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吹响土地革命的号角是在井岗山地区。毛泽东早期的土地革命思想，也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1927年11月，毛泽东在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上，提出了打土豪、分浮财、废旧债的主张。1928年3月，在桂东沙田等地创建了土地革命的试点，从中学到了不少经验。
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同时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与《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和方法，并制订了一些土地方面的政策及规定。
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苏区第二次党代会，会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此法明确了土地革命打击的对象。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政策问题：给土地革命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土地革命开始时，无论从中央苏区还是其他革命根据地，对没收土地的对象都不甚明确。在“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与《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1929年4月，毛泽东深入兴国农村调查，并写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民代表会议政府所有”。此后，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和总结，最终，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才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土地私有制，在苏区不应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要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农民所有。在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的指引下，各个根据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原先在地权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更正。
尽管土地已经分配，但农民并没有在所有权上得到保证。特别是有些地方土地分了好几次，使农民产生疑虑，总觉得自己分得的这些土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资，开始实行掠夺式经营，甚至怠耕、撂荒，严重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消除农民的顾虑，使土地问题彻底贯彻落实，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规定：“登记好了，苏维埃发给土地证与农民，用这个土地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确定某块土地归某人所有，他人不得侵占，政府不得无故没收。”随后，由苏维埃政府给农民发了土地证。有了土地证，农民才对自己的手中土地感到放心。自此，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在土地革命中，土地分配标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井冈山土地法》与《兴国土地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一是以劳力为标准，劳动力比非劳动力多分一倍。这两个标准不是并用的，而是以第一个标准为主。
《土地法暂行条例》基本沿用了井冈山和兴国的土地分配办法。但为了避免土地优劣不均的现象，在计算土地面积时，不是以亩为单位而是以粮分田，按粮食产量平均分配。鄂豫皖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皖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中，对土地的分配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无论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对愿意种田的工人、红军官兵、退伍士兵、小商贩、职业革命家、地主豪绅的家属等都要分给土地。分配标准是按每家所需口粮为主要条件，分后土地如有宽裕再按耕种能力分配，分配土地以产量多少为标准。
应该说，富农问题是土地革命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富农的解决政策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富农问题是比较重视的。在《井冈山土地法》中，打击对象包括富农，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在《兴国土地法》中对此作了重大改变，打击对象不再包括富农。
在“六大”会议上，对富农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首先分析了中国富农的特点及阶级属性：中国农民经济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二重性。富农“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的残酷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六大”认为，富农经济的发展是战胜封建阶级残余的一定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保护富农经济，以期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各革命根据地也对富农问题给予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随着“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贯彻实施，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数以百万计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分得了土地、耕畜、财产和房屋，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苏区的扩大。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很快就将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断送。
1931年1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那时候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由于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混淆，在主观上急于超过民主革命，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因此，王明一上台就极力推行一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例，错误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斗争的重大意义；批评各个根据地党组织在前中期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右倾与取消主义错误；加紧与富农的斗争，大力推行土地革命中的“左”倾土地政策。使土地革命受到重创。
王明的“左倾”土地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影响了贫农与雇农的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这使中农感到惊恐不安，跟党离心离德，大大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进程。遵义会议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统治结束，土地革命重新步入正轨。
总之，土地革命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农们自身的不懈努力之下，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封建地主经济，瓦解了妨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农村社会道德体系，使农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得到很大改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农业革命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井冈山土地法》：开创农业新纪元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5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从此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边界各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实行分田。1928年11月，湘赣边界党组织结合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经验，于12月制定出台《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的内容如下：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二三两种。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分配后，禁止买卖。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人均须强制劳动。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1.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2.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方便。3.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六、山林分配法：（一）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七、土地税之征收：（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百分之十五；
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