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味，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摇滚
小雁回到国内来时，我请她听过一次摇滚。我们在大厅里听不清任何一句歌词，听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脑子里只有节奏整齐的撞击，只有黑压压的一片固体在翻滚和爆炸。嘈杂灌注到我后脑勺、太阳穴以及后颈的血管里，使一根根血管顿时粗大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血管在哪里蠕动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厅外，逃得足够的远，还能听到身后咣咣咣的机械冲压，一声声冲压我的心脏。我找不到曾经听到过的崔健——当时听歌碟还有依稀可辨的旋律。我也找不到大厅里歌与歌的任何差别——除了机械冲压间隙中歌手宣布的歌名，是我唯一听清了的人声。我不知道听众为何都听明白了冲压，都如此陶醉和激动，包括好些留着披肩发的纯情少女们，鼓掌、流泪、呼啸、吹口哨、摇晃鲜花和荧光棒，挤到走道里或者台前，举起手的森林向左摆又向右摆，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拥抱和搂腰。
她们玩的就是血管粗大？
也许音乐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不仅旋律将让位于节奏，节奏变化将让位于节奏单调，而且音乐将让位于对音乐的“听”。听众不是来听“音乐”的，只是来表现如何“听”的。一整套“听”的姿态（流泪等）、动作（摆手等）、器具（荧光棒等）、言语（叫喊着“酷毕啦”或“哇噻”等）已经构成听众们的仪规，构成了音乐会实际上的主体。观众是花钱进场的演员，是花钱闹腾的主角。全世界正在大批产生着这样的主角，正在通过电子传媒培训着这一批批彼此无异的主角。他们其实不需要崔健，不需要任何歌星，但不能不对台上的歌星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是“听”众操典的一部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音乐，能听清或者不能听清已无关紧要，听革命摇滚或性爱摇滚已无关紧要，那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背景，做广播操时不也需要一点背景音乐吗？苦役犯们搬运石头不也需要一点劳动号子吗？重金属摇滚就是新一代的劳动号子，是发烧友们心身全面跟上新时代的号子。
他们在这种号子中已经激动，已经完成了激动的操典，这已经足够。但他们反过来制造了歌星：那些歌星本来是可以唱得清楚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含混不明；那些歌星本来也是可以唱出悠长或轻快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单调而重复，其它的一切务必统统放弃。他们已经被听众指定了仆从的角色，只是劳动号子的节拍提供者。
母亲
多多这个小杂种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瓶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面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少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畜牲么？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少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
鲁少爷把冬瓜烧成了焦炭，气得一时没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少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浆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呵。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少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少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少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畜牲，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
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声音还是没有任何沉重。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少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王八蛋居然没有为母亲之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呵，报应呵。也许上帝就是存心要用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来报复他在商场上的奸诈和情场上的放浪。他这个流氓自作自受，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少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位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呵？……”
从鲁少爷口里听到这件事，我有些难受，而且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共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的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知道这回事但很难看到这件事。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件可以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这些当然不够，当然不构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来孕育和传递的，只能从图象、声音、气味以及触感中分泌出来，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和“睹物思情”，早已描述了情感的特质。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特别是在卡通、广告、夜总会、电视娱乐等花花世界里，在一个电子声色过分膨胀并且挤压和淹没人们亲情的时代，已经剥夺了他悲痛的前提。
法律文书只能确认血缘关系，电话里或书信中的教导也只能确认家长的权力和义务，它们都不足以打击人的泪腺，不足以让人的鼻子发酸和眼眶发热。至于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哇痛泣。
无厘头
欧洲现代主义文化以颠覆逻辑为己任，一手造成了理性的碎片化，一旦从学院波及市井，便结下了香港“无厘头”这枚大果子。
无厘头是粤语的“没来由”，最开始指香港的一些搞笑闹剧，后泛指一切玩世不恭的商业化娱乐，是新一款的通俗现代主义。周星星（星迷们对演员周星驰的昵称），以其《逃学威龙》、《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等等成了无厘头影视的代表，一再高居年度票房榜首。及时行乐，肆意狂欢，胡涂乱抹，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乱力怪神，看了就笑，笑了就忘，基本上都是无深度和无中心的视听快餐。这样的作品力图让大脑处于休息状态，无意解读现实也无意解读历史，从不接通思想也不能潜入情感。你可以一边吃喝一边看，一边聊天打牌一边看，上完厕所再看一段，睡过觉来再瞅一节，从任何地方进入，从任何地方退出，看得丢三拉四七零八落全无问题——既是无由头，何须看得有条有理和有根有据？
在这里，神圣和庸俗都是搞笑，痛苦和欢乐都是搞笑，成功和失败都是搞笑，深刻和肤浅都是搞笑……所有的感受就是一种感受，都是没正经的感受，语言设定的精神价值等级荡然无存。何况到后来，连笑也没法搞了，笑变成了疯，只剩下疯。笑也许还涉嫌幽默，还涉嫌知识、理解、意义之类过时的罪恶，疯则是笑的彻底平面化和即时化，只是纯粹声色的爆炸，与语言逻辑彻底诀别。我注意过老木的儿子多多怎样看电视，发现他躺在大沙发上，打一会手里的电子游戏机，又对屏幕里的无厘头看上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像屏幕里的男女们的那张脸皮之下，其实也无悲无喜——他们只是用极度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疯，疯出挤眉弄眼和上窜下跳，疯出各种仿悲或者仿喜的肌肉运动和声响效果：“你好呵哈哈哈”，因为变成怪腔调，于是就有大笑。“我来了哈哈哈”，因为配上一个鬼脸，于是也有大笑。
哇——噻——
耶——！
多多叫喊着，仍然没有笑——哪怕屏幕里一阵阵播放出机械制作的剧场笑声，力图诱导和强制他笑起来。那些声浪录音就像在一条轮胎上猛烈胳肢。
这条轮胎没有笑，但算是快乐过了，说“有味有味”，然后一边吃草莓一边去打电脑游戏机。
我问他到底有味在哪里。
作为一个无厘头分子，他眨眨眼，讲不出什么道理，也不肩负讲道理的义务，只是一个拳头从膝盖边发力朝上猛击，满身武艺拿来吓一吓自己的样子，像电视中的演员们那样做了个硬梆梆的快乐科。
亲近
其实，我也是一个多多。我在大学里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不久前去逝了，我很想悲痛却悲痛不起来。我曾经最喜欢听他的课，其实那不是听课，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梦，梦在他的妙语连珠和手舞足蹈里，梦在他激情之下无意间喷出的唾沫星子里。他也不是在讲课，他本身就是《红楼梦》，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轩，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大神附体，讲到动心之处完全是目中无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泪横流竟用袖口擦鼻涕。
我上他的课不多，但算是他宠爱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十多年以来，常听到同学们说，他多次打听我的情况。他还给我寄过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