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界事物反应灵敏是所有新兴民族的共同特征，这些历史不长的民族很难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到前进的目标，他们在遇到外在刺激时，总是条件反射般地鲁莽行事，似乎不经历一阵混乱，就无法真正探寻到民族发展的方向。因此，要认识这些新兴民族，甚至对其前景做出预测并不困难，只要参照他们简单的经历，找出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可。和新兴民族的冲动完全不同，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则会表现出一种稳重、从容的气质。他们历经磨难，经历丰富，因此总能够沉着地应对外界的刺激，并合理地调整行进的节奏和步伐。历史的车轮每前进一步，他们就会及时地将来自各方面的刺激吸纳、升华，最后演变成一种民族独有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即民族意志力。这种力量，正是这些民族前进的动力。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他们制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因此，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据可依的，他们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并向正反双方征求意见，毫无计划的冲动行为绝不可能发生在这些民族身上。正因为心中怀有信仰，他们的激情并不像谷草一样，极易点燃却很快熄灭，而是和烧化钢铁的烈火那样，持续时间长又非常稳定。他们行事风格平稳、保守，品行稳重，有始有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品行会逐渐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当社会组织形式日益繁复，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阶段时，这种行为规范就会显得尤为重要。当人们的行为受到了规范的约束，他们在做出决定前，必然会经过一个慎重思考的过程，长期的思维锻炼，使人们的思想更为成熟、稳重，因此，人们便能做出更为理智的决定。
我们的民族特性里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情感比较单一，处事太过刻板，对美好事物反应迟钝等。南欧人的情况则和我们完全相反。具备上述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和我们形成互补。中国人的品行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差不多，他们即稳重又可靠，自控力极强，从不会冲动行事，善于在等待中把握时机。尽管在行动之前，他们惰性十足，但只要一开始做事，他们就能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仿佛拥有无穷的动力。虽然他们在做出承诺前，总会考虑再三，不过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竭力完成，非常讲信用。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是顽固不化之辈，只要证实确有其事，他们就会客观地纠正自己的观点。如果要从西方世界里找出一些人来和他们的语言风格相比较，我想，既不是法国人甘比达（Gambetta），也不是英国人奥康内尔（O’Connell）——十九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领军人物，最相似的应该是分别生活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两位英国政治家皮特（Pitt）和布来特（Bright）。由于大多数人自杀的初衷极其相似，所以自杀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并不莽撞。在中国，一些爱国者在向国家表示效忠时，往往就会选择自杀。面对那些位高权重的叛国者，爱国者不会擅自行动去结束叛徒的性命，而是去君主面前毫不避讳地揭发他们的罪行，之后便以身殉国。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这股力量促使他们在个人情感千差万别的情况下，依然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发展而努力，所以他们总能在行动上保持同步。一九零九年召开的第一届省议会就极好地反应了这一点。令人大为惊叹的还有中国人非凡的自控力和恰到好处的行为礼仪。
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出了他们谨慎、慎重的一面，曾有一位绅士在夏威夷做过一些关于人寿保险的调查，他发现在是否购买保险这件事情上，如果将那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行为进行对比，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日本人很容易对人产生信任，打个比方，如果某个日本人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某位朋友购买了人寿保险，他便会不假思索地掏钱订下一份，保单金额还不少。下完订单后，这个日本人会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恐怕要在一个月后收到来自纽约的保险单，他才会想起。他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支付另一笔钱，才能拿到保险单，没办法，这是保险公司的规定，他会毫无怨言地照办。但是，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进展就不会像日本人这么“顺利”了。
轻率行事不是中国人的风格，他绝对不会轻信旁人的言论，更不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只会拿走一份人寿保险的样单，等回到家里后，再慢慢琢磨要不要购买这种保险。至于先让保险公司预支款项，再领保险单的做法，已经预定了保险的中国人根本不会理睬，他的想法是，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拿到手，却要提前交钱，太冒险了。中国人就是这样谨慎，哪怕领了保险单，也不会将紧绷的心放松下来，他写好收据，回家后再将正式的保险单和样单，每条每款一字一句地挨个核对，其细致程度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如果不能确保两者完全一致，他们是不会交纳保险费的。但请不要误会，我之所以大费笔墨地叙述中国人的这些状况，并无意以此破坏日本人的形象，仅仅为了论证中国人处事稳重、谨慎这一特征。事实上，日本人聪明、睿智的形象广为人知，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些言论而受到影响。
中国人是保守的，不过，这种保守绝不能和落后民族的保守性相提并论，当然，如果只是把它看作人们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也不够全面。中国人的保守性，是中华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经由历史选择、发酵、沉淀而生的自然产物。所以，它形成的原因既不是在面对新兴事物或未知状况时的畏惧心理，也不和宗教一样虔诚地依赖现代社会里的那些思想体系有关。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得到更新，他们的行为必然会随之产生改变。如果他们能获得一套全新的哲学理论，并将其吸收、消化，他们就能在对历史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期望中，信心十足地大踏步前进，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一定像现在的德国人一样多。
马丁博士，一名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中国人非凡的创造力，只存在于中华民族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那个时期，到了当代，就消失了。他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在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下，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中国人忙于背诵一些艰涩的语言，原本用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和精力就变得所剩无几。不过，这种说法，我们不赞同，我们觉得导致中国人创造力减弱、智慧被遏制的，并不是教育上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
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出现了原地踏步的情况：他们作画不讲究手法；作曲或演奏音乐时，也从不关心是否曲调和谐；说话时，语句间很少用到关联词和关系代词；而汉字完全就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和古巴比伦文字和埃及文字差不多。一些革新社会的先进思想，极难撼动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毕竟，这些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现在的中国人对古代圣贤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认为他们才是智慧的真正拥有者，而自己则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在这样的自我认识下，现代中国人极少会主动地去挖掘自身潜在的创造力，如果想看到他们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创造力，其难度不亚于指望在十月份看到开花的苹果树。在保守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具备新观念的思想家要提出一种新思想，不得不冲破层层重压，但保守力量太过强大，他们总是无功而返。总而言之，在现代中国社会，早已看不到中华民族发展初期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状态，而是笼罩在一种压抑和沉闷的氛围里。事实上，中国许多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都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比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瓷器、多舱船等，每一样发明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强大的创造力和杰出的智慧。
到了现代，由于受到一些类似宗教的观念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僵硬和固化，形成了一种止步不前的局面，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人们从未对那些观念产生过质疑，因为他们发现，在运用这些观念来指导生产实践时，总是成效显著。在中国这样一个高人口密度的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百姓人身安全和幸福感的充分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观念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对其形成威胁的思想体系，它们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把触角伸向了东亚，使许多东亚国家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外国文化却很难入侵中国，在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天主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最终的命运就是被时间淹没。在开封府，犹太人被当地文化同化，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甚至改变了宗教信仰，要不是他们还长着一张洋人的脸，谁都会把他们当成中国人。中国的统治者满洲人也不例外，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也早已被他们抛弃。“中国就像大海一样，任何一样东西流入其中，都会沾上咸味。”我想，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文化极强的同化力。不过到了现代，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社会出现了一部分致力于改进中国文化的改良派，但他们的行为遭到了文化保守派的极力反对。保守派们以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为豪，认为改良派的行为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当然，我能理解保守派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态度。
几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地带占据着一席之地。也许，至今起五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像中国人一样，拥有这样的地位，好比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他们也站在世界文化体系的中心。那个时代必然是这样的：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突出，按照经济规律，土地报酬递减的现象浮出水面；实验室的辉煌早已成为过去，新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不足挂齿；人们对那些即将在科学研讨会上讨论的话题兴趣索然，这和他们对十七世纪在基督教促进会上的论题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我们的年代，每一个科学真理的发现都令人振奋，比如发现放射现象、自然选择规律、突变理论，洞悉了病菌产生的原因以及精神领域的可暗示性。但到那时，在后辈精英人才的记忆里，这些将不会存在。他们对于科学的认知全面而深刻，牢固而难以撼动，这使他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灵敏度不够，但或许这些智慧非凡的白种人，并没有失去之前的智慧光芒，要想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促使他们创造出新成绩，唯一的方式，只有让他们和火星人打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