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工厂，原来在江西南昌市远郊的三家店，是中意合办的飞机制造厂，规模较大。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四川南川县丛林沟海孔洞。丛林沟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离南川县城约40余千米。工厂离丛林沟约5千米，翻过一座山沟就是海孔洞了。
海孔洞是一个很大很深的自然山洞，在洞内建了三层楼房作为厂房，还建了许多辅助设施。我进过山洞一次，看见三层楼的厂房还不及洞顶一半高。旁边还有一些巨大的“石笋”，从洞顶一直连到地面。
厂区很隐蔽，日机轰炸南川县城，以为是炸了这家飞机制造厂。据说日本人吹牛皮，在上海的报纸上扬言，已将第二飞机制造厂夷为平地，实际上却始终未发现工厂。
陆孝彭主要参与“中运”1号的设计工作。当时，林同骅任总设计师，为了加快进度，大家一边设计出图，一边进行生产，还经常到现场解答图样问题，听取设计工艺修改意见。到1942年秋，基本完成总体设计、理论模线绘制、气动力计算、载荷分布、重量[1]分配、强度计算等工作。由于没有风洞，所需一切空气动力学数据均取于书刊杂志，由设计人员鉴别选用。
1944年8月，终于完成了设计，总装出首架飞机，被命名为“中运”1号。随后，这架飞机在山洞里试过不少次车。怒吼的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山洞中钟乳石边垂吊的鸟巢里飞出成千上万只鸦雀，好几天也归不了巢！由于附近没有大片平地作试飞机场，飞机必须先拆散，分装在几辆载重汽车上，运到100多里外的重庆白市驿机场，再组装起来，才能试飞。
尽管条件和工作非常艰苦，然而，封锁、轰炸，挡不住年轻航空创业者的热情，和陆孝彭一起工作的不少都是后方院校的毕业生，有航空、机械、土木、电机、化工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尽管远离城市，但他们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偷阅《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大家学术气氛很浓，绝无迟到早退的现象。在洞口设计科里，大家伏在几十张意大利造的绘图台上，只有手摇计算机丝丝嚓嚓的响声，间或伴随着打字声……每个人都埋头工作，安静极了。
在战时极困难的条件下，大家利用现有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利用库存器材，在没有参考样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竟然在短短两年内就试造成功了“中运”1号运输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由于当时金属材料匮乏，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制造的飞机大多是木质结构。“中运”1号是一款木质双发运输机，采用了美制450马力[2]的9缸发动机，全长11.05米，起飞重量4537千克，最大速度324千米／时，航程可达1600千米。机身、机翼和尾翼都是用银松作骨架，外用桦木三层板作蒙皮。这些珍贵的木料都是抗战前的存货，这时充分加以利用了。飞机表面包了蒙布，进行了喷漆处理，机身上面漆成军绿色，腹面则漆成天青色。机舱内设正、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座位，另有8个旅客软座。舷窗为方形，悬挂着淡蓝色窗帘，深棕色的地板打着蜡。飞机上有一小型卫生间，装着能自动开合的便盆。舱内壁漆成淡淡的绿白色，悬装着乳白色舱灯，这样幽雅的装饰给旅客以安全感。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设计员们尽其所能做到“华”与“实”。
就在“中运”1号进入关键研制阶段时，1944年春夏，日军大举向中原进攻，打通了粤汉、平汉铁路后，加紧向西南大后方逼进。这年冬天，贵州独山失守，西南危急。南川海孔洞的第二飞机制造厂、贵州大定乌鸦洞的航空发动机厂等均接到准备疏散的命令。
恰恰在此时，陆孝彭得到消息，他将被派去美国留学。于是，陆孝彭离开了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回到重庆，准备踏上他的异国求学路。
在国民政府飞机制造厂里工作的3年之中，陆孝彭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他成长非常快，而这种成长主要源于实践，通过实践的验证，陆孝彭头脑中有了太多疑问———理论所学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分歧。陆孝彭大学所接受的知识是留学回国的教师们传授的，这些理论多来源于国外，而当国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现实之中时，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陆孝彭开始思考，开始寻求答案，这种思辨性的探索对他日后逐渐走向成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3年中，陆孝彭所接触到的多为木质飞机，基础薄弱的航空工业给陆孝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内战和抗日战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航空工业出现“只造飞机，不造材料”的现象。航空工业局的工作方针是先培养人才，再仿制、试造，等到条件成熟后，才大量生产。同时，他们把发展航空工业的工作分为研究学习、研究试验、研究仿造、研究改进4个阶段来进行。时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的朱霖说：“运输机、轰炸机、驱逐机、教练机，我国都已制造过了。可是，造成、试飞后就无人过问，制造者的心血等于白费。”事实上，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工业毫无基础，如机械制造工业非常薄弱，冶金工业几乎为零，这样的现实要想发展航空工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国民政府在外国的支持下，组建了空军，但所用的飞机基本上都是购买来的，飞行员也爱飞国外的飞机，国内根本无法形成航空工业发展体系。
然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欧美等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迅速。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战争的需要促进了航空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飞机数量、种类以及性能得到空前提高。这一时期，欧美飞机研制力求大功率的发动机，以提高效率和高空性能，与此同时，开始了对亚声速气动布局的精心设计和推敲，在提高发动机功率、改进气动方面和翼型研究上都有了突破。可以说，这一时期，世界航空工业已经进入到了活塞式内燃发动机发展极限的特殊阶段，而且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革命化的喷气时代。
正因为有这样的强烈对比，陆孝彭在内心里早就萌发了出国留学的念头。没想到，这个难得的机遇如此眷顾着陆孝彭……
麦克唐纳：热血男儿伤心泪
国民政府为什么会突然派遣大量实习生到欧美学习航空工程技术，事实上，这源于一场异常惨烈的空战。
从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诞生之日起，提高飞行速度、高度和载重量就一直是人们研制新飞机所追逐的目标，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飞机的速度一直徘徊在700千米／时左右，这差不多是装有活塞式发动机和螺旋桨飞机的极限，用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克夫列夫的话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1937年7月14日，英国人弗朗克·惠特尔研制成功的世界第一台喷气发动机成功运转，1937年9月德国人冯·奥海因的涡轮喷气发动机也成功运转，两年后的1939年8月27日，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亨克尔He－178在德国试飞成功，震惊世界。
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作为新型动力装置的诞生成为喷气时代的标志。而喷气时代的来临，使飞机的发展“柳暗花明”。
不久，He－178飞机和HeS3 B发动机的消息和少量资料传到了当时还和德国保持着联系的国民政府。但是疲于应付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对这种新兴的机种和航空喷气时代的到来并未过多留意。
1940年9月13日，在重庆壁山，中日空军展开激战，尽管飞行员拼死抗敌，但由于力量悬殊太大，国民党空军的伊－15、伊－16面对日军高速“零”式战机，毫无还手之力。在这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遭受重创，损失战机13架，迫降损失战机11架，10名飞行员遇难，8名受伤（日军方战报称“击落27架，大获全胜”）。一时之间，国民党空军遭受前所未有的震撼，顿感高速战机的重要性，开始将目标投向喷气式飞机。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随后，驻华日军航空兵主力纷纷调往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上，投入到一去不返的太平洋海空大战之中。此时的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相对清闲，只执行一些普通轰炸和对地攻击任务。各航空研究、制造机构任务也相对轻松。于是，国民中央政府1944年向航空工业局下达了成立喷气机研制课题组的命令，研制组分为发动机研制组、机身和发动机布置研制组、高速机翼研制组、起落架研制组和系统研制组。在一张非常模糊的He－178照片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早期喷气机研制的探索。
由于资料有限和国内航空技术的落后，国民政府开始寻求国外技术的帮助，并积极争取与英美等国合作的可能性。1944年，凭借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和1942年6月2日中美签订的《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为中国提供支援的条款，国民政府公开招聘选取了18名公费留美实习生，派驻美国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喷气式战斗机设计，陆孝彭、虞光裕、张桂联、高永寿等人都在这个设计组。与战斗机设计组同时出国培训的还有轰炸机设计组、螺旋桨组和塑料制品组，为大家所熟知的徐舜寿当时便在塑料制品组。
这就是陆孝彭等人出国留学的背景。
得到出国的通知后，陆孝彭辗转回到了重庆，办理了出国手续。不久，他便与徐舜寿等人一同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
这是一条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求学之旅，因为，每走一步，都伴着生命危险，没有人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
由于日军对华海陆空进行交通封锁，面对“战略物资运不进来，出口物资运不出去”的严峻局势，中国政府与美国共同开辟了中印空中航线，也是著名于世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被飞行员称为死亡航线，整条航线大部分是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上空穿越，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在满载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是6000米，甚至还要更低。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加上受当时飞机性能所限，以及几乎毫无通信、气象、导航保障，飞行员既要操纵飞机，又要时刻警惕日本战斗机的攻击，“驼峰航线”飞行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悲壮！通过这条航线，没有人有生的必定把握，坠毁就坠毁，被击落就击落，谁能飞过去就飞过去，而飞不过去的，便血洒长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的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1944年11月下旬，陆孝彭一行50余人便是从这条“驼峰航线”进入印度的。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后，坐火车到达孟买港口，再乘美国海军的“将军”号万吨级远洋运输舰前往美国洛杉矶。当时，孟买港口停泊着一些商船，但他们不敢乘坐这些船，也不敢走北太平洋航线，尽管这条航线要近很多，但却随时有遭受日本潜艇袭击的威胁。于是，他们不得不绕道印度洋、南太平洋。
1944年12月的一天清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将军”号载着一群满怀梦想的中国青年军官驶向浩瀚的大海。军舰劈波斩浪，陆地、港口、人群渐渐远去，被一片雾色淹没。世界一下子宁静了下来，海天之间，只剩下一艘军舰在经纬线上缓慢漂移……
望着远去的陆地，陆孝彭心情很复杂。几十年来，无数前驱先贤，不远万里，负笈出洋，筚路蓝缕，却心系国家荣辱，学成归国，施于国家之建设，这是多么艰难而又恢弘的一种信念啊！如今，自己也沿着先辈的足迹踏上了这条曲线救国的征途，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呀！然而，陆孝彭的心头却笼罩着一股莫名的阴影，他很清楚，出国留美的背后，始终牵系着的，是壁山之战血的代价，英雄们血洒长空，铁骨忠魂在演绎荡气回肠的壮歌时，也向世人发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世呐喊。想到这里，陆孝彭不禁悲从心来……
对于海上航行生活，起初，大家倍感新鲜，都很兴奋地相互交流感受，尤其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大海的人，更是激动万分。然而，不久，有人便开始晕船，呕吐。被子、褥子以及身上的衣服都是潮的，贴在身上非常难受。慢慢地，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每到夜幕降临，浪花激打着船舷发出的声音成了唯一的音律。船在不停地摇晃，陆孝彭难以入睡，他的思维跳跃着，一会儿想着远方的亲人，一会儿又憧憬着美国的新生活，在海上，除了看书，陆孝彭就只能靠回忆来打发时间了。
驶入大洋深处，有时候风平浪静，但舰上却闷得难受，使人透不过气来。有时候狂风大作，海浪翻滚，军舰被波涛卷裹着，几乎要抛到半空中。强烈的摇晃颠簸使人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有时候，乌云压顶，天地间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打在甲板上震撼人心。这样的日子，考验着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意志软弱的人将不敌这场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