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新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清楚地揭示了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密不可分的科学内涵，诠释了家庭是社会细胞的形象概括。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庭赖以生产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漫长的家庭历史中，流传至今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深刻反映了外部社会环境对家庭的重要影响，警示世人注重外部环境对人格品行养成的重要意义。东汉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名著《论衡·程材篇》中，极富哲理地简述“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告诫人们，那蓬草的生性并不直，白纱的质地也不黑，但由于大麻的扶持，黑色的染缸，使飞蓬变直，白纱变黑。说明人的德性在外部环境的熏染下，既可变善也可变恶。国学经典《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则更直白的肯定了外部环境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它可使人格产生善恶之别；同时，又强调通过教育砺练能够抵御外部环境的熏染，以保持良好的人格品位。
由此可见，经营家庭必须认清社会，才能够把握好外部社会环境对家庭的影响。
社会主义家庭是人类家庭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它与社会主义社会并行，经历了60年的发展过程，即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与改革开放为时代特征的30年。前后“两个30年”的家庭状况，表现出稳定与动荡的巨大反差。因此，认真追溯和认清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用心关注全面把握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进而从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弄清现今家庭动荡不安的原因，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素性，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必须清晰和面对的基本前提。
第七节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
（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具体经过，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有人习惯于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混同在一起，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后，只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迈出了第一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伟大，更艰巨”。
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断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所面临的艰难险阻并不亚于28年的民主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远比28年民主革命更甚。可简单概括为：一穷二白；两大挑战；艰难而又唯一的选择。一穷二白，是说蒋介石反动政府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制造业为例，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日常生活用品，穿的是洋布，使用的火柴叫洋火，煤油灯点的是洋油。城乡80%以上的人口处在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国内的总体状况可简单的概括为：饥寒交迫，民不聊生。
两大挑战。一是指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妄图把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把侵略战火燃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我们面对尚待治理的战争创伤，迫不得已又投入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战争。在国内，蒋介石的残余势力，特务汉奸破坏捣乱；刚刚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人还在，心不死，伺机反攻倒算。
所谓唯一的选择，是说面对当时的国情，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别无其他选择。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直到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的一切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二是完全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当时最大的实际就是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和农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对这一实际，毛泽东同志英明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文中深刻阐明：“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毛泽东同志这一英明论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光辉思想指引下，全国人民用实践创造出的辉煌业绩，有力回答了这一选择的正确。
说它是艰辛的选择，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彻底铲除剥削制度的革命，是人类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破私立公的革命。一方面要同地主资产阶代表的剥削势力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剥削阶级；另一方面还要把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及各阶层农民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主人。同时，还要同党内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党的历史上通常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事关党领导人民走什么道路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其特点更为艰难复杂和深刻。
面对各种险阻，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医治战争创伤，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党中央作出了自1949年至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规划。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精神，通过开展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使四亿农民做到了耕者有其田；通过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使工人群众最感到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落实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开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1950年10月，党和人民忍受着巨大的战争创伤，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做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了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清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外患。对国内的阶级敌人，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富农阶级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将他们的资本和财产权归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管制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接受改造。对残留在大陆上的蒋介石的二百万政治土匪及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回道门头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予以坚决镇压。如此同时，党中央于1953年9月彻底粉碎了高岗、饶淑石分裂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自此，通过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运动，彻底推翻了剥削阶级在国内残留的一切反动势力。为社会主义革命清除了内扰。
在此基础上，1953年1月，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向纵深拓展。
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剥削和压迫的反动性，又有爱国和改造的革命性），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限制，就是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在一定时期内由少剥削到不剥削，然后将其资本和平赎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利用，即利用资本家的现有资本，不至于使现有工人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改造，即通过这种缓和的赎买方式，给资本家一个接受改造的过程，逐步接受党的领导，最终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私营小生产，则采取公私合营的方法，按照国家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使其逐步过渡到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
以上方针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同志曾于1953年9月，亲自召集党外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交流，取得共识。为此，大大加速了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典范。
对于四亿多一家一户的农民来说，铲除私有制土壤，是更加浩瀚，更加繁重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剥削阶级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无疑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阻力。既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解决，也不可采取急于求成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而是采取了强大的组织领导，坚定的方向目标，灵活的政策措施，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使广大农民破除旧习俗和私有观念的束缚，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迅跑。
1951年12月，党中央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文件，指导当时已在全国自发组织的300多个合作社，并向全国推广这一伟大创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农村调查研究，在一线指导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同志亲自加上按语，向全国批转了104个办社典型经验，指导合作化运动。一个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组织领导行动在全国展开。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采用各种形式培训组织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干部，纯洁和加强农村党团组织和妇女民兵组织，形成了以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强大的组织领导力量。坚持灵活的方针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令迫使；坚持循序渐进，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再过渡到高级社；坚持稳妥方针，在发展过程中，采取发展、整顿、巩固、再发展的步骤，使合作化运动扎实推进。
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主线，贯穿落实到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毛泽东同志在他批转的典型办社经验《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深刻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政治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很细致的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在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指引下，全党动手，在全国掀起了政治思想工作热潮。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全国扎实有效的展开。各级党团组织，群众组织通过各种会议，炕头谈心等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广大农民对走集体化道路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信心。通过参观、宣传办社典型经验，广大农民从办得成功的合作社中看到了希望。大规模的扫除文盲教育，文化、艺术、电影、戏剧的熏陶，使农民从愚昧状态中不断开化，对是非真善的识别能力不断提高。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反党活动的批判等，使广大农民进一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特别是以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回忆对比等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教育，在广大农村乃至全国各个领域，开展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广大农民以在旧社会亲历剥削压迫的苦难悲惨与在新社会当家作主的自由幸福的对比中，深切感受到，剥削制度，私有观念的存在是千百年来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痛苦的总根源。只有跟共产党走，铲除私有制，清除私有观念，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广大农民中形成共识。这一阶级教育形式，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一直成为全国各条战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