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要推进团组织在青年社会参与中发挥枢纽作用的有益探索。所谓枢纽型组织，是基于对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组织的凝聚，在不断巩固和加强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中的影响力、凝聚力的过程中，发挥团组织的枢纽作用。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具有自身的优势，其优势在于完善的组织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资源体现在共青团各层级的组织体系和非层级的组织化力量，社会动员能力来自于共青团90多年来的光荣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活动品牌和社会功能。一些省市团组织积极利用这些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北京团市委作为北京市确定的27家枢纽型组织之一，开展对全市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上海团市委从2007年就开始探索枢纽型组织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广东团省委开展了“好社会·亲青汇”广东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着力打造枢纽型组织。从各地目前的实践来看，探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做法不尽相同，路径也有差别，他们大都通过建立孵化基地、整合终端基地、凝聚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推进协同治理、开展青年社会组织团建等方式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凝聚。当前，要不断总结各地团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有益探索，推动好经验、好做法的复制推广，全面提升全团在青年社会参与中的枢纽作用。
2. 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资源服务
提供具体服务是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重要方式。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青年社会组织由于没有政府机构的支持，在登记、人才、资金、场地等方面存在困难，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服务。共青团组织通过长期的工作积累，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尤其在党政资源、社会资源和自身资源等各个方面，团组织都有工作渠道和基础。要充分发挥筹集和分配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团自身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上占据核心地位。要及时发现青年组建社会组织的意愿，探索设立孵化基地和孵化基金，在酝酿期就与青年社会组织建立联系、提供服务、解决障碍，推动形成一批功能明确、运转高效的青年社会组织。要为青年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场地支持、业务指导、教育培训、资金扶助等方面的帮助，以资源支持作为共青团与其联系的牢固纽带。要鼓励青年社会组织积极承办团的工作项目，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服务特殊青少年群体，让广大青少年感受到团组织的现实存在。
3. 搭建青年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有形化阵地是共青团十分宝贵的资源，是共青团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和《五年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这是共青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人口聚集趋势、实现青年工作社会化的必然选择，是延伸共青团工作手臂、增强共青团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地积极推动开展了社区青年汇、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亲青家园、新市民学校、青年中心等建设，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阵地。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在基层有重要影响力的青年团体，它既是综合服务平台的受益者，也是支持者和合作者。要通过综合服务平台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扩大合作交流的渠道，调查显示，超过六成（60.4%）的青年社会组织最希望共青团组织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是“提供扩大交流的渠道”。很多青年社会组织由于受制于地域空间和资源的不足，常常苦恼于没有交流合作的平台。尤其是青年社会组织在刚刚成立之初，都有对外扩张的冲动，但是往往没有场地和相应资源不足。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综合服务平台，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绩效评估、场地后勤等基础性服务，这样就能争取工作的主动权。要把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使用同青年社会组织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青年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优势，结合综合服务平台的空间资源，针对辖区的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青年社会组织的带动，真正使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成为基层枢纽型服务机构。
4. 凝聚培养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在青年社会组织中，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和人才就是“火车头”。抓住了“火车头”，就能把握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一方面，要为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搭建培训和交流的平台，定期开展青年社会组织骨干人员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建立青年社会组织骨干数据库，聚拢一批青年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重视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激励和举荐，推荐青年社会组织中的优秀青年集体和个人纳入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等团内荣誉奖项。各级青联要增设青年社会组织界别，吸纳一批积极向上、影响力强的骨干人才进入青联委员队伍，积极吸纳社会功能强的青年社会组织成为青企协、青科协、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组织的会员单位，使之成为团组织可覆盖、可影响、可协调的正能量。
5. 推动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共青团既要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更要让其发挥优势，施展作用。一方面，在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青年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成为重要的工作载体。鼓励青年社会组织承接团的工作项目，发挥青年社会组织活力强、工作方式灵活和特定领域专长的优势，建立完善团的项目“分包”机制。例如，上海团市委在世博会期间，任命23名青年社会组织领袖为世博城市文明志愿服务项目官，共同开展“绘就世博印象”千名车友大行动、“圆梦·接力看世博”“知闻世博”“世博及天涯”等社会动员项目，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功能。广东团省委2012年利用植树节的契机，联合深圳帕客低碳生活促进中心、东莞绿羊羊志愿服务总队等30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粤桂港澳青少年植树护绿行动。这些协同治理的活动既调动了青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又发挥了共青团的枢纽作用，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青年社会组织来激发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基层团组织是团组织系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青年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成为基层团组织的一种新型资源。乡镇、街道团组织如果能够整合青年社会组织与所属的基层团支部合作，每年就可以开展多项青年感兴趣的活动，激活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因此，基层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可以相互弥补不足、资源共享，进而激发基层团组织的活力，推动基层团组织工作创新。
人是群居的动物，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为了长远或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目的，往往会公开或秘密地结成不同功能的各类组织，以寻求共识、表达诉求、实现愿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机制的完善、公民意识的觉醒、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接轨，对外开放力度空前加大，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触发了新的社会需求、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使得青年群体成为最适应和最主动的参与者，青年的“再组织化”现象日益显现，并逐渐构成社会组织主体成员，从而催动青年社会组织快速增长。探究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走势，分析青年社会组织的公共问题，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契机：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互联网与全球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按部门、分层级固化为一个个国营单位、集体单位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使社会个体成为高度“组织人”。同时，又通过党组织和其他官方组织对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进行组织化连接，党支部遍布社会基层的各个神经末梢。这样，自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式的社会迅速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从而实现了执政党对经济事务、社会事务有效而统一的管理。国家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指导原则，推行“一大二公”的理念，社会民众形成对党和政府的路径依赖，导致集体无意识，公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空间。1965年，中国全国性社会团体仅有近百家，地方性社团约6000多个，基本上都是官办或者有官方背景，进入“文化大革命”后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
总报告2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现状、困境与趋势
1.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给社会松绑，市场经济助推社会组织的发展
当计划体制失去其合理性基础，变得机械、僵化而成为经济社会活力的阻碍时，民间力量就试图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当执政党高层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民间的正能量，并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之后，国家权力开始给社会松绑。放权经济领域，就刺激了国有企业，催生了民营经济；放权社会领域，就激活了官办社团，催生了民间组织。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家。同时，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政府职能成建制让度给行业协会。1986年省市二级公司的撤销和1988年的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促使一大批地方行业协会取代了二级公司，部分工业部委专业司局撤并、人员精简后，也成立了若干全国性行业协会。1990—1991年，政府重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非法牟利的社科、文艺类社团进行整顿，社会团体的数目有所减少。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民政部随即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社会团体管理工作会议。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空间。于是，90年代前半期民间组织呈现爆炸式增长（1996年注册的全国性民间组织达到18.5万），各种形式的商会、行业协会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在教育、卫生、科研、文化、社会福利等许多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后统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1996下半年开始，政府进行了为期3年多的清理整顿，核心是实行挂靠单位、业务主管部门与登记管理双重负责制度。1998年力度空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放松某些领域的政府审批与管制，再一次让度出一些权力。虽然当时社会组织没有能够很好地承接，但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2001年国务院撤销9个国家局，它们所联系和管理的256家行业协会由15个国家经贸委直管的协会代管。为了避免行业协会变为“二政府”，2003年国家经贸委撤销后，行业协会开始了民间化之路。在市场机制逐步健全完善的过程中，这些行业协会，通过提供政策咨询，反映合理诉求，平衡各方利益，调解贸易纠纷，加强市场交流，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升级，抗衡反倾销浪潮等方式，已经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2. 政府“二次转型”拓展了社会组织的扩张空间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称为第一次政府转型，那么， 2002年开始的从注重经济建设到重视公共服务就是第二次政府转型。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暴露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仍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虽然仍受一些法律和法规的限制，但从2002年起，各种社会组织照样急剧增加，这表明在政府“二次转型”的鼓舞下，民间力量的发展空间愈来愈大。从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来看，2000年，上海市卢湾等6个区的12个街道率先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时提出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2003年，南京市鼓楼区开始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民间组织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网为独居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2005年，无锡市开始在文化、旅游、水利等6个部门开始试点政府购买服务；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有关部门委托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近6000万元，8个政府部门和13个社会组织集中签订购买服务合同；2007年，深圳市培育了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等三家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建设、社会福利与救助、青少年教育等领域推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试点；2009年9月，天津市开发区成立泰达社会服务中心，政府实施购买服务、合同外包和项目委托；2010年7月，北京出资1亿多元向社会组织购买民生领域300项服务。2012年12月，民政部印发《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2013年12月又印发2014年实施方案，体现了中央财政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认可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