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南京开办的航空配件厂，厂长刘沁。我个人觉得制造配件倒是踏实的工作，但该厂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还有许鸿儒在杭州开办的降落伞厂。还有5至6个氧气制造厂。
航空工业局还管辖一个航空研究所，朱霖委派秦大钧当研究所所长。秦乃无锡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夸夸其谈，不穿空军制服，西装革履的绅士。我个人的见解是，研究所应该具体研究当时各航空工厂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各制造厂密切联系。这个意见不为朱霖所采纳。
乡村工业示范处
1948年4月间，我的侄女王昌华从上海来南京，我到下关车站去接她。在大批的人群中忽然见到清华同学李道煊，我就随便叫了一声“李道煊”，他亦很愕然，于是叙谈阔别，并问及彼此的工作情况。我告他自己在航空工业局，并露出对
工作不满之意。他告诉我他在善后救济总署的乡村工业示范处工作，并告诉我该处处长是马傑，乃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李道煊和马 二人来到我的住处。马傑畅谈乡村工业的优点，并劝我不要以为航空事业在中国有光明的前途。马李二人又说，他们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事业。
过了一个多月，我和袁瑾瑜到无锡家乡小住，归途顺便到上海去看望马 ，他又再提希望我去帮忙之意。我说你不妨写一封公函给航空委员会，由我带到南京，向周至柔请示，试试看。我拿了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公函去向周至柔请假，周至柔竟同意了。朱霖表示不同意，但周对他说不要勉强。
乡村工业示范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设置的一个机构，类似的机构还有四个，即农业机械公司（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rp. 简 称NAEC），农机操作与维修公司（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简称 AMOMO），渔业公司（Fisheries），以及西药制造厂（Pharmaceuti-cal Industry）。乡村工业示范处的英文名称为Agricultral Industry Service，简称 AIS，处址设在湖南邵阳，乃蒋廷黻的故乡。第一任处长叫蒋光增，颇有照顾蒋廷黻家族的意味。示范处附设两个工厂，即硫酸厂与水泥厂，另在处本部设有机械修理厂。
初成立时，邵阳示范处有美国人约 20至30名，但到1948年联合国救济总署结束，我到邵阳时美国人只剩三个，即 Joseph Stepanek、Darwin Solomon 和Walter Ilesley。马 原先在河南省当救济分署署长，据说成绩很好，马 亦自夸他不贪污。据我看，清华毕业的同学，大都有一技之长，没有贪污的人。马 从前在重庆办过一个中央工业学校，在河南时就重用一批该校毕业生，到邵阳时亦带了一批学生，主要有孙家训、华敏、马增禄等。附设的硫酸厂厂长叫谭兴业，水泥厂厂长叫蒋增海。现在看起来，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把硫酸和水泥制造算做是乡村工业，当地的邵阳人亦不知道硫酸和水泥有什么用处。
在我未到邵阳以前，马 把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处本部搬到上海，把邵阳的摊子改称为华中分处，并计划在甘肃、兰州设立西北分处。马 曾率领我和李道煊以及Stepanek 和 Ilesley 到兰州，并到山丹参观了新西兰人 Rewi Ali（路易·艾黎）办的培黎学校。该校招收孤儿搞勤工俭学，Rewi Ali先生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热爱贫苦青年的作风，深深地触动了我。
在乡村示范处里，我算是总工程师，属总处编制。但总处在上海没有具体业务，具体的业务只有设在邵阳的硫酸厂和水泥厂，而且上海怎么能算做乡村呢？所以总工程师如想做点儿具体的技术工作，只好到邵阳去。
初 到 邵 阳
邵阳华中分处的主任叫罗孝全，是清华同学罗孝章的胞弟，也可称世交，但尚未见过面。在邵阳还有一个人叫戴桂蕊，他曾在航空机械学校当过高级教官，是英国留学生，罗孝全也是英国留学生，戴罗二人关系很好。戴听说马 委我为总工程师，而且我要到邵阳去，就警告说王士倬此来恐怕要取罗的职位而代之。
我到邵阳之晚，罗孝全设宴招待，我当众说明我是总工程师，只管技术问题，绝不过问人事问题或财务问题。住在邵阳期间，生活方面接受罗孝全主任领导，并尊重罗主任的领导。罗听我的发言后对人说，王某讲话有道理，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戴桂蕊说的那样。
后来马 派罗孝全到罗的家乡福州出差，去调查当地的造纸工业。在罗出差期间，派我暂代华中分处主任职务，我当众宣布，暂代是短期行为，在暂代期间，请各位在原岗位上安心工作，我决不调动一兵一卒。
正在此时，上海善后事业委员会的领导阶层有所调动，来了一个叫王徵的新头目。王徵召集了NAEC，AMOMO，Fisheries，Pharmaceutical，及 AIS的头目们训话，说联合国善后事业委员会的经费来源行将告罄，今后必须紧缩，并勒令各单位裁减人员40%，说这是硬性规定，不得讨价还价。后据了解，NAEC，AMOMO，Fisheries，Pharmaceutical 都没有遵照王徵的训话办事，唯有马 则认真遵照。马 和李道煊来到邵阳，传达王徵的训话精神，我听了马上跳起来。我说：“我刚刚当众宣布决不调动一兵一卒。现在上级要裁员，请先把我裁掉。”马 说此事不要我操心，由他出面处理，马 对我说：有一个尚少衡，是原河南分署带来的“智多星”，凡事与尚少衡商量，必能随心所欲。
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在长沙设有办事处，处主任叫孟世雄； 在汉口亦设有办事处，处主任叫沈少仪。马 与尚少衡等商妥的裁员计划为撤消汉口及长沙的办事处，把硫酸厂交给谭兴业，把水泥厂交给蒋增海，让他们自负盈亏，销售硫酸和水泥过日子。另外示范处有几个汽车司机，据说有不正当行为，亦被裁员精减。
马 、李道煊等与尚少衡商妥了裁员名单，当众宣布后，回到上海。时间正值阳历1948年年底，我到长沙去看望家属。1949年1月3日，我回邵阳，在距离邵阳约三里处有人拦住了车，告诉我示范处发生了打架互殴事件。我回到处里，只见四处贴有“打倒马傑”的标语，署名者自称为“驱马运动委员会”。我不知如何是好，就躺在床上睡觉，声称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养病。驱马运动委员会在邵阳市街道上张贴标语，指责马 贪污云云。组织驱马运动的人有孟世雄、谭兴业、蒋增海等。挨打的人有副主任童家桢、业务课课长孙家训、秘书尚少衡、推广课课长时鸿仪等。
我在卧床称病期间，邵阳县的县长周自曾来电话要求我到县政府谈话，周县长说时局正值动荡阶段，当时东北的解放军已攻陷沈阳，我们湖南地方不要出乱子。他并说他是奉邵阳专员黄某的命令，来调解示范处的罢工风潮。当即由黄专员、周县长、邵阳市参议长赵某、当地军阀陈光中和我五人组成复工调解委员会。
在此须补叙一笔，马 和李道煊在邵阳宣布裁员名单回到上海后，得知NAEC、AMOMO 等都没有遵照王徵的命令裁员后，曾有电来邵阳，说 AIS也可以不裁，但尚少衡仍主张不得收回成命。现当周自曾等组成复工调解委员会后，我即根据上述电报取消裁员令，并组织复工善后委员会，委员有王士倬、童家桢、时鸿仪、孙家训、谭兴业、蒋增海、曾德超、胡容、王哲敏、王杰、谭庆福等十一人。
邵阳的秩序恢复正常后，我曾到上海善后事业委员会一趟，要求回上海工作，马 亦同意，但要等罗孝全回到邵阳。当时没有料到人民解放军于5月就解放了上海。
上海解放以后
上海解放后，邵阳示范处的经费来源断绝。马傑在解放前夕有电报嘱将邵阳方面凡能变成现金的物资出卖，设法维持员工生活6个月。我就将复工善后委员会全班人马改称应变委员会。应变什么呢？工资不能照发，只好发生活维持费，经大家核算，每人每月发生活维持费银洋8元。有许多工人，拿了6个月的生活维持费，就回家不来了。
这样平均主义地过日子，倒也平安无事。7月间美国Ilesley来到邵阳，带给我 Stepanek 的一个口信，让我在第二天到衡阳飞机场，搭乘Todd 所乘坐的一架从岳阳飞来的专机，到广州爱群酒家找Stepanek。该专机乃美国赛斯纳单翼五座客机，即1928年我在Cessna厂实习时设计的型号。我绘过图，觉得熟悉而又亲切。到广州见到Stepanek，他告诉我善后事业委员会已从上海迁到香港，而且他已经领到三个月的经费。我说邵阳方面每人领了6× 8=48块银元，平安无事。这样一下子补发薪饷，反而不好办。Stepanek 把领到的经费在广州换成金条和银元，装入一个麻布口袋，让我坐专机回邵阳，把麻袋交给苏罗门（注：即Darwin Solo-mon），由他存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等 Stepanek回邵阳后再作处理。
就在那时，1945年7月光景，美援又成立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注：此处表述时间似有误。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于1933年，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此处显然应指后者，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主任委员为蒋梦麟，副主任委员为晏阳初及沈某（沈丽英的爱人）。农村复兴委员会下设农村工业组，组长是张福良，无锡人，与晏阳初为联襟。张福良觉得农村工业组最好调集邵阳示范处一部分技术人员，Ilesley帮他出主意，调王毓琳、何兆仪、马增禄到重庆，调曾德超到兰州并随带一辆吉普车。当即由农复会租一架专机，开往邵阳放我下去，并装上曾德超、王毓琳、何兆仪、马增禄等飞重庆、兰州。
农村复兴委员会又在成都励志社召开一个规模较大的会，我也参加了。散会后我坐飞机取道广州和柳州回邵阳。记 得 那 是1949年8月1日，即是长沙解放的日子。长沙解放了，但是邵阳没有解放； 我的家属住在长沙。
史德沛（注：即 Joseph Stepanek）和苏罗门很怕被围困在邵阳，终于在8月10日左右，决定撤离，驾吉普车到重庆，然后转赴广州、香港。临行前的深夜，苏罗门把装有金条和银元的麻布口袋，投入示范处的自来水塔中。这件事情做得相当机密，知情者只有2人。
大概在 6月间，李尔康来到示范处，说是马傑请他来帮我忙的。李尔康是邵阳人，早年和顾毓瑔
在南京实业部的工业研究所共事，我早就认识他。他在我面前时有倚老卖老的姿态，应付当地士绅确实比我能干。在邵阳解放前夕，我俩似唱双簧，对付邵阳士绅由李尔康主任出面，对示范处内部同仁则由王主任当家做主。
我很重视示范处内部工人的团结，尤其对于汽车修理班班长王哲敏，我觉察他和王强二人在工人群众中有些威信。李尔康则很不喜欢王哲敏。后来解放后王哲敏加入共产党，还当了邵阳市的公安局长。
邵阳快要解放了。10月9日晚间约9点钟，王哲敏带了5或6名解放军战士来找我，要求在示范处暂宿一宵。他们都蓄着相当长的胡子，服装亦不整洁。我同意他们留宿，当时李尔康的主张是示范处应保持中立，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处以超然的态度。
第二天10月10日，解放军正式进驻邵阳城。我们都以好奇的心理出城去迎接解放军，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和八一解放军军旗。
邵 阳 解 放
大约在10月 13日，解放军派来军代表叫薛军，接管示范处。薛代表要求严格，不准任何人从示范处拿公物外出。不久，又换了王继章当军代表。解放后不到一个月，邵阳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以工商界代表资格参加了会议。主席是邵阳专区的专员魏国元。在一次谈话中，我向魏专员提到了资江在邵阳到新化一段的水路，有若干礁滩，从前有人提议炸礁，未能实现。魏专员听了很感兴趣，他马上呈请湖南省政府，拨发大米 5000斤，派我当资江航道疏浚处处长，率领罗剑非等人，到枞树滩、金鸡滩、团子石、鲤鱼缝等处，实测礁石的尺寸，然后分发包给民工石匠，打炮眼塞火药爆炸，以大米计价。因为解放初期，人民币尚无信用，老百姓都以大米进行买卖。
疏浚航道的工作是趁旱季进行的，完工的第二天就下雨。记得我从工地回到邵阳，淋湿了衣服，魏专员命他的警卫员替我烤干。
邵阳解放后，示范处内部都平静下来，我告诉军代表说，自来水塔内藏有苏罗门丢下的麻布口袋，其中有银元金条。军代表王继章请示魏专员后下令把自来水塔内的水放完，取出麻袋，当众点清了银元金条，与苏罗门留下的账单核对无讹。银元金条都送到人民银行，存入示范处的账户。这件事轰动了邵阳市。
告别邵阳
我告诉魏专员，自己是学航空工程的，在邵阳搞乡村工业是权宜之计，今后还想搞航空工业。差不多同时，衡阳航空站寄给我一信，说北京方面有信来，希望我如能摆脱邵阳方面的工作，就先与衡阳航空站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