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3年，我离开了潘达珀斯学院。经过乔治·丹尼老师的介绍，我进入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在那里读二年级。我还加入了他的同学会和文学社。对于一个热血的年轻人来说，所有这一切的到来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大陆会议创建了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并以两位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的名字为其命名——约翰·哈姆普顿和阿尔金·悉尼。在学院历史上，曾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多位学院的校长。
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学校仅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现在已经发展到近四百名。据1931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列在《美国名人录》中的美国大学校友中，哈姆普顿悉尼学院的校友以7.45%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阿姆赫斯特学院以7.4%的比例位列第二名，其后是比例为6.6%的哈佛大学。这个排名引起了报刊的广泛热议。其中，《诺克斯维尔日报》评论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是一份调查报告所能体现的，它历史悠久，拥有其独特的教育风格。在美国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它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个人之间，尤其是和同学会的同伴之间的友谊，以及在学校悠久传统之下形成的轻松氛围，是大学生活对我最美好的馈赠。但我在这里读书的那段时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已经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其招生的人数在不断下降。长年以来，大量的烟草种植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土地——学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了北部和西部的学校。在我入校后不久，我最喜爱的英国文学老师乔治·丹尼就离开了，接替他的老师是一个毫无生趣的人，讲课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我们物理科学的老师很优秀，但由于缺乏兴趣，我也只是敷衍地在学，能及格就好。临近毕业的时候，对于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学校给我提供了读研的奖学金，但我已经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李·特兰克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几年中，班级的第一名总在我们两个中间交替。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回忆起在学院的日子里感到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他跟我年纪一样大，我们在同一个同学会里面，住同一间宿舍，常常在下午的时候一起散步。和我一样，他也不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甚至我们会一块去和女朋友约会，也不会有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他家在弗吉尼亚州西南的维斯维尔，学期开学前，我们会先在他家会合。夏天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先和他一起回到他家。很多个圣诞节，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毕业以后，我回到潘达珀斯学院执教，他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了法律，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中断。再后来，他先后担任过谢南多亚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21年当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这次选举中，他还创造了历届州长选举最大的多数票。四年任期满后，他成为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第二长老会的长老，并在这个职位上保持了长年的热情。他是在1939年去世的。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每次回美国，想到能够去看望他，我都充满了期待。
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优秀的学生是很多的。毕业那年，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和特林卡尔位居第二。考第一的那名学生做了毕业告别演说。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在授受学位的典礼上登台演讲，学校特意恢复了早已废弃多年的希腊文演讲，并指定由我来做。在热心、和蔼、博学的布洛克教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演讲词的撰写。很幸运的是，典礼那天，台下汗流浃背的同学们没有表现出对演讲的不满。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我还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念书的时候，学院在教育和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协和神学院距离我们很近，它就像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院。我们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有毕业后去传道的想法。在这种热烈、虔诚的宗教氛围下，宗教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的面前。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那些神职学生的社会地位，对他们的品行也没有抱着总是欣赏的态度。《圣经》课是那么枯燥无聊，教堂的宗教活动也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厌烦和不满。
在这里，基督教的青年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弗吉尼亚州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动，都是由青年会在组织领导。我刚进学院就加入了这里的青年会，并且一直算是比较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了学院青年会的主席。当时弗吉尼亚州的政府当局并不支持青年会的存在，认为这是从北方传过来的组织形式。也许正是由于当局的反对，反而扩大了它在我们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当时，一项发动学生自愿去国外传教的运动正在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席卷全国的浪潮。学生们开始关心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问题。运动的组织者们进入各个大学，号召学生们加入传道的队伍中。当他们到我们学院进行宣传时，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而我的家庭、健康、青年会主席的职务，都将我推向了国外传教者的位置上。他们也确实选中了我。
海外传教运动组织学校宣传的人有，维兰德·里昂、福兰特·布鲁克曼、亨利·鲁斯，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但在当时，他们无疑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他们也了解了我在宗教问题上的困境，知道我对传教活动缺乏兴趣。是的，从小时候跟随父亲出去传道的那次经历以来，对传教活动的反感就一直折磨着我，后来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对于做一名老师的热切期待，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对传教事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触。但传教运动提出了合理但又强硬的号召，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要解释为什么不能去国外传教。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可以拒绝去国外传教，可我要选择什么来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教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老师？牧师？我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前提是不能离开弗吉尼亚。但选择做牧师的话，情况的发展会失去控制，我很可能被派往中国。我可能会去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是德国的某所大学去读研究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研究学问当做我今后的事业。当然，这一切的烦恼都源自于那个传教人问题。
当我在烦恼毕业之后的去向问题时，一个奇怪的想法在我脑中浮现：如果我能够预知到会去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一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学读书，并且至少要取得硕士学位。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选择做一名牧师，因而丧失去中国的机会。一直以来，我都在顺应自己的心意在做出选择，因此，无论如何，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懊悔。
二
在这个时候，我在潘达珀斯学院十分敬仰的一位老师，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与李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去担任教职，而我被邀请去接替他原来的职位，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份邀请像是我的救命稻草一般，被我马上接受了。我在潘达珀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教职并感觉十分满意。这段时间，我对弗吉尼亚的感情不断增加。我的两个兄弟离我很近，学院里有很多我熟悉的人，我很轻松地融入到了新的生活中，并感觉到这种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生活，就是我以后的归宿了。
我在这里一年后，就想继续再待一年，第二年后又是如此。不容否认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我仍然难以对以后的道路作出决定。在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杰尔摩（以前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决定要去从事神职工作，并在随后的一年去读了神学。
之前，他曾多次跟我讨论过神学问题。这件事情的中间过程和他最后的决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一年之后，我也进入了协和神学院学习。
在他毕业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宿舍。
对潘达珀斯学院来说，我算是个“老人”了，这使我在感情上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且使我可以重新审视这所学校。就年龄来说，我比学院里的学生大不了多少。我的教学工作为此难免会受到一些阻碍。但年龄的问题很快就因为学院的优势弥补了。在课堂上，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乔治·丹尼老师，我的学习态度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发生转变的。在课堂外，我很容易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时，我会作为他们体育队的领队，和他们一起到别的学校去参加比赛。简单来说，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你是在教拉丁文，还是在教学生？”我是教学生的，所以即使是基础的理论课程我也会把它变得有趣。比如，我会撇开像《凯撒评注》（一个军事指挥官作的军事笔记）这种肯定会让学生们感到厌倦的东西不讲，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考尼里乌斯·尼珀斯写的名人传记。它是专门供罗马的孩子们阅读的，简短、生动、有趣，足够让学生们用来练习拉丁文语法。
我后来在南京神学院，以及再后来的燕京大学的时候，也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和学生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朋友关系。相比起燕京大学的学生，南京神学院的学生显得质朴、简单。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的差别一样。
教书期间，我曾经两次参加了在麻省诺斯菲尔德举办的夏季聚会，它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的一块组织的。聚会很成功。很多有见识的人做了演讲，大家对宗教问题也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
我总是能在当中听到很多新颖独特，同时又很实用的宗教观念。这与我以前接触到的空洞无聊的说道完全不同。耶稣在这里摆脱了神秘的光环，成为令人崇拜和敬仰的真实存在。而这在以前肯定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和参加聚会的很多青年人一样，我贪婪地吸收着这种对基督信仰的新鲜解读。我想我应该对罗伯特·斯皮尔表达我最诚恳的感谢，正是他的观点让我对宗教有了新的领悟。这直接形成了我日后宗教信仰的基础。之后，虽然我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幸，我的宗教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它在我心中依旧明亮，从来没有熄灭过。
三
我是在1899年的秋天进入协和神学院的。当时，它已经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搬到了里士满的郊外，环境很好。学院的校长是沃特·穆尔，精明能干。新建的学校宽广明亮，崭新的教学和体育设施，美丽的校园环境，这一切都使学院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期间，我对神学院，甚至是里士满这个城市都产生了深切的依恋，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淡忘。
进入学院后，除了是否要做传教士这个问题，我又产生了新的疑惑，是关于宗教信仰的。具体来说就是，该以什么态度对待那些新生的、进步的、无畏的、严谨的圣经学问。虽然当时我的主要宗教活动还是在实践方面，但从与北方教会的接触，我所阅读到的一些文章，以及我内心的偏向，在南方长老会的正统思想与新生的自由主义宗教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中，我更加认同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