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晚辈，从30多岁与枫林先生忘年交已20余年，几乎年年相见，每次见面都为他的渊博学问所倾倒，为他的朴实为人所钦佩。他待人谦逊，温和平静，尤其对年轻人的呵护笃爱，事事显示一个长者的胸怀。2002年我在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一书，请先生作序，考虑先生年事已高，且电子公文又是一个新东西，就拟了一个初稿呈给先生。先生很快就将序言寄了回来，但已不是我拟的初稿，而是先生自己重新撰写的，一看便知先生对电子公文的研究绝不生疏。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实在有赖先生推举之力。以后我又在先生鼓励引导之下，陆续出版了几本关于公文写作研究方面的书，每次都是先生欣然命笔作序，为之增彩良多，其呵护之情溢于言表。枫林先生严谨治学，虚怀若谷，每每展现一个学者的风范。学会召开的会议，由于经费有限，一般都在一些简陋的酒店宾馆举行。每次参加会议，他决不搞特殊，坚持与与会人员在一起食宿、一起讨论。记得2011年暑期，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与鲁东大学共同举办“公文学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枫林先生从青岛赶到烟台参加会议。考虑到学校的接待条件有限，会议特意另作安排，但枫林先生坚决不同意，就在学校与与会人员一起食宿参加会议。两天会议，由于他的亲自参与和指导，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会议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公文学现状与展望》一书。枫林先生勤勉一生，努力不懈，他那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精神，使年轻人常常感到自愧不如。枫林先生70岁左右开始学习电脑，每天坚持用电脑写作3000字。我知道《中国用人史》、《中国古代心战》都是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这是我与他出差开会在一起时亲眼所见。他曾对我说，现在有些人不是认真做学问，为了赶时髦赚钱，组织一帮人，东拼西凑，粗制乱造，几天就搞出一大本，糟蹋学问，有辱斯文，决不应该这样做学问啊。现实中像枫林先生这样认真做学问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今天重温枫林先生的话，令人感慨良多。
枫林夕照别样红，霜叶流丹分外娇。枫林先生曾与我谈及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他说，他可以有两种“写”的选择，一种是写字，练练书法，既有益于身体，还可以百年留名，甚至还可以借机得到不菲的润笔费；另一种是写书，研究点东西，不过比较清苦。朋友劝他选第一种，因为枫林先生的书法造诣很深，稍微再用点心，比一些自我标榜的所谓书法家写得要好。但枫林先生选择了另一种，他心里很清楚，这是自找苦吃，但他认为离岗以后如果能利用晚年的时间，继续为国家、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为后人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那是值得的。他曾说过，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人，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正与孔夫子所言，枫林先生“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离岗以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一部比一部精彩，且有一发而不可收的态势。除了本文言及的三部著作外，枫林先生还著有《步履集》、《孔子文化大全》、《世界改革史》、《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以及历史电视剧剧本《墨子》等，都是可以传世的佳篇力作。他在2011年烟台会议上对我说，他计划编著一部公文赏析读物，让今人从中观察前人运用公文对社会治理的视角，学习前人公文笔者善于透彻说理，又重在提出解决办法的睿智，然后将已有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出本文集，作为献给自己85岁的礼物。并嘱托公文赏析读物由我协助他完成出版发行工作。这两年我一直在期盼枫林先生的新作问世。
2013年元旦假期之间，得知枫林先生病重入院，我于1月3日匆匆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因医生嘱咐谈话不能超过一刻钟，本来想好许多要对先生说的话，如他的《中国公文名篇赏析》书稿何时杀青，他对此书出版发行有什么要求，等等，但时间不允许，而我也不忍心让先生再劳累，心想等枫林先生病好了，此事再议也不迟。未曾想病魔如此凶狠，北京一晤，顿成永别，回来仅仅十天多一点的时间，就与枫林先生阴阳两隔，从此再也无法聆听先生的教诲。
2013年1月14日，枫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殡仪馆举行。是日雾霾蔽日，旅程阻隔，竟致未能赶到济南送枫林先生最后一程。正当我哀思无尽的时刻，枫林先生的亲人打来电话，说枫林先生走前通过“遗事”告知方式，请他们与我联系出版《中国公文名篇赏析》之事。经了解，他的最后书稿在他的个人计算机中，已经系统修改过4次，可谓尽心尽力了。他在住院前最后的日子，就是为再修改书稿、增加新内容搬书而“扭伤”了腰。并且在病中多次提到要出好这本书。
根据他的遗愿，鲁东大学公文文献研究中心将他的遗著校订出版，并将之作为以先生创建的中国公文学命名的《中国公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部。鲁东大学公文文献研究中心是在枫林先生的倡议下，于2008年成立的全国首家以公文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2010年10月28日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批准，成为其分支机构——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公文文献研究室。鲁东大学公文文献研究中心创立之初，枫林先生捐赠了其珍藏的全部公文文献和著作，供师生学习、研讨利用，并欣然担任中心的兼职教授，中心的发展倾注了先生的许多心血。此次中心能够为先生的遗著出版尽微薄之力，师生感到无限的荣幸和欣慰。
为了纪念枫林先生，我们将本书包括《中国公文学研究》丛书其他分册的出版式样、大小和封皮以先生过去出版的他十分喜爱的《中国古代心战》为蓝本，统一进行了设计，交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在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出版发行，算是对枫林先生为中国公文学创立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崇高敬意，以告慰枫林先生的在天之灵。
苗枫林
苗枫林（1931年10月27日—2013年01月12日），男，汉族，原名苗丰麟，笔名林泉，山东省威海市人，相当大专学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山东省委原常委，第五届山东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公文学学科奠基人和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创始人。2013年1月12日，苗枫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本文为《中国公文名篇赏析》跋
苗枫林遗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一版
原载于2013年2月1日《烟台日报》
说几句心里话
一位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领导退休有几年光景了，但由于仍然经常见面，并没有感觉有些什么两样，见面总是会一起絮叨絮叨熟悉的人和事。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闲来无事，把过去的一些人和事回忆回忆，写了点随笔性的东西，但不是回忆录，也不是传记，要求我帮他看看，并为这本书写个序。我一听赶忙说，看看稿子、学习学习可以，但写序万万不可。他不听我的解析，只是说，我马上把稿子送给你，序由你看着写吧。末了，又撂下一句话，千万不要写那些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啊。老领导就是老领导，因此说话直来直去，更用不着拐弯抹角。
稿子很快就到了我的手中，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细细读了一遍。阅后不由感叹，老领导的文笔仍不减当年，只是一改当年“一支笔”犀利、深透、严肃的文风，而是像和风细雨、潺潺流水娓娓道来。文稿看完，踌躇几天，看来不写几句话是不行了，写点什么煞是犯难，怎样写篇能向老领导交差的稿子呢？就像当年在他的领导下为领导写讲话稿一样，认认真真思前想后一番。谈文章，他比我高明得多；谈做事，他经历的哪一件事都比我做的事复杂难办得多；谈为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不比你这个晚辈更悟彻？何况，老领导认识的达官贵人很多，不要说为一本书写个序言，就是再大一点的事也能办到。唉！恭敬不如从命，实在没辙就写写我与这个老领导的几次缘分吧。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1980年毕业的第一届大学生，有幸毕业分配在烟台地区经济委员会，即地改市以后的烟台市经济委员会工作。他那时已经是中共烟台地委的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地区机关出了名的一支笔，地委领导凡是重要会议的讲话都出自他的手笔。我当时在地区经委做秘书工作，难得和他相见。我与他是在1984年全市第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时相遇的。我被会议抽调到会议简报组，他每天都到简报组听取情况，然后安排编写供领导参阅的简报。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做事严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会议，每次讨论发言都不够主动，他总是鼓励你多发言，然后给予充分肯定。这样一来，年轻人很快就有了积极性，编了几期令领导比较满意的简报。有了这次接触后，后来地委召开大型会议，他常常会抽调我到会议筹备组去。每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尽管要求严格，但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后来自己的公文写得有些长进，实在与他的指导密切相关。可以说我们之间有过师生缘。不过后来我曾多次与他当面讲过，你是我公文写作的启蒙老师。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没有的事，不能这样说。尽管他这样说，但我心里有数。
我在烟台市经济委员会工作了七八年，突然有一天，市委研究室来商调。当时能到市委核心机关工作是件很荣光的事，这意味着组织上对你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比较满意的。可是当时的市经委主任是市长俞正声的爱人张志凯同志，她不同意我调走，因为我走后，我原来承担的工作没有人接替。她找到市委领导要求不能调我走，理由是市经委是市委、市政府的综合部门，工作任务繁重，市委、市政府办公部门不应到这里抽调人员，尤其是骨干力量。此事后来自然没有调成，不过对这件事我还是心存感激的。事后友人透露，“调动工作的事就是老领导提出的，没有人推荐，组织上怎么就发现你了。”但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片言只语。后来我曾经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透露点消息，既可以送个人情，又便于个人做做工作。他说，组织上的事，为什么要对个人讲？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不能公私不分。这件事如果在今天，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但那时我可以理解。他公私分明、一身正气。他非常看重靠本事吃饭的人，而对社会上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友人对我说，你没有找他是对的，如果你找他，此事反而适得其反。这是我与他的一次伯乐缘吧。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能在同一单位共事，成为同事，也是一种缘分。而我与老领导后来竟然有两次在同一单位工作的缘分。1990年初我正式调入市委研究室工作，任副处级科长。而此时老领导已经接到调令，正在交接工作，到烟台师范学院任党委副书记。那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组织上为了加强高校党的领导，从地方选拔了一批领导干部充实高校党组织。我们刚刚到一起工作，马上就要分手，心中都有一些恋恋不舍。他说，这次工作变动，尽管属于提拔使用，但就个人意愿他并不想离开现有的工作岗位，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同事，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服从组织安排。他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珍惜在市委工作的机会，努力工作，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们一起大约相处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他虽然在交接工作，但什么工作也没有放下，样样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特别对我这个刚到研究室工作的新兵，每有任务他都认真交代，讲解清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就适应了工作环境。他履任后我在市委研究室工作不到一年，因工作需要调入烟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不论在哪里工作，我都始终以老领导为榜样，把他的叮嘱作为座右铭，干好每一个岗位，做好每一件事情。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烟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4年之后，2004年下半年，在我49岁那年，组织上一纸调令，把我也调到了烟台师范学院工作。只不过那时老领导已经退休两年了，我们虽说在一个单位，严格讲并未在一起工作过。他听说我到校工作的消息后，打电话和我约谈，不仅介绍学校的情况，还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语，使我对学校工作立刻感到有了底，不再那么陌生。这真是苍天对我的厚爱，使我到了学校就像在这里工作过多年一样，立即投入工作，这种工作缘不是一般人能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