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曾在自己的着作《25年》里这样写道：
1993年是中国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份：美元涨，黄金销，房地产热，股市上下翻腾，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开发区雨后春笋，唯有国库券喊冷白条子（欠农民粮款）、绿条子（欠邮政汇款）满天飞——所有这一切，都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所以，当年中刹车时，中国高层是下了大决心的，对刹车的结果不能说是胸有成竹的。但还是刹了。到11月初，沿海7省1区已关闭700个开而不发的开发区。……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商味也挺浓。工商界人士荣毅仁当选了国家副主席，另有20多位私营企业老板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这些大亨的背景，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河山——据悉，1993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了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经达到1.02亿人，超过国企。从发展速度上看，乡镇企业这些野孩子跑得更快：1992年国企增加值增长14.4%，而乡企则达到52%。社会主义的中国，国企变成少数派，这给高层管理出了新课题。
然而，仅仅10年后，随着国资委的挂牌，以及“铁腕人物”李荣融的掌舵，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国企的数量尽管还在压缩和减少，但凶猛的力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攻城略地，来势汹汹，被人们贴上了“暴富暴强”的标签。
于是，一边是人们的控诉，一边又是央企的辩护。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微妙的历史事实：10多年前，当国家狠下血本救国企于濒死时高举的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大旗。哪里进？哪里退？当时的解释很统一：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打破非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形势。
转眼审视今日之国企，无论竞争性行业还是非竞争性行业，都充斥着国企的身影。国企的改革已经背离了10多年前的初衷，为做大而做大。
蓦然回首，发现的是一条走偏的路！
但这条路是如何走偏的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心情来审视这个尖锐的问题？
但是，事实仅仅是这么简单吗？其实，爱恨交织的不仅是我们，更有它们——包括那些“死去活来”的央企……它们从何处来，又将到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