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年的12月末，我们四个人一同到了上海，父母专门跑过来接我们。令人遗憾的是，莫夫特被派到了苏州，而我则在除夕那天跟着父母回到杭州。
当一座很小的教堂进入我的视野时，我原有的厌恶情绪再次出现。
父亲辛勤努力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如此微薄：仍旧是这个小教堂，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徒。“行进运动”给我带来的对国外传教的理想场景瞬间崩塌。幸运的是，学习中文是我首先要去做的事情。我天生对学习语言充满兴趣，而不容否认，中文对我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我想中文的学习者都能理解我的感受。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时间，我幼年时学到的那点中文早已在时间里消失殆尽。但它仍在听力和发音以及一些成语的运用上，给我带来了一些帮助。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教人学中文的语言班和语言学校。
教我中文的“老师”是一个年轻人，但他很多时候也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之前没有跟外国人有过接触，对我们的了解还存在于传闻中。因为听说我们会往茶里放一种药，喝过之后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他从来不敢喝我们的茶（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他意识到了工作中的问题，并尽力给我最大的帮助，而我也收获了很多。他教给了我很多当地的谚语和日常用语，如果当时能继续在杭州待下去，我可能会成为说杭州话最流利的外国人。杭州的方言很有特色，是官方语言和吴语（江南和浙北方言）混杂而成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迁都杭州的时候就有了。我对这种音调优美、情感表达婉转的方言有着特殊的偏爱。
在杭州，很多人都是从宁波过来的，像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那些人，就都来自宁波。而且我父亲传教的地方，主要是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宽广的农村地区。我经常会跟父亲去传教，因此，我不仅熟悉上面提到的地方语言，也熟悉上海、苏州地区的吴语。它们乍听起来是很相像的，但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的使用上。在苏杭地区生活的那段日子，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时，除了会和其他传教士做简短的交谈外，我同当地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用当地的方言和他们进行交流。
经过了一年多的语言学习，我正式开始了传教士的工作，在杭州北边的大片农村地区。我的父母曾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我每天乘坐一艘木船，沿着复杂交错的河道，来往于农村地区和城里的家。父母指导我学会了教会的管理，组织传播福音的聚会，还有如何去别人家结识陌生的人。在农村的活动和与城市里居民们的接触，把我和中国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这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开始探寻传播福音的各种方法。接受洗礼毫无疑问是对基督信仰最简单的一种表现方式，我只需要在星期天的时候到教堂，参加那里的宗教聚会，并遵守安息日的教规就可以了，而且这种方式往往比宗教所能体现的社会价值更吸引人。中国人有他们传统的信仰，因为皈依基督而让他们放弃原有的信仰往往会激发他们的反叛，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做礼拜主要就是讲道，不需要繁琐、庞大的礼仪，也不用做艺术性的装饰，而这反而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同。总的来说，就是要将宗教概念朝着严肃、庄重、正式的方向发展，实现教会最初的自然而然的宗教标准。在这个方面，很多教会在后来都做出了明显的改善。
当时，非宗教力量的介入使得传教活动变得不单纯，传教组织利用各国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广泛的特权。罗马的天主教就与法国签订了宗教事务上的协议，它们的传教士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当地政府的管辖。成为教会的一员，就可以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怀疑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质疑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相反的，我仍旧敬重他们。只是，这样在宗教事务上滥用世俗的权力，使得入教的人大多是受到利益的引诱，而非出自本心。而且地方上的官员因为对列强的畏惧，不能实现公正执法。
他们担心列强会找到借口，提出更多领土和经济上的要求，这样的事之前发生过太多次了。加入教会的中国人成为特权阶层，他们会遇到亲戚的求助，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受到金钱的诱惑，收取一些报酬。
传教士们会误以为那个地区的人们思想觉醒了，在寻求得到救赎，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皈依宗教是怀有丑恶的目的。而且，那些传教士往往也会被卷入，参与进罪恶的钱权交易中。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常常带有实际性和功利性的想法。他们更关心入教人数和布道聚会次数的增加。这些易于统计的数字，也更能让他们的资助者看明白。而中国人是很擅长察言观色的。他们轻松地察觉到了这些传教士们的动机和目的，然后设法使其得到满足。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
在这种默契的合作中，双方都怀着互为所知的目的虚伪地交往着。这些传教士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他们只是在追求教会的实际利益，而这跟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这种普遍误解，对各个小基督教团体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和不幸。
在写下我早期的这些印象后，我必须要说明一个结论，它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后来又被我在中国的经历不断地证实：从整体来看，传教士具有纯粹的宗教热情，他们待人真诚、目的高尚，对宗教事业充满无私奉献的精神。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当时视野束缚所带来的偏见。传教士们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远超出了一般人的估计。能跟这样一群优秀的人共事，我感觉到巨大的荣幸和骄傲。
教会的政策、行政上的管理，以及正在被逐渐接受的联合计划，很快就让我开始在这些繁琐的工作中寻求到孜孜不倦的乐趣。我想，也许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典型的“福音传播者”，为之奉献终生，并且以愉悦的心情接受它。这个想法曾反复在我脑中出现。
我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所作出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教会是出于不单纯的目的，但在1900年，他们却赢得了我由衷的尊敬。那年，义和团发起反对传教士的运动，很多传教士因此丧命。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旧有一批中国基督徒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着对基督的信仰。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很多都是从19世纪的宗教家庭出来的孩子。
二
我到中国没多久，美国的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就在南京联合开办了一座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双方共同管理。美国内战结束四十年后，从同一个教派分离出来两个教会，在大洋的另一端，终于实现了有限的交流。这说明了教会间联合的艰难。教会的分离阻隔了人类情感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耐心、契机，以及双方对宗教本质的共识，这些都在促进着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
当时，神学院的老师只有三个人：两名分别来自美国两个教会的传教士和一名中国人。学院再三邀请我加入，都被我拒绝了。但他们仍不放弃，我只好让我所属的传教团来做决定。结果只有一个人反对，其他人都想让我接受这份邀请。唯一提出反对的人是弗兰克·普赖斯牧师，他并不认同让年轻人放弃传教，而去从事教育工作。几年后，在我的邀请下，他也来到燕京大学，成为受到学生喜爱和尊敬的教师，并一直工作到了1941年。我到南京没多久，美国南方卫理会、北方卫理会和基督徒教会也先后加入到了这个联合。如果不是因为与思想顽固的南方浸信会之间的冲突，北方浸信会也可能会加入进来。
我被安排教《新约文学注释》学科，这让我终于有机会研读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为无上的权威，但奇怪的是，在课程表上只有很少的《圣经》课程。反而是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和教会的历史，这些课程占了很大比例。我想大概是长老会觉得大家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吧。不管怎样，在教学中，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而这又是如此吸引人的一门课程。我搜集到了任何所能找到的帮助我研究这门课程的资料，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于《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等有关的研究中。同时，我还在思索如何更好地教好我的学生们，让他们不会因为学习内容的繁复深奥而失去兴趣，还需要把握好跟他们之前的信仰之间的平衡关系。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学历高的也只相当于高中水平，还有的只读过几年旧式的私塾。孔子讲学，追求因材施教。因此，我在备课的时候，以知识性为标准，尽量做到浅显易懂，又不失实用性。
到神学院之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除了要上四个小时的课、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外，还要抽时间来学习中文。因为搬到了南京，就需要掌握那里的方言。它像是北京方言的失败进化，声调奇怪，跟吴语有相似的地方，同时混杂着粗糙的北方语言中的卷舌音，是我听过的方言中最难听的一种。我的生活基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但我全用中文讲课。在讲道或是偶尔参加的演讲和社交场合，我基本上都是讲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