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文学的第四个旧梦是“强势媒介”。在人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文学并不是特别发达。比如在古代欧洲，人们没有草木造纸术，只是使用那种又昂贵又笨重的羊皮纸，所以并没有文学发达的技术条件。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叙事艺术是戏剧，是口传艺术，即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史诗是戏剧的前身。那就像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也是以口传文化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去雅典、罗马乃至去庞贝古城，可以发现那里大量剧场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特定历史的证明。到后来，壁画也曾经成为一种强势媒介。那么多宗教的、历史的、权贵的故事画在墙上，构成了当时主要的公共传播，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电视台。至于文学，什么时候比戏剧和壁画变得更重要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后。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较牛，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造纸业，文学家们也就大量涌现。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董仲舒这些人，著作量都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以造纸和印刷为前提的文学霸权能否长久？历史还在不断地变化，新技术还在不断地涌现。正像造纸和印刷一旦发明就不会退出历史，现在电子技术一旦发明也不会退出历史，而且肯定要改变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与新技术相关的写作方式：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网络溥客，网上QQ，手机段子……这都是写作，但我们也许很难把它们叫做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在这些领域里出现了很多著名写家，各地的作家协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传统作家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他们是作家吗？或者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小文学”是指传统纸媒的小说、散文、诗词等等。“大写作”是指文学的扩散化趋势，指各种新兴的泛文学体裁和领域。有人乐观地说，这个“小文学”是“大写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领和标高的作用。比较难听的说法是：“小文学”正在被“大写作”边缘化。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讨论。
艺术界早就有所谓“波普艺术”，POP，以反艰深、非专业、即兴式等等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种。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些人：他们不用上美术学院，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做功课，只是在广场上把衣服一脱，上千人就都成了艺术家。这是艺术吗？很难说。这个艺术作品属于谁？也很难说。实际上，我前面提到的“大写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开始POP，越来越缺少专业的背景和内涵，甚至与日常生活难以区隔。墨西哥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有一个领袖，叫马科斯，自称“副司令”——实际上他们那个组织从来就没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们看他的装束，像个蒙面的恐怖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结合，甚至是一种符号学的反抗。他们并不打仗，只是用文化来作战。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世界一个结论，只能给世界一个谜语。所以他们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话，拿一个甲虫或者小鸟来说事。我这里摘了一段他们的公告：“我们是言说者，我们是玉米人，我们走遍大地，我们分享思想，我们是编织匠，我们是历史，我们同花朵交谈，我们是雨……”好诗啊！但是它是二〇〇三年发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们说这是不是文学？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不久在罗马大学拍摄的。中间有苏童。右边这个人是我。这些大学文学系的孩子，几乎全是女生。这种情况以前只在我们国家的大学外语系出现过，现在也出现在文学系以及文科的其他专业。男性几乎缺席，是不是在证明传统文科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对语言和感觉有天然的敏锐，有一点性别优势。但男生统统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这个学科的后备军少了一半。当一个学科后继乏人的时候，我们没法对这个学科保持盲目的乐观。有时也不得不问一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同学们，总结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一个小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变化，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如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文学的技术因素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另一种是可逆的变化——如季节可以循环，土质可以恢复。文学的心智因素大概正处于这种变化。这就是说，文学正处在以上两种变化的交织。
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地过着好日子。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成为耶稣第二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文学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广有作为。基本面的情况是：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妣。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作CE。，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来找你啊。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文革”的社会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做苦力，学业荒废，还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是排不上队的。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下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先锋文学”，就实现了高压井喷。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高潮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九一一，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养门客”；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前不久有一个“超女”事件。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与“超女”毫无关系。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这样，“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人，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一九五二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一九九六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面积的人民——这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生产。放在以前，写本下流小说只赚点小钱，赚不了大钱。受道德舆论的压力，作者还得隐姓埋名。但现在有了市场利益的诱导，八卦新闻正在淹没正当的新闻，垃圾小说正在淹没优秀的小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些翻译家，他们说到中国某一本三流小说，说它不过是垃圾，但是他们还是要翻泽它。为什么？因为它畅销，因为它带来暴利，因为出版商和发行商都青睐它。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结果，这本书在全世界暴得一千万大利，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让更多写作人跟进，由此产生的利益联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评家、研究家、翻译家、记者、文化机构等网罗进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垃圾霸权。劣质文学的生产速度，常常超过优质文学的生产速度。
当然，在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政治控制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以及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所以作家圈里曾有一种行话，说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同学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红道”，就是专吃官家饭的，围着领导转，下笔就专冲着政府奖项去。“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的，是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黑道”，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比方说恨不得每个作品都被中国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最后一条“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有大体上洁白无瑕的境界。这四条道，当然是非常简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说准了。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