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尚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缠足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女性还在饱受缠足带来的折磨。康熙帝曾经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些满族女子也仿效汉族女人缠足。
中国女性最终能够从缠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一位西方女子，她就是阿绮波德·立德夫人（1845—1926）。
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19世纪80年代中期，她穿着高跟鞋，提着装有精美的咖啡杯、雅致的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从英国坐船来到中国，追随经商的丈夫到处游历，一边游历一边用文字将她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
游历期间，立德夫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女人缠足的痛苦。在她看来，强行裹成的小脚不但毫无美感可言，而且致使无数中国女人失去健全的双脚，甚至夺走了一些幼女的生命，这让同样身为女人但拥有自我的她痛惜不已。可是，中国女人一向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敢说出一个“不”字，于是愤怒的立德夫人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妇女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和他的母亲一样。自从缠足在中国盛行之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世景仰的男人。人们不禁大声呼喊：‘他在哪里？’”从此以后，立德夫人开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废除缠足陋习的活动中。19世纪90年代末期，她在中国南方成立了“天足会”，到处宣传缠足的危害，号召中国人不再缠足。
在汉口的剧院里，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请官员来听立德夫人演讲。官员虽然大驾光临了，却很不情愿，因为他们觉得，由一个外国女人来跟他们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话题是不可思议的。政府官员的威慑力吓得立德夫人的翻译临阵退缩，幸亏一位会说中文的传教士及时赶来救场，演讲才得以进行。这次经历让立德夫人意识到了权威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她想办法取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并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题字悬挂在会场里，果然很有效果。不仅如此，立德夫人还通过一位西医联系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试图请他也题字支持天足运动。她说：“我不忍心看小女孩们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李鸿章回答：“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立德夫人灵机一动，请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写点东西，权当他是认可天足运动的。李鸿章最终同意了，却说：“你知道，如果妇女都不裹脚了，那么她们就会变得像男人一样强壮，她们会合力推翻朝廷的。”此后每次演讲，立德夫人都会展示李鸿章的题词，确实极有分量。
立德夫人就这样取得了中国官方的支持。为了推广天足运动，她在几年时间里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克服重重困难，唤醒无数的缠足妇女，使她们大胆地扔掉了裹脚布，甚至影响到慈禧太后，使慈禧太后下达了让官员劝止缠足的诏令。
当然了，缠足陋习得以废除，并非立德夫人一人之功，书中对西方人的作用也有所夸大。不过，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子，原本可以像其他在中国游历的外国女人一样过平淡、闲适的生活，她却因为不忍心看中国女人继续忍受缠足之苦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实在难能可贵。当时的福州道台对她说：“中国以前只有一个观音菩萨，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这应该是对立德夫人这一行为的最高评价吧。
本书是立德夫人在中国的游记作品，初版于1901年，以后多次再版。书中除了讲述反对缠足的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作者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捕捉了一些被历史遗漏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读。其中，作者面对彼时中国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故而某些看法略嫌偏颇，如谈到传教士的作用时，便明显带有“救世主”的意味。
为了完整、准确地反映原著的风采，此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中华书局和金城出版社的译本，在此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瑕疵，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