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展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师生代表和群众后， 大串联开始了， 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揪斗领导干部和教师， 甚至武斗也进到了校园， 致伤、致残、致亡的事件不断发生。那个时期只有部分国防科研项目工作得以延续， 后来取得一些如靶机、无人机为代表的成果。后来， 造反派夺权， 成立革委会， 工宣队进驻， 全面否定17 年的教育， 推行“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许多业余工学院也改为721大学。国防口军管会撤销了国防工业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 一律改作工厂， 职工教育也全部停顿。直到1970年， 原招收的学生全部分配完毕。但就在这一年， 中央决定国防高等院校仍归各个工业部门建制， 与地方共同领导； 同时将哈军工航空工程系迁西安与西工大合并。这一年， 在北大、清华试点招生后， 各校也相继开始招收研究班、进修班、普通班， 以提高有实践经验的骨干、老工人和有多年工龄及上山下乡青年的文化水平。在“四人帮”控制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对17年学校教育全盘否定的“两个估计”发表， 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时， 学校只能继续建立教育与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严重匮乏的局面下， 也只能大力推进院校培养与工厂培养相结合， 开展工厂办校。
新的时期焕发生机
“九一三”事件后事情出现转机。1972年随着部革委会的终结， 新的机构运行， 新体制机制开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还曾特别抽出时间与国防口的干部群众代表座谈， 如何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还特别关心航空工业的发动机产业， 关注飞机生产的质量。之后交由叶剑英、李先念具体狠抓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 这也促进了航空工业学校的加快复办。一批中专校先后恢复建制， 着手招生； 高校对外技术交流也逐步打开。段子俊专门组织研究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 调整专业。1975年邓小平在整顿军队、国防工业后， 提出整顿文化教育， 整顿科学技术队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教育大论战展开， 批判揭露“四人帮”的罪行， 贯彻中央要求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精神， 航空院校的改正工作基本完成。1977年邓小平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靠空讲， 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 一直到中学、大学”； 与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座谈； 强调17年教育战线主导是红线； 从事教育与从事科研同等重要； 专门指示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 要划清是非界限。1977年10月国务院同意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高校同时恢复招收研究生。这年召开了航空院校工作会， 王震两次到会讲话， 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为教育做好后勤工作， 1978年他还亲自参加国防院校的教授代表座谈会， 强调办好教育， 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自力更生把国防科技搞上去。他还在会后邀集代表到他家里做客， 讲述并放映一些国家工业化历程的资料， 启发引导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为准备三机部召开科技工作会，徐昌裕在组织专题研究加快航空发动机核心机问题时， 部署高校参与具体科研攻关项目； 陈少中在组织大型专用液压设备时， 也将院校科技力量纳入到攻关队伍中； 各航空高校都参加了1978年三机部召开的天津科技工作会， 与企业研究机构一起研讨航空科技发展纲要。1977年航空高校与全国一样， 开始招收经过统考的新生， 招收2200多名本科生， 中专招收初中毕业生400名； 次年院校和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近200名； 同时一大批技工学校恢复和开办， 721大学整顿提高也相继展开。全国科技大会、教育大会先后召开， 鼓舞广大教职员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航空类专业教学计划、基础课专业课教材建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引进一批国外航空专业相关教材。国家也恢复增办一批高校， 为加强生产科技一线科技人员队伍， 一批有条件的老中专也升格为高校； 调整并新设置一批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 如管理工程、系统工程， 环保、工业安全、工业美术等； 加强了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国家恢复派遣出国留学制度并举行了首次招考。教育教学秩序逐渐步入正常。1978年底， 吕东率航空工业代表团访西欧行程中两次发回电报， 要求即刻准备组织派遣出国进修培训科技干部， 学习先进的航空科学技术。代表团回国后又具体检查督办， 落实自筹外汇； 段子俊、张良诚、徐昌裕几位副部长分头具体指导； 选拔、考试、外语培训、派遣等工作迅速铺开； 几所高校开设英、德、日、法语出国留学人员外语培训班并与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选拔录取相协调， 形成航空系统的整体效应。院校国际交流迅速展开， 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到1980 年高等院校、职工大学业余教育、技工、中专教育基本形成， 研究生教育工作也已逐步扩大； 教学秩序逐步正常， 规划、制度建设也在逐一进行中。1984 年教育部明确高等工程教育层次、规格、年限， 既要适应培养高级工程、技术科学、管理人才的需要， 又要与国际水平相当。经历苦难历程的磨炼，“沙丘驻涡理论及应用”、“长空1号”、“无侦5”等科研成果初步显现， 也鼓舞了学校的教职工。随着航空科技人才预测调查的展开， 明确了现状与差距。国家也要求对“六五”、“七五”计划期间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划进行编制， 以改变青黄不接的状况， 形成梯队； 改变专业结构及配套问题， 适应发展的新需求。国家批准首批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科专业； 随着学士、硕士、博士的毕业陆续充实了科技队伍； 接着博士后流动站 （工作站） 的开办建立， 又为人才培养和使用开创了一种模式。航空院校与科研单位机构在科学研究项目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 也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相结合， 与航空科技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何文治主持了航空研究院在重点高校设立分院， 使研究院所与院校的科研实验室紧密结合。按照全国统考要求， 两年内分4批集中开办3个月的培训班轮训企业厂长经理， 培训厂级干部222名并通过了全国统考， 还培训了33000名企业中层干部， 60000名专业管理干部。随着出国进修人员的回归， 壮大了科研、教学、生产技术队伍， 成为一支生力军。进修生、留学生回国后担当起组织领导科技、生产、教学、管理工作的岗位， 许多人在科研项目和国际交流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航空科技的国际交流中话语权得到较大提升。聘请了一批外籍专家教授为名誉教授， 举办了直升机技术理论基础国际研讨会。这一时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各个学派交融，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较活跃， 有的学校创新了政治理论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获得了中宣部的肯定， 涌现出一批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 李心灿、杜智敏、周尧和、赵令诚等是其中的代表。一些学校的计算中心装备得到更新， 用上了新的引进的中型机， 电化教育装备也得到改善。中宣部批准首批校长负责制试点， 探讨新的机制， 西工大被列为试点院校之一。继续教育、高职教育、成人中专、职工大学夜大函授、合作办学都进一步规范开展， 管理专业、管理干部培养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加强。1988年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 3所航空重点院校又一次获得了发展机遇， 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又一次融合与交流。直到航空航天工业部在1992 年改组为两个总公司时，也即航空教育正式创立40周年之际， 航空高校有3所全国重点院校， 3所普通院校， 1所大专， 3所中专 （其中全国重点1所）； 院校教职工1． 8 万人， 职工大学21 所， 职工中专32所， 职业高中65所， 技工学校51所， 职工教育教职工4500人。院校培养毕业生累计约29万 （其中研究生7000余名， 本科毕业生11万名， 中专毕业生6． 5万名， 技校毕业生11万名） ， 约2/3进入航空工业系统工作。国家派出和部自筹派出学成回国的1300人， 大都在科研、生产技术、教学、管理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 贡献学识才华， 也有不少成为学术带头人或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领导干部。随着国家经济大发展， 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提高， 对高等和职业教育的政策鼓励，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到来了。
社会化的新形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为教育教学改革创造了新的广阔前景。国家调整政策并逐步放开高等教育， 促使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办学模式办学方式出现多种形式， 不少知名大学开设航空航天工程有关的院系、课程， 学校规模和年招生量远远高于以往。1998年的统计资料已能表明变化趋向。航空院校在校生已达52700多人， 其中研究生4600人， 本科生31000多人， 专科生8400多人， 中专生8600多人； 毕业生13311人， 其中研究生1309人 （含博士237人） ， 本科生5787人， 专科生4276人， 中专生1939人。新世纪到来之时， 各层次各学校都出现了空前的扩张。到建校50周年 （即2002年） 时， 以两所航空院校为例， 北航在校生26000 多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1300 余人， 硕士研究生5000 余人， 本专科生14000余人， 留学生300余人， 博导290名； 南航在校生19400多人， 其中本科生14800余人， 研究生3700余人， 成人教育学生5900余人， 博导117名。职业高等、中等技术教育也突飞猛进， 办学形式方式多样化， 规模有较大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进入新世纪后， 全国高校年招收本专科生已达数百万人， 研究生数十万人。按照工业化国家的认知， 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出生同龄人的20% ~30%时， 即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可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型。另据报道， 我国工科类在校本科生达700万人， 已居世界之首； 本科院校9成开设工科， 每10名大学生中有3名工科生。这对用人选才提供了宽松广阔的范围， 有专门的， 通用的， 复合型的， 文理工、经管哲艺兼备综合型的， 以及素养、能力、结构适用的， 等等。随着国防工业体制改革， 1993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改组为两个总公司， 1999年又一次改组调整， 国防院校领导体制随之调整， 重点高校划归国防科工委领导管理， 一般院校与职业学院、专科、中专划归地方省市建制领导。直至2008年国务院实施大部制改组又进行了一次领导体制调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 进而向社会化迈进。
“与时迁徙， 应物变化”， 新形势下如何积极应对极为重要， 原来的部门领导管理体制必定要随之变化。虽然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终究变化是很大的。如何适应这一变化， 加强集团与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的合作渠道， 探讨开展全面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加强职工队伍培训教育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两融”中也将遇到更多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培训教育的新问题； 管理队伍的科研技术队伍、技术工人队伍的素养和结构、适用与更新有哪些可以从社会化中解决， 有哪些需要接轨、强化训练也值得深入探讨。“磨刀不误砍柴工”，“十年磨一剑”， 坚持不懈、必胜无疑。
几点思考
回顾这60年的历程， 这支队伍为航空工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曾饱尝酸甜苦辣、陈杂五味， 依然含辛茹苦、坚守红烛精神， 仍将会矢志不渝地为航空事业奋斗。历史已经写过这一章， 日历已经翻过这一页。快节奏的时代， 没有可能一一慢慢道来， 也只好挂一漏万。
一是航空工业正处在积蓄发展的转型期。在全国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制造业转型提升之时， 不得不更加关注人力资源转换生产力， 关注教育培训； 人才的成长， 要靠不断培训教育和实践， 要建设和完善航空工业内部的各级各类人才培训教育体系机制； 要进一步完善提升职业技术和职工教育培训体系基地； 充分发挥院校创新基地、平台、中心的作用， 在国家、国防研究实验室及相关学科基地建成航空科技与人才的国内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以及出成果、出人才的中心； 特别是加强航空技术基础方面的研究， 努力实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