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后来，又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了分校。
这些都是陆孝彭没有想到的，这个避难所一般的学校，却在战火纷火的年代里，发展规模空前，使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而航空工程系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学校教授大都曾留学国外，知识渊博，且年富力强。其中，著名的黄玉珊教授1940年受聘重庆中央大学时年仅23岁，同学们美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们思想敏捷，眼界开阔，给学生们带来了欧美等国最为先进的航空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与老师的接触中，陆孝彭深感出国学习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好途径。
战时的沙坪坝属重庆磁器口行政区管辖，称为沙磁区。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毗邻。穿校南行，是教育家张伯苓于抗战前夕创办的南渝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设于此。北行至磁器口，是一小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这儿有四川教育学院。松林坡的对岸，是风景优美的磐溪，嘉陵江从坡下潺潺流过，有一小规模蓄水库，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所在地。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每次活动海报一贴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关系融洽。当时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学校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还有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陆孝彭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听讲座。当时社团很多，有文艺习作性的、学术研究性的，有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有宗教研究性的，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
尽管条件艰苦，但陆孝彭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了弄清楚陆孝彭大学时代的真实生活，笔者专程赴北京采访了陆孝彭大学同学陆元九和丁钊。今年91岁的陆元九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94岁的丁钊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两位老人非常热情地讲述了在中央大学时的学习经历以及对陆孝彭的印象：
从年龄上来讲，老陆（陆孝彭）是1920年出生的，在我们班上算比较小的，他17岁进入大学，还是未成年吧。但他非常活跃，很开朗，兴趣爱好多，活动面比较广，他喜欢写诗，喜欢唱歌，参加过学校歌咏队。当时，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学校便组织学生唱歌、排话剧等。老陆运动也不错，他大学时喜欢打篮球，虽然他很瘦小，但很灵活，脑子转得快，动作灵敏，反应迅速是他的特点。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也是比较积极的，曾经在班上担任过班委职务。他口齿伶俐，说话有条理，思维清晰，是有领导能力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同学中比较杰出的人之一。
老陆很聪明，学习并不是特别用功，但成绩总是偏上等。为什么说他聪明呢？从教授上课提问时他的回答，从向教授提出的问题，从考试成绩等，都能看出来，但要说具体的例子是讲不出来了，时间太久了，但有这个总体印象。
要说学习，陆孝彭最感兴趣的是航空工程专业知识讲座和各种实验课程。
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隶属工学院，首任系主任是罗荣安。陆孝彭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航空专业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每门学科的精华，他沉浸在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航空理论、飞机制造等课程的奥秘之中，他甚至开始试着动手做实际工作，为后来打基础。
学习中，陆孝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事实上，由于受条件限制，航空工程系29级的实验课程并不多，学生自己动手的机会更是很少。但相比在教室里看课本、学理论，陆孝彭对实验室里的一切更感兴趣。当时，学校拥有发动机实验室、风洞实验室、结构实验室、仪表实验室、修配厂和小型图书室。发动机实验室有9台飞机发动机，直列形、V形、星形俱全，设备堪称国内一流，但基本都是美制、苏制或日制的。每次看到这些外国的发动机，陆孝彭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将来，中国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发动机，中国的飞机一定会装上“中国心”。
最让陆孝彭感兴趣的是风洞实验室。风洞是航空教学科研的基本试验设备，要求严，造价高，旧中国仅有3台。据说，中央大学设在南京校址的风洞实验室里的是我国的第一座风洞，1934年由南京中央政府航空委员会从意大利买进，以资助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创办航空工程系。这座风洞是用钢板制成的单回流式风洞，试验段为开口式，剖面圆形，直径1.2米，收缩比为5；用55千瓦柴油机带动50千瓦直流发电机，转动一个木制的4叶螺旋桨，形成气流，气流速度可达到55米／秒。
1935年底，中央大学开始安装这座风洞，1936年开始运转，用于教学试验，测试流场分布。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时，由于这座风洞尺寸大，难以搬运，因而就埋藏在郊外。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顶着日机的轰炸，冒死将设备全部拆卸后运送至重庆，才得以保全这些珍贵的教学用风洞设备。
陆孝彭大学期间，这座风洞一直在安装，陆孝彭多么渴望这座风洞能够尽快装好，进行试验。但据说，直到陆孝彭毕业后一年多，风洞才安装起来，进行吹风时还没有电，直到配了一个柴油机发电才能正常运转。非常可惜的是，陆孝彭盼了几年的风洞试验课程最终也没能在学校里进行。然而，客观来说，这些风洞设备的保存为后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教学科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见证了中国早期航空教育的历史。
对于陆孝彭注重实际工作的学习特点，陆元九院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学校里，我们都比较注重课本理论，但老陆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注重实际工作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毕业论文做试验的，他这种做毕业论文的方式，在整个工学院，甚至在全校，也是很少见的。
做毕业论文时，老陆和张阿舟两个人联合做了一个课题，是结构强度方面的静态试验，导师是系主任罗荣安。论文的细节不记得了，但当时，就全校的条件来看，很少有机会做试验工作的。大家都以为读读书，搞搞公式就可以了，不习惯动手。但老陆是主动动手的，他的论文有试验、有分析，要知道做这样的论文，既费时间，又费事。当时我经常会去实验室，见过他做试验。有时候，实验室放不下了，他会搬到外面去做。可见，老陆从学校起，就注重实践工作。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老陆是比较出名的。
陆孝彭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很注重英语的学习。中央大学的英语属必修课，实行强化训练，分为英语阅读和英语作文两门课程，学分差不多占一年级学分数的1／3。此外，外语训练几乎贯穿整个大学四年过程，各门课程都指定外文参考书，教师讲课同时介绍中、英文名词，陆孝彭记笔记也采取“雨夹雪”的办法，即中英文混合记录。到了大三大四，陆孝彭会按教师要求自行选题，查阅外文文献，然后归纳整理成论文。论文写成后上台报告，教师坐在台下听讲并提问。中央大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学生英语阅读和文献综合的能力。英语能力也为陆孝彭后来出国留学扫清了语言障碍。
从陆孝彭进入大三的那一年开始，日军大规模空袭重庆，敌机狂轰滥炸，正常的教学受扰，师生寝食不安，甚至还会遭遇灭顶之灾。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进行了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最多的是27架飞机同时轰炸沙坪坝，师生最多一天之内钻了5次防空洞，钻防空洞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陆孝彭清楚地记得，一次，一个防空洞门因关闭时间过长，硬是憋死了待在里面的人。
在中央大学的校史上曾这样记载：
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防护团有健全的组织、缜密的防范措施和严明的纪律。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若紧急警报发出后，仍有逗留在外的，须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于是，钻防空洞又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紧急警报响过，大家都进入了防空洞，飞机却没有来，师生们只得坐洞（防空洞）窥天，飞机来了，就往里钻；飞机飞远了，再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一天空袭几次，就得进出几次。洞内空气污浊，即使装有通风机，也令人作呕。
头顶是轰鸣的飞机，地上是逃离的同胞，遍地的鲜血，呼啸的炸弹……这就是陆孝彭对重庆陪都的印象。罪恶的敌机在头顶作威作福，作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孝彭隐隐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他多么想早日学成，设计制造属于中国的飞机，与敌机交战，扬我国威，守我疆土。然而，他很清楚，要实现航空救国，必须先练好本领。
敌机来了，学生们钻进防空洞；敌机走了，立刻出来上课。敌人可以炸毁物质，却炸不毁师生们的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陆孝彭和同学们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四年中，不知道历尽了多少困难，但陆孝彭的学习却从来没有停顿过。面对苦难的生活，陆孝彭没有消沉，而他坚毅、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性格品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锤炼。这为他后来在航空事业上屡遭重挫，却从不言放弃奠定了基础。
重庆：再上黑名单
如果说，在正衡中学“九一八”上街游行是受校长陈枚丞的影响；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参与“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多缘于血气方刚，经验不足；那么，在中央大学，陆孝彭则一次次以成熟而理性的头脑应对突发的“政治事件”，不卑不亢地小心处理着身边的每一件敏感事件。
陆孝彭关心政治，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的信念是科学图强，航空救国。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用科学、用航空做武器来与不公的世道进行抗衡。然而，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风雷激荡的年代里，陆孝彭不得不一次次站出来，振臂高呼……
陆孝彭所在的班级云集了陆孝彭、虞光裕、赵世诚、李铸、冯元桢、沈申甫、陆元九、林同骥、高永寿等大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不少人在高中阶段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加全面地接受了进步思想，也更具有战斗力，不少人频繁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接触，甚至加入了共产党。因此，这个班也经常让学校感到头疼。刚进校不久，因为军训的事情，陆孝彭和虞光裕便带头与学校进行对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也使陆孝彭和虞光裕在同学中的威信大增，陆孝彭还被选为班委会主席。
据陆元九和丁钊回忆：
在我们班上，正义的事情发生得比较多。记得有一个同学生病，盲肠炎要做手术，没有钱，非常急。虽然大家都很苦，但都捐钱，李铸等人带头发起这件事情。当时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表达对同学的友爱之情，很平常。事后才知道，李铸等地下党员利用这个机会，背后团结许多人。他的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国民党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监督学生活动呢。越是思想进步，越不敢表现，只有通过这些正义的、非政治的事情来团结人，班上有同学遇到困难，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话，带头的是李铸，陆孝彭和李铸走得比较近，他思想进步，应该受了李铸的不少影响，但没有听说陆孝彭是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