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天空变得明媚了，空气也清澄了，就像是被前夜发生在江面上的射击洗涤了一遍，风也停止不刮了。那天正好是周日，佛山号上的一小部分乘客，被一艘小船送到了沙面岛，那位被打中食指尖的苏格兰老兄也在其中。两艘军舰分别派出了一艘汽艇来护送我们，我觉得他们这样有些小题大做。不过，我听说当时的广州人有着极强的仇外情绪，尤其是包括英国人在内的白种人。这样看来，派送护卫舰也不完全是耀武扬威，同时也有些不得已的成分吧。
我们上岸的地方是在沙面岛一个带篷的码头。在这里是找不到苦力的，就连人力车和汽车也不允许上岛。所以出了码头，我们只能步行到饭店。
我正走着，忽然被人拦住了，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好像是前一晚在船上玩得太过火了，表现得很茫然，身上的外套也没有了。那几天里，几乎所有在中国的白人都是如此。他手中拿着一罐罐头，三文鱼的，对我说：“我饿极了，除了这个，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吃，可我又打不开。麻烦你，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东西把它打开？”
当时的沙面岛已经被包围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空前高涨，在苏联的组织者和顾问的领导下，他们宣布抵制英国，同时也抵制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东西。在这种形势下，沙面岛作为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地盘首当其冲，这里大部分的佣人、员工和办公室工作者都已经离开。租界外的食品没办法运入岛上，领事馆的食品只能通过轮船从香港运来。如果没有外国军舰的帮忙，运送食品的轮船必然会被大炮击中。
沙面岛、广州和珠江北岸通过两座桥连接着，它们之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水道。下面流着的是从珠江倒灌进来的水。从前一年六月开始，沙面岛的人就处在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中，害怕再一次被袭，所以岛上一座座混凝土大厦前，有铁丝网竖着，沙包在那堆着，上面还架着机关枪，一直有英国和法国的士兵在日夜把守。
中国人在桥的另一头，那边是大陆。大陆上的沙包比对面岛上还要多，武装士兵也更多。岛上的人通过桥去外面时，都要接受搜身。外面的人如果要进入沙面岛，都必须空手，不允许带任何东西。即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像报纸、橙子、香烟、信纸，这些一概禁止带入，甚至连一张白纸都不行。外国人口袋里的钱有时候也会被中国士兵搜走，还好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
沙面岛上的沙包和铁丝网并不是只有一处两处，而是通往广州市的整个岸边都围着铁丝，堆满了沙包，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惊奇。为了封锁住通往小桥的各个方向，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钢筋水泥筑成的碉堡，里面架着机关枪。铁丝网也架到了面向珠江的海岸线上，沙面岛的周围日夜有卫兵巡逻。对面市区的屋顶上，时常会有冷枪射过来。在远处混浊江面上巡视的中国小船，也会时不时地朝岛上开枪。我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新闻的气息。
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让人震惊的地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1925年5月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当时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了几名中国人，其他的中国人为了解救这些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并到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的那些人。这时，一个英国捕头下令朝那些示威者开枪，造成了惨重的伤亡。随即，东部沿海各省宣布抵制英国，不仅如此，这种抵制还很快演化成了非常严重的仇外情绪。
广东在1925年初夏时的情形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特殊。孙逸仙博士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在去世前已经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此，莫斯科派出了许多苏联顾问给他。当时的苏联，正在尝试着发动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五卅惨案中，中国人对英国产生了仇恨，在中国的苏联人看到这些，聪明地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地煽风点火，最终将这种仇恨的火种变成了熊熊烈火。事情影响到了香港，香港也受到了抵制。来自各个阶层的数十万中国人弃香港而去，岛上的贸易和航运一下子陷入了瘫痪状态。从公司的员工到家里的佣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他们的英国雇主。运货的轮船到达香港后，无人问津，没有人装卸货，也没有人给船加油。香港受到如此重大的创伤，殖民地政府遇到了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从英国借来数百万英镑，以解燃眉之急。
广州城里到处是没有工作、身无分文的罢工者，人数达到了三十几万。这些人都是从香港过来的。被罢工者挤满了的广州，其激昂情绪膨胀到了最高点。一场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开始了，时间是六月。示威要经过珠江边，而这里与沙面岛仅隔着一条窄窄的水道。岛上英法两国的人们为了这次游行彻夜难眠，担惊受怕，准备抵御任何敢于来犯的侵袭者。游行中，有人开了第一枪。关于这一枪，中国人说是英国人先向没有任何武器的游行人员开的。英国人刚开始表示，是中国人挑的头，后来又改称，是苏联人士为了挑起新的事端而开的火。
不论是中国人和英国说的哪种情况，事情的结果是，屠杀发生了。当时沙面岛上的英军和法军，用机关枪和步枪同时朝着示威者猛射。超过两百名中国人惨死当场。外国人的伤亡情况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人民对英军的仇恨更深一层，暴力程度急速增长。其实，因为当时英军和法军的位置关系，大多的中国人死于法军的机关枪下。
我又想起在沙面岛登陆后，遇到的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当时距离沙基惨案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他想把一罐三文鱼作为早饭，还要在周日早上亲自寻找开罐头的工具，这就可以理解了。沙面岛上的华籍仆人，都是极少数不愿意离开的尽忠尽职的老员工和从香港偷渡来的零星的几个帮工。狙击手要找的就是这些华人，所以白天他们是不敢出来的。外籍妇女大部分已经被送走。留下的那些外籍男子，大都是领事馆负责人、银行职员、石油公司的老板等，没有了家仆，他们只能自己洗衣做饭。最糟糕的是像食品和香皂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成了稀有物。
六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的沙面岛，从前也只不过是一片滩地，七十多年前被中国人划分出来，让外国人居住。整个沙面岛平展得像一面镜子。高大的孟加拉菩提、胡椒和棕榈树，树冠密密层层，投下的树荫遮盖了宽阔的街道和人行道。这里杜绝车辆来往，路面更显得充满了浓情蜜意。街道两旁是由大理石和清水砖砌起来的一栋一栋的大厦，墙上爬满了九重葛藤，中间点缀着红色的小花，非常好看。这片被围困了的殖民地，英租界占据了上游的五分之四，下面的五分之一被法租界占有着。
驻广州的外国领事馆，除了苏联、德国和奥地利之外，都在这个小小的沙面岛上。苏、德、奥的领事馆在广州城中。这三个国家因在一次大战中失败，而丧失了治外法权和所有特殊条约权，就搬出了小岛。大战中获胜的英法等国家，仍然拥有条约特权，可再不能或者说是不敢行使这个特权了。此后，苏、德、奥的领事时常会取笑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
维多利亚饭店是沙面岛上唯一的一家饭店。在之后的几年中，我来往于中国各个沿海地区，飘忽不定。我认为，这家位于最南边的维多利亚饭店和位于中国最西北的尼古拉饭店，是整个亚洲最差的两家饭店。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两家饭店竟没有一点进步。
当时的维多利亚饭店，餐厅的天花板是石膏的。石膏上已经伤痕累累，墙上也随处可见依稀的血迹。我想现在应该还是当初的样子吧。据说，曾经有位华籍的恐怖分子，从窗口往饭店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好几个正在那吃饭的敌人。事情发生在我到中国的前一年。事后，饭店从来没有进行过修补。可怕的是，不止餐厅如此糟糕，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去，如客房潮湿，长出了霉菌，也没有通通风；水管老化，也没有换；蚊帐已经形同虚设，也没补；地毯散发着霉味，也不晒晒。饭食——饭店最应该保障的，别说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时期，就是在和平时期供应充足时，它也是中国最差的。能与其相比的，应该只有尼古拉饭店了。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虽然沙面岛此时的情况除了“糟”字，再无其他词语可以形容。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克斯和托弗雷德瑞克·泰森的帮助下，我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当时的泰森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员工，被总部派驻广东。那种情况下，公司大多数的外籍职员被调离了沙面岛，业务全部中止了。公司在沙面岛的保曼基大厦租了好几套公寓，每套都装修得十分讲究。泰森将其中的一套转租给我，价格相当低。我根据杰克斯的建议，去香港找了个称职的厨师。他叫阿超，是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之后，我们乘坐夜间轮船返回沙面岛，并带回了大量的食品。
经过一番安排，香港的一家英资日报决定让我为他们采写每日新闻。在报界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往平淡无奇的生活已经过去了，这一次的工作环境是最不同寻常的。还好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到沙面岛后，亲身经历的沙基惨案让我无比震惊，它像一场噩梦般出其不意地发生了，以致有时我都不敢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好似处于一种似醉似醒的朦胧之中。来中国之前，我花费了六周的时间，认真地学习了关于中国的信息。横渡太平洋时，我又花了大半的时间，埋头读书，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尽管这样，到沙面岛遇到的情况，依然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我问杰克斯：“为什么这里的局势如此动荡，美国报纸却毫不关心？”
杰克斯回答说：“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那你向国务院提过这里的情况吗？”
“当然，我每天都会做全面的汇报。”
“那国务院会向华盛顿的记者通报吗？”
“应该是这样的，至少会通报大部分的内容。”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说，我觉得应该与中、俄两国的领导人交谈交谈。他马上以告诫的语气说：“不要进入广州市区，千万不能跨过这条小河。”接下来又反复地规劝我，他觉得我如果那样做太危险，实在是太不明智。不管我能不能听得进去，他都在尽力相劝。
最后，我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不愿意放弃。索克斯写给李才的介绍信还一直在我身上，而且我还听说鲍罗廷正在广州。我最终还是经过小桥两边的铁丝网和岗哨，到达了沙面岛的对面，广州的珠江边。那是一个闷热的上午，我只带了那封没有封口的写给李才的信和一把两毛钱的角子，戴着遮阳帽，穿着短裤，将手表和其他的贵重物品都留在了公寓里。到了这里我不禁想起，不到一年前的珠江边上，曾经到处淌满了被屠杀的两百多名中国示威者的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