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 不能不使人想起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段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刘国民同志就是这样一条敢闯敢干、“冒”气十足的硬汉子。不过他可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猛张飞”式的人， 而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培养出的一员足智多谋、精细过人的将才。他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吉林大学外语专科， 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曾与苏联专家共事， 且从60年代起就从事航空装备援外工作， 对我国援助各有关国家的飞机、发动机、备件以及附属设施的数量、品种、型号、技术性能、使用情况等都比较熟悉。因此刘国民理所当然地成为赴埃及代表团团长的最佳人选。
“不管它， 先出去再说！”刘国民这句话绝非一时激愤、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 而是充满底气和信心的出征誓言。这底气和信心来自哪里？ 来自党中央和部党组的英明决策和强有力的支持， 来自中航技和航空企业专家共同组建的团队协作精神的鼓舞， 也来自刘国民这位领军者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志在必胜的顽强性格和坚定信念， 它足以穿越前面的“三座大山”， 飞向世界。
备战出征，择机赴埃
赴埃代表团成员名单初步敲定以后， 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刘国民他们十分清楚， 敢闯敢干并不等于盲目蛮干， 有信心有勇气并不意味着可以打无准备之仗， 必须把“敢字当头”与“事先谋划”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胜。
首先设法解决“三座大山”问题： 一是没有出口合同， 他们就参照从中国民用航空局借来的两本已执行完毕的安-12和安-24飞机进口合同， 采取反向操作的方法， 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增删了部分内容， 初步草拟了一份飞机出口合同文本； 另外还准备了一份航空零备件合同文本。与之相关的还有我国飞机的对外销售价格问题， 歼6飞机是当时主推的出口机型， 其外销报价是在628所赵哲民同志的帮助下， 拿我国飞机的性能与国外飞机做了类比分析以后， 才定出120万美元/架的价格。以后中航技对外谈判时就坚守这个价格， 一分钱也不降。现在看来这些对策和招数不免有点太初级、太土气， 但当时能有这些“小米加步枪”， 总比赤手空拳强百倍， 后来事实证明还蛮有效呢。
二是找不到愿意承接业务的海运公司问题。大家冷静分析后认为， 一方面是由于外贸部门及专业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以打破， 另一方面中航技刚成立， 还没有业绩， 手里没拿到订单， 所以不足以吸引海运公司与我们合作。越是这样， 我们越是要抓紧出去， 打开市场， 争取订单； 同时还要在国内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三是外汇问题， 看来求借无门， 根本上还是要靠自己拿订单， 挣美元。至于眼下最急迫的两项开支， 一个是出国机票费， 我们坐的是中国民航飞机， 有人民币就行； 另一个是国外的食宿费等， 没有美元不行， 但到埃及后可以争取让对方招待， 实在不行再向我驻埃及使馆求助， 至于小费等其他零星费用可相机行事， 能不花的就不花， 谁让我们穷呢。代表团的同志们说得好：“当年我们的祖辈能背着铺盖卷闯关东， 作为后代子孙， 我们今天能坐着飞机闯世界， 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最后同志们还商定使出一招看家本领， 就是国内国外配合作战， 在国内成立以赵光琛为核心的总后勤部， 全力支援以刘国民为首的远征军———代表团在外遇到什么困难， 一个电报或电话打回来， 国内马上就办， 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眼看克服“三座大山”有点谱了， 可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是没有埃及方面的邀请函， 无法申办护照和签证， 还是出不了国。正在犯愁之际， 1979年2月底， 部里收到一份由埃及民航主席发来的邀请函， 请求中方派团赴埃商谈修理苏制安-24飞机事。大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问题是我们要派到埃及的代表团是要谈卖军机的， 而不是修民机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条件， 修理安-24飞机的活计我们还真不一定干得了。怎么办———接受还是放弃邀请？ 同志们一商量认为， 机不可失， 时不我待， 这种歪打正着的事可不多， 还是“不管它， 先出去再说！”当然， 接受埃及民航主席的邀请以后， 临行前代表团还是认真做了一些准备， 其中之一就是特地从有安-24型飞机生产经验的西飞公司遴选了一位专家伍力同志加入代表团， 这才最后组成了7人赴埃代表团。
怀揣5美元走出国门
1979年3月10日， 中国航空工业军贸代表团终于开始了埃及之旅。临行前， 代表团请部党组作指示。吕东部长语重心长地嘱咐刘国民：“坚持要现汇， 我们发展航空工业需要外汇， 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赵光琛和龚瑛两位同志代表部外事局、中航技公司， 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他们和7位同志一一握手话别。当走到团长刘国民同志面前， 望着他高挑而消瘦的身躯穿着一套显然过于宽松的西服时， 负责对外联络的“大姐”龚瑛同志半是玩笑半是爱怜地说：“大刘， 看你瘦得这样子， 出去能签得成合同吗？”刘国民没吱声， 只是笑着点点头。接着， 龚瑛从挎包里掏出5美元塞到刘国民手里， 这是她从以前的出国小组节约交回的零用费里攒下来的， 现在派上了用场。她拍了一下刘国民的肩膀， 想说：“大刘， 带上吧， 穷家富路……”可是喉咙里一阵哽咽， 说不出来。刘国民紧紧攥住这无比珍贵的5美元， 用坚定的目光回望着可亲可敬的领导和战友， 那目光告诉他们：“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55天以后， 一个“神话”实现了： 刘国民他们仅仅带走5美元， 居然带回了16700 万美元！ 如此巨大而神奇的“杠杆作用”， 也许超过了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金融衍生工具， 而且获得的是真金白银， 并非泡沫。
明修栈道应对埃航，暗渡陈仓实做军商
中国代表团于1979年3月15日抵达开罗， 由邀请方埃及民航安排住进一家星级宾馆里。当时， 埃及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 行前未曾向其下属说过要接待中国代表团洽谈修理飞机这件事， 因此下面毫无准备。3月16日， 埃及民航总工程师等人出面礼节性欢迎， 并向代表团提出3个问题： 一是中方是否有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的修理委托书； 二是中方在技术上是否有修理飞机的能力； 三是修理后能否提供国际适航证。面对这3道着实有些难度的问题， 代表团沉着应对， 答复说： 中航技公司有成熟的安-24飞机修理技术； 我们是自主经营， 无须苏联委托； 国际适航证应由原生产厂办理， 我们可以为修理后的飞机给出飞行年限和飞行小时。埃方虽然不够满意， 表示遗憾， 建议结束会谈； 但埃及民航总工程师还是很礼貌地挽留中国代表团在埃及多逗留几天， 表示将安排参观金字塔和其他名胜古迹。
其实代表团原本就没打算来谈修理民机。刘国民一行到开罗的当天就把真实的使命及时向我驻埃及使馆的姚广大使和孙丕荣武官做了汇报， 因此武官处已及时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取得联系， 向他们通报， 前不久图哈米特使访华商定的事宜开始启动， 中国第一个航空工业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当时埃及空军方面行动还很快， 立即把代表团接到另一个旅馆居住，招待食宿， 还派了一名联络官陪同， 配备了一辆面包车。虽然接待居住条件简陋一些，7个人住一套公寓， 但吃住免费， 还有车坐， 同志们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代表团在埃及民航虚晃一枪， 就调转方向， 与军方“接上了火”， 真是诸事顺利， 令人窃喜。
谈判桌上展开博弈，攻守相持喜忧参半
代表团与埃及空军方面的谈判开始以后， 双方紧锣密鼓， 你攻我守， 互相摸底， 审视虚实。持续两周的时间里， 代表团主要是应对埃方提出来的一连串问题， 诸如要求中国继续无偿援助， 挑剔歼6飞机性能落后， 以及价格、运输、违约罚款、公司资信等问题。我方代表团采取的策略是： 抓住埃方急需补充空军装备， 但当时除中国外又求告无门的心理和处境，稳扎稳打， 坚守有偿贸易的原则， 并使之成为一道不可突破的防线， 在此前提下， 其他问题可以有进有退， 灵活处置。同时在姿态上要不卑不亢、友好坦诚，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讲求艺术、谈出风格， 排除干扰、争取主动。
谈判当中， 当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回访的席间， 埃及空军装备部部长再次提出无偿援助问题， 反复强调在中东战争中埃及空军损失巨大， 希望这次中国仍给予无偿援助， 下次再改为有偿贸易。代表团深知，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后面的事情就无从谈起； 必须知难而进， 攻守结合， 扫除障碍。这时， 团长刘国民发话了。他气定神闲， 从容不迫， 推心置腹， 坦率陈词：“从国民经济总产值看， 中国人均不足300美元， 而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 目前显然是中国穷， 埃及富。中国有句俗语， 叫做 ‘富帮穷， 万里行； 穷帮富， 没有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节衣缩食， 无偿而又无任何附加条件地给予许多发展中的友好国家大量的援助，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 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平等互利的有偿贸易， 这是合情合理的举措。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目前年收入已达十多亿美元。各国的船只不必绕道好望角， 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可以穿梭于印度洋与大西洋之间， 他们节省下来的航程费也有十多亿美元， 而且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双方都受益。试想， 如果有的发展中国家向埃及提出无偿通行运河的要求， 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中国主张有偿贸易， 而我国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 我们的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
刘国民团长的一席话， 说得在场的埃及朋友心悦诚服， 无不点头称是， 当即表示： 在座各位都是爱国主义者， 为人处事理应互相尊重。从此以后， 埃方就再也不提无偿援助了。
中国代表团有偿贸易的防线是有力地守住了， 但是与埃方的谈判之路远非平坦， 前面依然布满荆棘和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