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深圳水库管理处围网捕鱼，一网捕鱼四万多斤，是1959年建水库以来一网捕鱼最多的一次，这次捕到一条大黑鲩鱼，重达53斤，也是前所未有的。
王石卖玉米
在铁路上游荡的王石终于回到了广州，并进了省外经委。但是一个深圳村长的探望，让他看到了小镇的变化，吸引王石重新南下深圳。
1980年，游荡在深圳铁路线上的文学青年王石终于“逃”回了广州，并且参加招聘进入了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王石感觉良好，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深圳时的皇岗村村长朋友庄顺福带着老婆来到广州。村长穿着一件台湾制的浅色夹克，村长夫人烫了个卷发，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人。
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村长告诉他：“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铲平山头填洼地。一些年轻人从香港跑回来，开辆二手的8吨泥头车运送工地的泥土，赚的钱比在香港还要多。”
对王石最有诱惑力的是，村长对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芦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现在脑海里，一股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从胸中升起，王石豁然开朗：应该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王石意识到，将在深圳实现个人的梦想。
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工作单位是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
一天，王石乘小巴车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时，王石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万科创始人王石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他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位于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冒失的王石去正大康地问。
“我们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问题。”
“我解决运输问题，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需求量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第一单到的货是30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
玉米拉走了，王石骑着自行车去收钱。
“发票呢？”对方问。
收款要拿发票？王石骑车回公司让财会人员开一张带公章的证明，上写“卖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结果对方说错了，并拿出发票给他看。王石又回到公司开发票，对方没有给他现金，而是开了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他在自行车后面准备的两个装钱的塑料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谁也想不到，这就是王石到深圳后的第一单生意：卖玉米。
为什么王石会选择卖玉米？这是因为，1983年的时候，深圳的养鸡、养牛、养鸭产业很是旺盛，饲料需求急剧攀升，连国外的大公司都来深圳开饲料厂了，一时间，深圳的玉米需求量非常大。
深圳的养殖风潮是从1980年和1981年开始的。因此，笔者写1981年的深圳时，也就从1983年王石的玉米生意开始写起。
安徽是一个内地省份，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对改革进程的推进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78年，凤阳小岗村在全国率先干起“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先驱，“大包干”之风也吹到了南陲深圳。不过深圳的农民不是种粮，而是养鸡、养牛、养鸭。
但在，1983年8月，生意红火的王石遇到了一个坎，玉米突然卖不出去了，从东北运来的玉米积压在码头，以致影响了码头的正常运行，有关方面催着抓紧运走，但这个时候玉米送给别人都没人要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香港媒体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王石的玉米也就成了滞销货。
原来，深圳人饲养的猪、鸭、鸡不是给本地人吃的，而是供给香港人的。因为内地价格低，激发不起种养的积极性，而香港价格很不错，又允许香港方面过来购买，销路不愁，农民的积极性就上来了。
深圳把当时的这种农产品出口称做“边境小额贸易”①。“小额贸易无日闲，家家户户都上山。草皮禾秆都有用，耕田好过去过番。”这是深圳边境农民经常吟唱的一首山歌。
边贸活了龙岗鸡、沙井蚝
龙岗鸡、沙井蚝，是深圳的特产。边贸一开，香港厂商过来寻找的就是这两样特产。
钟金娣，家住横岗公社大康大队，是深圳最早的“万元户”之一。1979年，钟金娣办起了日产三锅豆腐的豆腐坊，炸油豆腐出售。从此，全家老小克勤克俭，用“滚雪球”的办法积累资金。同时，搞综合利用，用豆腐渣养猪，用猪屎养鱼。
到1981年，全家收入36000元。钟金娣的事迹上了报纸，一位港商找上门来：“养鸡吧，比豆腐更赚钱，养的鸡，我全收。”1981年冬季，钟金娣办起年产5万只鸡的鸡场，此后两年，共为外贸部门提供出口肥鸡4.5万只，内销1.8万只。仅1983年，养鸡、养猪、磨豆腐总收入18万元，纯收入3万多元。
恢复两岸边贸，香港人首先想到了“龙岗鸡”。这种鸡毛黄、嘴黄、腿脚黄，也叫“三黄鸡”。它皮松骨脆、肉质肥嫩、香甜味美，为餐筵佳品，因产自龙岗，故称做“龙岗鸡”。
多少年来，“龙岗鸡”就闻名于香港，一直从深圳供应到香港。但“文化大革命”中，边贸受到限制，再加上大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大量养鸡也不可能，香港人就再也吃不到“龙岗鸡”了。
边贸一开，有香港人走过来订购“龙岗鸡”。而这时候龙岗鸡要从雏鸡养起。
港商支持龙岗公社办起了雏鸡公司，采用科学方法培育雏鸡。当地农民从该公司购买大的雏鸡回去饲养，3个月便可上市。
养鸡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已经开始吸引大量的投资。1983年，由宝安县华宝畜牧联合公司兴办的西乡庄边鸡场正式投产，成为当时深圳市最大型的现代化养鸡场，1981年，深圳还是一市一县的建制，即农村还保留了宝安县的建制。当时宝安县养鸡业成风，集体鸡场由1979年的8个猛增到45个，另外还有150多个联户养鸡场。养鸡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深圳的另一特产蚝的养殖历史则更加长远。
从宋朝开始，沙井人就已利用珠江口外肥沃的海域养蚝。几百年来，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根据蚝的不同生长期，变换不同的海域放养，育出肥美可口的“沙井蚝”。
一代又一代沙井人养蚝、制蚝、品蚝，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养蚝业基本停顿下来。边贸开放以后，香港收蚝的商人也回来了。港商委托当地人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到海边蚝田收蚝。
从1979年开始，蚝业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沙井蚝豉产量达2.1万担，比上年增产一成多。但此后，传统农业解体，蚝田污染严重，蚝业生产日渐式微。
2007年5月，南山和宝安500户蚝民的5000个蚝排被销毁，且深圳其他海域也禁止养殖蚝。
不过深圳不养蚝了，香港人和深圳人照常有蚝吃。因为，从1983年起，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沙井蚝民开始走出去异地养蚝，先后在阳江、台山、惠东沿海建立起了3个养殖基地，面积达30多万亩。
维他奶30年长青
龙岗鸡已经很难吃到，沙井蚝迁移到粤西，不过，30年前的一个牛奶品牌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在深港市场称雄。
1981年6月6日，《深圳特区报》试刊，这是深圳的第一张报纸。试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稿件《维他鲜奶好耶！》“‘维他！维他！维他鲜奶好耶！’这是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台的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画面上，一家家售奶店铺前，簇拥着兴高采烈的饮奶者；一群群健壮的男女，端起维他奶瓶，一饮而尽。”
这种由香港豆品有限公司监制的畅销港澳市场的维他鲜奶，原来是设在深圳市的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的名牌产品。
由于市场不断扩大，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合资企业自1991年5月开始筹建，并于1994年初正式投产，总投资额达两亿人民币，曾被深圳市政府定为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深圳维他奶的香港投资者是香港维他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982年，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和香港豆品公司联合生产的维他鲜奶，销量就占香港鲜奶销量的60%多。维他鲜奶在香港市场首先是胜在一个“鲜”字。更重要的是邻近港九，牛奶产品的保鲜度得到保证。这是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的。维他鲜奶还胜在“纯”。它在质量上的清洁纯净，堪称上乘。1982年初香港奶牛曾发生过炭疽病，香港居民饮用鲜奶都不大放心，但对光明华侨畜牧场的产品仍深信不疑。
30年来，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留下来的不仅有维他奶，还有乳鸽。1982年，该畜牧场与香港盛发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兴建光明大宝鸽场，所养乳鸽大量销往香港。鸽子，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民间素有“三鸡不如一鸽”之说。
今天，到光明华侨农场游玩，必看养鸽场，吃乳鸽。当然深圳东部海边大、小梅沙的乳鸽店最集中，也最负盛名。大、小梅沙的乳鸽也大多产自光明华侨畜牧场。
到香港承包土地种菜
边贸带动养殖业，除了国营大农场大规模养殖，农村个体养殖、种植专业户也蓬勃兴起，呈雨后春笋之势。
1982年7月，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万元户撑腰打气：“农民靠辛勤劳动致富是件大好事，不能泼冷水。社员靠自己劳动养禽养畜，一年收入几千元，有的超过一万元，这有什么不好？不要一看到人家收入多就害怕，就眼红。对社员家庭养禽养畜，要继续给予鼓励和扶持。
任仲夷为何有这么一段话？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深入到农村，还出现了“红眼病”。
1984年春节，邓小平再一次南巡，他走进了毗邻香港的深圳渔民村，渔民村新建的一栋栋别墅让全国人民从电视中看花了眼，连一些北京的部长也感叹说：“他们住得比我好多了”。
其实，罗湖有3个渔民村——渔民村、罗芳村、渔农村，1982年时，家家都成了“万元户”。渔民村积极发展养鱼、船运、车运、宝石加工和饮食服务等生产生活服务项目，并且实行专业承包、超产奖励（减产受罚）、集体统一分配的生产管理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各项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渔农村有300多亩鱼塘，初采取养鱼承包到户的办法，渔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同时，社员还积极发展养鸭等家庭副业。
罗芳村则是蔬菜专业村。其充分利用香港市场，将稻田全部改种蔬菜，并将耕地按人口、努力包干到户。菜农们每天摸黑起床，把摘好的新鲜蔬菜运往香港菜市，一次就可拿到一千港元至两三千港元。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接近或达到香港新界农民的水平。
罗芳村人不但在深圳一侧种蔬菜，还走过河去，到香港种菜。承包下香港的大片菜田，早晨过去，晚上回来，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逃港者归来
投资办猪场、牛场、鸡场，过河来搞种植养殖，收购农副产品，香港人和逃港者成为小额边贸推动者。
在投资小额边贸的港商中，有不少人就是逃港者。他们到香港开了眼界，了解了市场，现在又凭着在深圳的关系脉络回来投资了。
那位1979年在深圳火车站投资新兴餐厅，接下来又投资京鹏大厦的刘森波，就是一位早年去港的“老宝安”。1978年，他就回到深圳布心村养红虫，用来出口，让布心村成了养虫专业村，村里实行“单日养虫，双日种田”解决种田与养虫业的矛盾。1978年，布心村人均收入仅206元，5年后，仅养虫的收入就平均达到1893元。
①所谓边境小额贸易，就是边境农民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除粮、油、糖外，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后，可以由外贸公司代理出口，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一种补充。外汇收入的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归社队或个人。同时，设立小额贸公司和货栈，用留成外汇以优惠关税或免税进口生产、生活资料，供边境农民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