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航空系
（1940—1942）
在长沙临时大学，我报的是机械系。迁到昆明，我在机械系念了三年。那时，西南联合大学有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分别在昆明的不同城区。我们工学院是在城南，借用了当地的两个会馆，一个是“全蜀会馆”，一个是“彝西会馆”。
那时候在昆明念大学，可不像现在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条件。我们那时候是流亡学生，教室就在会馆里面，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后面就是会馆供的菩萨像。我们的宿舍是盐行的房子，用那种煤油桶外包装用的木箱子，六个箱子拼一个床，两个箱子就是一个桌子。你住在宿舍里，八个箱子就可以了。箱子是空的，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和衣服，真是很艰苦的。
但昆明有个好处，四季如春，穿衣服不用花多少钱。在长沙的时候，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很实用，白天可以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但在昆明却用不着，冬天穿一件毛衣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袜子，一年四季基本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体会就来自这个不穿袜子。
在学校念书时，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双皮鞋，皮鞋后跟是有钉子的，穿久了，皮子磨掉了，走路时间一长，钉子就从鞋底窜了出来，把后脚跟都扎出了血。所以我们经常走走就要停下来，找个石头把钉子敲回去。但后来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后脚掌居然形成了一个凹坑，好像就是为躲避这个钉子的。你看，人的生命力的自适应能力有多强。
学校里面的生活很艰苦。学校贷款每个月给16或18元钱，交12元伙食费，留下几块钱零用。我们有时很羡慕外面拉洋车的车夫，他们白天辛苦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洋车一停，进到小餐馆里面，端着小酒杯喝点酒，要个炒猪肝、炒干巴（菌）吃。我们穷学生即使要解馋，也只能要个炒白菜，如果要个鸡蛋就是很了不起了。像洋车夫那么吃，我们吃不起。
念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做化学试验。那时候很简单，两个人一组，一个小盘子，还有酒精灯、试管，旁边放着火柴盒，里面有三根火柴，做试验就用这三根火柴。我那次做完试验，把没有用完的火柴连盒一起，很随便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们把试验器具送还管理员的时候，管理员问我火柴盒呢？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句，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的管理员向我们的化学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发什么大爷脾气？”我是南方人，“大爷”这两个字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就是南开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叫杨石先（注6），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当了教务长，解放以后，还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从杨老师的态度、表情看出，这“大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于是我马上认错。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杨老师接着说：“火柴怎么扔掉了？你不知道现在国家正是抗战时期？这么艰难，火柴来之不易，而你怎么会如此随便地就把它扔掉呢？下次你再扔掉，我就停止你的化学试验。”这下我才知道是化学试验的事情，我连忙检查，并说我马上把火柴找回来，下次绝不会再扔了。在那个时候，像杨石先先生那样的大科学家，对几根火柴都是很珍惜的。
我们上晚自习，图书馆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上面挂一盏汽灯。这个房间太小，学生多，经常就没有地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外面的茶馆里面，花一个铜子儿，要一碗茶。这一碗茶，就可以让你在这里看一个晚上的书。茶馆里熙熙攘攘，吵得很。但我们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业。这个本领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在家里，小保姆看电视，我可以照样工作、读书，不受干扰。
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益发使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学航空。
要说起我是怎样对航空感兴趣的，这中间还有一个故事。
还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过这样的故事。192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一个英雄。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那次大水也是很厉害的，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中校名字叫伯德，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英雄”的概念。
后来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那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飞行员，在国内搞一些飞行和飞行表演。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想到转系，向学校提出可以在航空系三年级多念一年再毕业。我拿了成绩单，去找当时我们航空系的系主任王德荣先生（注7）。这位老师后来到了北航，是北航飞机系的系主任。我对王先生说了，我要转学到航空系，来学航空。他接过了我的成绩单，但没有表态。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总是爱琢磨，这个翅膀怎么会有双层的、有单层的？昆明的天气好，蝴蝶、苍蝇、蚊子、蜜蜂……各式各样的昆虫，很多。那时我们为躲避日本鬼子轰炸，都是在山坡上、旷野间，根本没有防空洞。我们躲避空袭时总要提着一个兜，带着书本、计算尺，在田野里看书，因为警报过后还要上课、考试。就在田野里，我看到一种鸟，飞着飞着就可以翅膀扑动着停在空中不动。那个鸟的个头比喜鹊还要大许多，我很好奇，感到很奇怪，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鸟。我有这个爱好，自己收集了一些昆虫的翅膀，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就用一个日记本夹起来。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没有记日记，就夹着这些翅膀，还编上号，1号、2号……这个本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搞丢了。
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原因，又加上日本鬼子轰炸，老百姓受苦啊！所以，我想上航空系的愿望很强烈。
第二次，我就带着自己的这个本子，去给王主任看，我说：“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这是我收集的。”他接过去看了，连声说：“好、好，行、行、行，你就来吧。”我就这样上了航空系。
西南联大与其他大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民主空气很浓厚。我的老师中有一位叫刘仙洲（注8），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是教我们机械原理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年级，刘先生从香港过来，他把工学院的学生集合起来，给我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他讲得非常有激情，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深受鼓舞。他说，我们念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抗日救国。
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要通过越南来到昆明。西南联大里的教授，一半以上都是从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但他们并没有西装革履，而都是一领长衫，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他们薪水很少，很清苦的。让我敬佩的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受聘在国内这样一所教学和研究条件都很差的学校教书，甘愿过清贫的生活。
还有一位金希武老师，他教我们发动机设计、制造，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发动机方面的很多新知识，包括欧洲大战中打下来的德国发动机是怎么回事儿。他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很新的、先进的，但以后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的这些话也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不仅一直注意看书、看杂志，后来我到沈阳第二研究所主持技术工作，是副所长，也非常注重抓图书馆、档案馆和技术情报室这三件事。我记得，当时在六院范围内还开过现场会，介绍二所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二所做的这些工作，现在的同志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师生们还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下乡到农村，宣传抗日。虽然次数不是很多，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机械系已经读完三年，又从航空系三年级读起，多读了一年大学。
注释
6·杨石先（1897—1985）：192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
7·王德荣（1908—1982）：1932年，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35年，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后，应聘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授，不久任该系系主任。1948年8月，他被清华大学派赴美国考察航空教育。1952年6月起，他参加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工作。
8·刘仙洲（1890—1975）：1918年，获得香港大学工程科学学士学位。1924年，刘仙洲担任中国在天津最早开办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刘仙洲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先后担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
注释
似有误。查史，未见有蔡将军1937年赴沪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