向是个好学生，她想得很单纯。那时候她像不少上海人一样，就是觉得新疆很陌生、很遥远，所以对她而言也就显得很神秘。因为父母亲很早就离开上海，她一直在学校受教育。高一入团，一直担任班干部、团干部，应该说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最后抉择的时候，她实际上是这样想的，街道里这样子动员，自己说出的话总要算数的。其实，类似于她这种情况，那时也大有人在，有的在上海的家庭生活相当好，照样是放弃了优越的条件。
像鱼姗玲这样的行动，正是兵团和上海各级组织热情欢迎并大加鼓励的。后来她到新疆不久即被树立为先进模范，此后许多年她一直是作为典型人物，大会小会没少参加，各种荣誉没少获得。中央级大报在头版刊登她的事迹，醒目的大字标题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祝匡依证实，那些年在《人民日报》也好，《中国青年报》也好，树立的这种典型比比皆是，比如说河北出了个邢燕子，天津出了个侯隽，都是女生。而祝匡依和班里同学们崇拜的对象是江苏的董加耕，他们还给董加耕写过信。董加耕的原名叫董嘉庚，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1961年5月，他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祝匡依和中学同学们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凡是报上登的先进人物，都是自己学习的楷模。
现在，祝匡依的家仍然安在新疆石河子市的农八师宿舍。四十多年前的1964年，他是为数不多的北京赴新疆支边青年中的一个。他找出了一直保存的一张动员报告大会的入场券，可以看到上面印的字是：“1964年7月31号下午7时半，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告人周恩来。”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可以坐八万多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都去了，祝匡依他们作为中学生代表也有幸参加。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面临毕业后的道路选择时，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支边对于他们是个明智选择
才上完初一就报名进疆的王祖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命运。本来，他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但是父亲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接着一年不到被定性为“反革命”，抓去劳改了。母亲虽然没被查出有什么问题，而政治前途也随之受到影响。所以在学校里，同学一见王祖炯就喊：“你爹‘右派’！你爹‘反革命’！”他心里头一直特别不想上学，想快点离开，去一个能够跟这一切斩断联系的地方。
王祖炯的母亲既是老党员，也是教育局的干部，对于党组织号召支边这样的事情，她怎么能够明着阻拦。但确实从做母亲的来说，六个子女，都是在十五六岁离开家，丈夫长年关在监狱，她的心里肯定是特别的压抑，没有地方也没有人可以诉说，还必须在外面强作积极，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生活磨难。
虽然不赞成儿子王祖炯离家远行，但母亲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去跟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说：“到新疆去是党的政策和号召，肯定应当响应。但是呢，如果我这个孩子能够把初中上完了再去建设边疆，他就能有更多的文化，可以更好地去做贡献了。”
王祖炯看到母亲的态度这么消极，十几岁的他就不停地吵，整天闹着要去。暑假里，他天天往街上跑，看到那些敲锣打鼓的，各个街道都很热闹，喇叭在广播，到处是宣传画，还有拉的横幅，都是动员到新疆去参军。眼看着人们欢天喜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学生，他这心里能不火急火燎吗？
凡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面对选择的时候往往有着特别的感受和想法，所以行动起来就更加义无反顾。对他们来说，本来父母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自己平时头都抬不起来，总挨欺负，所以巴不得最好赶快走。像少年王祖炯，知道自己身为“右派”加“反革命”的儿子，绝不可能有机会正常参军，但是他一想，人家来动员的没说我不能去兵团啊。十几岁的他想法很简单：能穿上军装，就证明我这个反革命的儿子同样也能抬起头了！
9月1号开学以后，王祖炯去上学，但是在教室里怎么也坐不住，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打算悄悄溜出去，当时正在上课，走大门不行，看见靠墙有个垃圾桶，他爬到垃圾桶上翻墙跳出去。一口气跑到街道，再跑到区里，要求去新疆。
李梦桃至今还保存着兵团招收时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1963年9月13日的中午，王祖炯回家吃饭，恰好在家门口看到邮递员来了，分明是往他家来的，分明是送来一张通知单，粉红色的通知单，在风中飘舞。像做梦一样，他被录取了。
他连午饭都不吃了，拿着通知单就往学校跑，跑去以后，告诉老师：“我不上学了。”没等老师发火或是问他为什么，他就急急地说：“我要到新疆去了，我参军了！你看，这是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