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6日,华盛顿军备会议结束,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与此同时,我盘算着离开华盛顿,重返上海。因为当时《中国贸易法案》经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后,已交给审议委员们,由他们商议后做最后决定。此时,对于我在华盛顿付出的心血,我甚是看好。起初,我认为说服国会通过上海的美国商人期望的《中国贸易法案》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我竟然完成了,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
如同《中国贸易法案》一样,华盛顿军备会议也影响着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毫不夸张地说,它亦奠定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新基石。我认为,这个新基石有利于提升美国在中国的声望。此后,美国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和主权完整的重任,极力劝解他国,希望别国就对中国政策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取消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保障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问题上。
1922年5月4日,我坐船到达上海之时,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那时,直奉大战初露端倪,直系军阀由张作霖领导,受日本支持,奉系军阀由吴佩孚领导,当时他是华北军事的领袖。华盛顿军备会议之后,各国对中国普遍关注,美国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直奉大战的新闻也不足为奇。
接着,我赶往北京,旨在多方位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去北京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直奉大战并没有过多地波及各地区的市场,铁路交通都没被中断。为了给军车让行,我搭乘的火车中途暂停了一下,这大概是战争仅有的副产品。一路上我欣赏着窗外的风景,只见铁轨两旁是一块块的农田,中国的农民依然在田里辛勤地劳作。之后,我破天荒地发觉,从表面上看来,华北诸省的政治军事首领是北京政府的忠实拥护者,其实不然,他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扩张个人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是个忠实的基督教信徒。那时军阀混战,奉系军阀扎根于河南洛阳,在冯玉祥将军的协助下,奉系军阀打败了直系军阀,直系军阀的头领张作霖逃窜到中国东北。
从1922年开始到1928年结束,中国军阀混战长达七年之久。在此之前,蒋介石还尚未统一全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在诸军阀将领中,吴佩孚是唯一一个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如此看来,他还称得上是个人才。那时,吴佩孚的相貌与华北诸省的将领差异很大:一小撮短而红的胡子挂在嘴边,长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漂亮的鼻子,难怪拜访吴佩孚的外国人见到他后感到非常惊奇。值得一提的是,吴佩孚是清朝的一位秀才,与其他军阀相比,他肚子里的墨水最多了。
吴佩孚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他酒量超人,喝大量的白兰地都不在话下,更不用提绍兴酒或山西汾酒了。因为他嗜酒,还闹出了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正当吴佩孚的寿辰之际,冯玉祥略备薄礼前来赴宴,以表祝贺。由于礼物很大,他只好选两名大力士前去收礼。两名手下将礼物抬到宴会的房里。当勤务兵将礼物打开时,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少有的瓷瓶。接着,勤务兵揭开瓶盖,将瓷瓶放在吴佩孚跟前。他拿大勺在瓶里盛了一勺,起身与冯玉祥碰杯,以示敬意。只见吴佩孚将喝到嘴里的液体吐了出来,此时他才意识到瓷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水,显得有点儿失落。
在1926年到1927年冬天这段时期里,我拜访了吴佩孚将军,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与吴将军谋面,或许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当时,反共联军指挥部位于杭州,吴佩孚刚任反共联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南方的革命势力非常强大,革命活动风起云涌。表面上听起来,反共联军的头号很不一般,而事实上,它的境地十分危险。那时,杭州已经是奉系军阀抵御南方革命力量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先前相比,这时的吴将军更加嗜酒,加之在与国民革命军的较量中吴军在湖南溃败,他显得更加颓废。后来,吴军在武昌激战中再一次溃败,正是这次战役宣告了吴军的瓦解。
与他会面时,正值用餐时间,于是吴将军邀我一起吃早餐。见面时,一本破烂的中国古书攥在吴将军手里;用餐时,他时不时地翻翻那本书。出于好奇,我向吴将军打听此书的书名。他一边笑一边说道:“《孙子兵法》。”后来他又补充说道:“那时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既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鉴于吴军溃败,吴佩孚被迫离任。后来,有人推荐他做文职,但是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吴佩孚生性耿直,从来不牟取私利。曾经,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然而,正因为此,他一度说明他仅仅是个军人,不通晓政治。那时,中国的内部战争常常是政治、军事混杂的,而且政治因素时常超过军事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军之所以溃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吴佩孚不熟悉政务。
提及吴佩孚,我不得不谈谈冯玉祥。冯玉祥可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1922年,冯玉祥曾援助吴佩孚的军队。先前,冯玉祥去过俄国,在那里接受了特别的军事训练。冯玉祥部队的枪支是由俄国提供的,除少数由美国制造外,其余全是俄国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沙皇政府曾从美国买过枪支,美国政府也曾赠送给沙皇枪支。如此看来,冯玉祥的军队中有美国制造的枪支也不足为奇了。
卡尔·拉塔克是忠实的托洛斯基的信仰者,他作为宣传员,曾肩负宣传的使命,为苏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战争中为了保存性命,他曾逃亡海外,当他再次返回俄国时,正值斯大林施行大整顿运动,很不幸的是,卡尔·拉塔克被捕入狱。为了打破监狱沉闷的气氛,每当无聊至极时,拉塔克就讲冯玉祥的故事给监狱里的同伴听,这常常勾起大家的笑意。拉塔克之所以说冯玉祥,那是因为他主讲过“革命策略”课,那时冯玉祥是他的学生。拉塔克讲道:“冯玉祥出生于中国北方,在那里落后的农村长大成人。还记得每当听课时,他总是像木偶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课堂上的任何问题都不足以激起他的兴趣。突然有一天,冯玉祥认真听讲起来,并大胆发言,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原来是因为这节课中涉及了两个他感兴趣的话题——军费问题和占领区财务问题。由于大部分中国老式军人是凭借盘剥士兵粮饷而发达的,因而按照常规,像军费和占领区财务这类问题应该是中国老式军人所关注的。”
冯玉祥成长为军队将领,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可以说是相当地不容易。在长久的军队生活里,他不断摸索着,慢慢地积累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受其影响,冯玉祥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最终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冯玉祥在河南担任督军一职时,统领了一个师的部队,那时他向全体官兵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到黄河中接受洗礼。如此一来,一个师的部队全成为基督教信徒。1924年,他入驻北京进行防守,在当地结识了北京女青年会的秘书,并与她结婚。在军事上,他是位将才;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可靠的朋友。1924年直奉大战之际,他投降了敌人,出卖了吴佩孚,虏获了曹锟,撵走了宣统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