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九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R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啰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別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忽视。
瑞士是个小国，但有四种官方语言，差不多每个人都得习惯多语种的交际。这个地方是最应该出语言学家的，后来果然就出了一个，叫索绪尔，Saussure。此人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么？当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内。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他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他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话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幵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港台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端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m，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
朋友传来网上一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启发，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心平气和的讨论：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介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病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语言学界”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囯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两种语言之间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杂志，收入我的《大题小作》（二〇〇五年）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二〇〇二，括号内为原文——引者注）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入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这一说法也许有据D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等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查，发现读音为qia2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a2，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一九一六）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m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广（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一九二三）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囯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