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4日，市建一公司的职工，在深圳市上步区施工时，打死大蛇一条，蛇身长2.3米，体重19公斤，去掉蛇皮，净肉重16公斤。据估计，这条蛇的皮可做15把二胡。这样大的蛇在当时的深圳市区十分罕见。
外资大举“入侵”
1983年年底的一天，蛇口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集装箱框架立柱上，赫然出现了“岂容国土再遭蹂躏”的大标语。这条标语表露的是资本的博弈，境外资本已经在深圳形成巨大的力量，它要按照资本的意志改变中国以往的企业和社会结构，引发矛盾和变革。
风波是由一名中国工人被外国老板“炒鱿鱼”所引发的。这位被外国“资本家”解雇的工人在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哭诉：中国工人阶级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
这位被炒的工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七级焊工，凭借技术好的本钱，像在中国企业一样，监督着徒弟拼命干活，自己指手画脚不干活。老板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他不吃“老外”那一套，反而以“主人翁”姿态与之理论。“老外”被激怒了：“你技术再好但不出效益，又有什么用！炒！”
这位高级技工被“炒”了。不知是他的徒弟，还是其他愤愤不平的中国工人，在集装箱框架立柱上挂起了“岂容国土再遭蹂躏”的大标语。
当然，这位被解雇的高级技术员被介绍到别的企业工作后，再也不敢因有“七级焊工”证书而不恪尽职守了。
另一件事，更让中方感觉难办。蛇口有一家外资酒店刚刚开业，总经理是一位酒店业资深的德国人——柏尔文先生。他发现-个女服务员在9楼贵宾房收拾餐具时把几个纯银器的刀叉用纸包好，丢到楼外一个树丛里，下班换了工作服以后，走到树丛中想取走银器餐具。
柏尔文当场把这位女服务员请到办公室，很有礼貌地对她说：“你明天可以不用上班了，但你可以到财务室去领这个月的全部工资。”
女服务员跑到中方副总经理处又哭又闹。中方经理一看，这位服务员是某位上级领导的小姨子。他犹豫之下，一面安慰女服务员，一面写了个条子，用信封装好派人送给柏尔文先生。
柏尔文打开一看，纸条内容是：被开除的小姐是某某的小姨子，万万开除不得。
柏尔文淡淡一笑，把它撕碎丢在纸篓里，随即通知人事部门立即执行开除决定。
这下子全酒店员工都传开了，有什么样的后台在外国总经理眼中都不起作用了。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资本家”直接把“巴掌”打到中国高级官员的脸上。
这一次，袁庚却没有向香港资本家让步。
1983年5月，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经营的凯达玩具厂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蛇口工业区的事件。这家工厂是最早到蛇口和深圳来投资的香港企业。
一段时间以来，凯达玩具厂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常常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干到凌晨三四点甚至六点。许多年轻人都累得昏倒在地，发病率亦急剧上升。厂方规定：不肯加班者开除！
5月下旬，工业区召开首届“团代会”，凯达厂女工郑艳萍是团员代表。而这时，工厂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销售旺季，接受了大量订单，正在拼命赶制玩具。
尽管团代会是晚上举行，并不占用正常的劳动时间，厂方还是不准郑艳萍去参加会议。
郑艳萍平时劳动表现好、效率高，很少出差错，可仍然因为最后参加了团代会而被厂方按“规定”予以开除。
凯达厂工会挺身而出。工会主席端木默及时向工业区领导递交一份报告，反映有关情况。报告当天便摆到袁庚桌上。
凯达厂是较早进入蛇口且人数较多的一家大厂，当时有1200多名工人，占工业区总人数的1/3。来自香港的厂长以为袁庚不会为一位女工而得罪财大气粗的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然而，袁庚却奋笔在报告上批示：“加班应是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
据此批示精神，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一份更为全面、翔实的材料迅速整理出来。有关部门向凯达玩具厂发出通知：如不改正错误，就诉诸法律。
厂方明白诉请法律的后果，终于答应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并表示：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外资企业带来的这些冲突，不只是思想观念方面的，还有制度方面的。劳动用工制度由此而来。
“砸铁饭碗”、“破大锅饭”，深圳率先进行的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全国影响最大，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3年，蛇口凯达电子厂的打工妹。
1983年，有位劳动部副部长到深圳“国贸”视察，问服务员一个月拿多少钱，一位女服务员说拿200多元，这位副部长吃了一惊：“好啊，比我还多！”
1983年3月，广东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会议在深圳召开，市委书记梁湘在会上介绍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在全省推广。1984年11月，劳动部在郑州召开全国劳动工作会议，深圳在会上介绍了劳动合同制的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便在全国推广。1985年，劳动合同制推广到集体企业，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引发了深圳机关事业单位最初的工资改革。
当时，深圳属7类地区，工资标准是57元。1983年8月，深圳提出了“180元的标准，一职分4级”的方案。1984年4月，梁湘在北京参加特区工作会议，劳动部赵东宛部长听完汇报后认为，180元的标准也可以，深圳可以大胆地试。当年6月，赵部长来深圳考察，认为深圳的工资改革方案可以实施，不用报部里审批，报省里批就可以了。8月报到省里审批，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深圳的工资改革方案，有的省领导担心180元是否高了一点，但经过研究，最后还是定下科员月工资180元的标准，接着，9月就开始按新的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当时的工资分4块：基本工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到1985年，又进行了完善，增加了职级，1~48级，最高490元，试用期最低60元，从1986年起实行。
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改革涉及切身利益，推行几年后仍有风波。有一年，深圳市59名退伍军人联名上书，要求把他们的合同制工人身份改为固定工。一名女退伍兵，则直接写信给市长诉说不平说：“工作不稳定，再次就业难；社会地位低，分房成家难；社会偏见多，要求进步难。”
中央军委、劳动部、民政部也派人前来调查深圳复退兵安置情况。他们了解到，在深圳合同工是能上能下的，只要你有才能，就可以当厂长、经理，甚至总经理。在联名上书的59名退伍军人中就有7人当了部门经理、部长，19人当行政干事。如果改回固定工，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当一辈子工人，岂不埋没了他们的才能？
北京和深圳取得了共识。
1983年，“跳槽”这个词也出现在深圳。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人也照样可以“炒”老板的“鱿鱼”。这是深圳推行劳动合同制后司空见惯的事。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及其劳动实现理论设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应该能够选择实现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适当岗位。但在我国原有固定工制度下，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一直没有解决好，人才单位所有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
许多国家都把公民的“择业自由权”和“就业机会和待遇平等”作为就业政策的核心。这种为多数国家公认并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通行办法也在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深圳特区得到推行。“双向选择”的劳动用工制度，打破了过去一潭死水的局面。一方面，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扩大促使工人积极向上，提高素质，以免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工人择业自由的实现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机制，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
深圳华强肉菜市场楼上，是全市人才市场。这里人群川流不息，每天约有2000人次进出，且“成交”活跃，成功率达20%左右。
深圳的暂住人口多于常住人口，在全市238万人中，常住人口只有73万人，而暂住人口达165万人。“打工仔”、“打工妹”随处可见。他们来自广东、湖南、四川、陕西、河南、黑龙江等全国各地。
深圳报刊的招聘广告仅次于商业广告，几乎与发达国家无异。
这些都是内地人在深圳看到的奇特现象。
外资企业带来的冲击和制度变革是多方面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引发出一场大的变革。
在香港老板严厉的管理制度催促下，罗湖区一工厂的一名工人在操作时，4个手指被机器咬去。
“我的儿子被轧成了残废，难道你们工厂不管吗？”家长叫道。
“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由工厂负担工人伤病费用，这个我们不能负责。”老板讲理。
最后，老板出于道德把钱送到了医院。但中方人员不得不问：“在国外工厂出了工伤事故应该怎么处理？”
“由劳动保险解决。”
深圳的劳动保险制度由此开始酝酿。
外企给中国企业、经济、社会、政治的冲击是深刻的，面对一下子涌进的外部世界，很多人措手不及，出现种种尴尬。
1980年，澳大利亚人在深圳的莲塘投资开发了乌石古石场，霍布斯是石场的经理。霍布斯一副豪肠侠气，虽然管理严格，但与石场工人混得很“哥们儿”，加上霍布斯的发音近似“侠士”，石场工人便亲切地称他“侠士”。他很喜欢这个中文名字，还特别请人用汉字刻了一个“侠士”私章。“侠士”也很喜欢跟工厂外的中国人玩，经常有深圳的老师和学生去找他学英语口语，他也经常跟他那位年轻漂亮的太太玛云娜驾车到中国的朋友家里玩。
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到乌石古视察，在石场的办公室听取汇报时，那位领导掏出一包香烟，肆无忌惮地抽起来，“侠士”一看，二话没说，走过去把那根香烟从那位领导的嘴上抽出来，当众摁灭。陪同前往的地方官员个个大惊失色，“侠士”用手指了一下墙上贴着的“NO SMOKING”标志问翻译，难道他没看见这个禁令吗？那位领导宽厚地笑了，把剩下的香烟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事后，中国的朋友们都批评他做得太过分，他却把两手一摊，一笑了之，根本不当回事。
没面子的事还很多。为了推动蛇口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袁庚讲了三个发生在蛇口的真实笑话。
笑话之一：“美国人讲什么语？”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蛇口，有意签订一些合作协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笑容可掬地询问对方：“英国人是讲英语的，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
笑话之二：“剑桥大学建多大的桥？”英国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心遮掩一下，未料正在斟词酌句时，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
笑话之三：“360度的转弯。”谷牧来蛇口听取汇报，一位干部有感而发：刚去香港一趟，看过那边的情况后，思想彻底转过弯子了。不只是180度的转弯。
谷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呀？这位干部认真答道：是360度的转弯。谷牧笑了：同志，你转到哪里去了？这位干部也笑一笑。遗憾的是他并没弄懂副总理忍俊不禁的真正原因。
干部能上能下，公开招聘干部，蛇口的干部制度改革，就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展开的。
这种冲击不仅涉及干部，也涉及所有人。与外商打交道，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深圳的电大、夜大、函大和各种职业培训班、学习班星罗棋布，百分之七八十的劳动者都参加了各种培训课程的学习。
4年超过过去30年
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对深圳的影响和冲击这么大？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当时的状况如何？特区成立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1984年5月，北京“两会”期间，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会上发表书面发言，向代表们介绍了深圳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梁湘介绍，经济特区深圳1979年建立后，1980年到1983年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办特区前30年（1949~1979年）的总和。
梁湘在谈到特区建立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时说，主要是坚持了“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进行了如下改革试验：
一是冲破经济管理的一些老框框，探索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新路子。如在基建组织管理上，打破过去分头把关、层层报批的程式，改为“五个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安排施工及施工现场管理、统一资金）的做法。
降低了工程造价，加快了进度，保证了工程质量。建一幢6层的住宅由过去约180天缩短为约110天，高层楼宇6天左右便可建一层，赶上了香港水平。
二是运用价值规律，开拓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新门路。例如，发挥银行贷款作用，大胆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开发性的建设，使土地商品化。1983年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就达1000多万元；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筹捐资金，组织兴建标准厂房和商品住宅楼宇，预售收款，收回资金再投入新的开发，使“雪球”越滚越大。市工业发展服务公司采取这个办法，用1800多万元贷款，建成了7500万元的工程；运用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三是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试验劳动工资的新形式。
四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