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3年的一个普通黄昏，贺红雨很多年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仍然觉得它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天色苍黄遥远，薄脆得像书中一页发黄的纸，转瞬之间就已经翻过去了，无声地落在了时间的另一岸。新的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苏醒，于是这两天时间的中间便凹现出了一个宁静的峡谷。一切身在其中都安静而肃穆。
贺红雨刚从杭村的舅舅家出来，正快步向自己家走去。杭村离安定县不过两里路，就在县城边上，中间连着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边是玉米地。贺红雨今天去杭村是给舅舅送了几只油糕。战争年代，谁家能吃上一顿油糕简直像过年一样，躲在屋里藏着掖着吃，唯恐被邻居们闻到了香味。玉米正是抽穗的时候，从泥土里逼出来的植物的寒香被阳光烤了一天，有些发酵了，把空气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朝玉米地里看了一眼她就不敢再看第二眼了，铜墙铁壁似的，像箍成了两面墙把她夹在了中间。更令她不安的是，这条路上今天居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她又安慰自己，不过就是两里路，走不了几步就进县城了。
前面就是个拐弯，这条路是弯的。她擦着那个弯拐了过去，只迈了一步她就动不了了，被钉在了那里。前面的路边坐着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土黄色军装，地上还扔着一只扭断脖子的鸡。是两个日本兵。可能刚去村子里抢粮食了。与此同时两个日本兵也看到了拐弯处突然出现的贺红雨。贺红雨在看到这两个日本兵的同时，就像脊背上爬过一条蛇一样，浑身阴冷着往下陷、往下陷，急速往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陷下去，坍塌下去。这时两个日本兵已经站了起来，气氛更阴森了。平时日本人进城扫荡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们不管年轻年老的一律用锅灰抹黑了脸，散乱着头发，能躲的就躲，实在没处躲的就黑着一张脸缩在炕角。有时候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他们也不放过。杭村有一个女人正在屋后解手的时候日本人进村了，她来不及进屋了，把自己刚尿湿的那片土搅了搅直接就抹到脸上了。
可是现在，就算有锅灰让她抹也没用了，因为两个日本兵已经看清她长什么样子了，最重要的是，看清楚了这是个年轻姑娘。果然，他们向她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贺红雨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悬崖上了，往前跑就是绝路，往后跑离杭村还有一里路，她肯定跑不过两个男人。那就只有一头撞进玉米地里了。她再不敢多想，像跳进水里一样一头扎进了玉米地。两个日本兵也跟着跳了进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无路可走了，因为跳进这玉米地里分明也是死路一条。玉米长得又高又密，充满汁液的玉米秆弹性十足，人一碰上了反把人弹回来，人插在里面根本跑不快。因为看不到尽头会让人很快失去方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溺水的绝望感。玉米叶子哗哗抽在贺红雨的脸上，她顾不得疼也不敢回头。两个日本男人身上的气味却离她越来越近了。就像从他们身上长出的一只手，已经先触到她身上了。她一面拼命地跑，一面对自己说，这会不会只是她做的一个梦，就像梦里经常出现的她在被人追赶，追到最后无处可逃了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就在她假设自己是在一个梦里逃跑的时候，一只真正的手一把从背后抓住了她。就在那一瞬间里，她还在想，到底了？到底了就该醒过来了，她却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就是，怎么就醒不过来呢？
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她才明白过来，因为这是真的。
两个日本兵轮奸了她之后大概是因为饥肠辘辘又加上这番体力劳动，开始惦记着他们抢来的那只鸡，便把她扔在玉米地里提起裤子出去找鸡去了。他们离开后，她还是那个姿势躺着地里，光着下身，一动不动。玉米叶在晚风中哗哗变幻着形状，像成百上千个人正看着她，正围观着她。她就躺在那里让这些隐形的人看，他们围观的时间越长，她越觉得疼痛到过瘾。她当然不是惩罚那两个日本人，她怎么能惩罚得了他们？她在惩罚她自己。
她终于觉得晾够了自己，也被看够了，才从地上爬起来，摸摸索索地找到了裤子，这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她甚至就着月光辨认了一下裤子的前后，然后穿好了，重新梳了一下身后的大长辫子。她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收拾妥当了，见没有什么缝隙了，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玉米地，重新上了那条小路。在她重新站到这条小路上的一瞬间，她和那个已经沉下去的黄昏又天衣无缝地接起来了。就好像，她一直就是站在这里的，她只是在这里歇息了片刻，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个时候贺红雨站在月光下的小路上，坚硬到一滴泪都没有，她告诉自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家之后父亲贺秀川还没有回来，老姨太太只问了她一句，疯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她没有说话，一个人悄悄爬上了绣楼。绣楼的台阶因为终年照不到阳光，长满了苔藓，潮湿滑腻，她用了很长时间才一级一级地爬完了那段楼梯。那晚，她连灯都没点就睡下了，说是着凉了，得早睡。那晚的月光寂寞清旷，像水一样涌进了绣楼把她彻底淹没了。桃树叶的影子婆娑地摇曳在窗口，月光像碎银一样铺在家具上、地上，喑哑无声流动着一种隐秘的肃杀。她清晰地告诉自己，这一夜和所有的夜晚都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古代、现代，还是无边无际的未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所有的月亮都是相似的。贺红雨一夜无眠，吊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果然，她把第二天的时间和昨天黄昏以前的时间天衣无缝地接上了。她纹丝不乱，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多言不多语一句。昨天黄昏里的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也相信，没有任何人会看到。在那么深的玉米林中，就像在森林里，在海底，怎么可能有人看到？除非他不是人。她要把这铁一样的秘密生生地吞下去。
又过了三年日本人投降了，走了，她还是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年，贺红雨二十一岁了。
这是三年后的一个黄昏，看起来和三年前也没有什么不同。日子太静了，每一天都不过像一滴水，落下去就不见了。这滴水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永不复返。
黄昏里最后一缕温暾的光线从绣楼的木格窗里滤进去，斑斑驳驳地落在了家具上，从这里面看去，就像在这光线里飞动着无数的小鱼。一簇一簇的光线在屋子里慢慢移动着，就像这屋子里长满了时间的根须，随时会在那些幽静的角落里生根，再开出花来。那些开在时光深处的花，都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还来不及开就凋谢了。
贺红雨盘腿坐在炕上正绣着一只鞋衬。炕上铺的是墨绿色的油毡，油毡上绘着几朵朱红色的牡丹。她坐在那墨绿色的油毡上就像坐在水面上的莲花。因为坐得时间长了些，她便把腰倚在炕几上，歪着头，斜睨着那只鞋衬子，鞋衬上面绣的是双鱼戏珠。红木炕几上桃红柳绿地镶嵌着十几扇玻璃画，用色极尽鲜艳，桃红、翠绿、靛蓝、杏黄挤在一起，简直像个小型的乡间戏台。一幅画里有一个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有牛郎织女鹊桥会，有桃园结义，都是些被老漆匠烂熟于心的老故事，在这安定县里被世世代代地传下来，一代死了，下一代一生下来看到的还是这些故事，就像安定县外面的一层蛹，所有的人们都是被包在这蛹里的，倒也平平静静，流年似水。
朱红色板柜上搁着一只梳妆台，上面的玻璃被烟熏得像结了一层壳子，人站在镜子前倒像站在湍急的河边，往里一照，影子也像是要被冲走似的，松散得都聚不成人形。
梳妆台两边一边一只半人高的胆瓶，里面插着一只毛茸茸的用红鸡毛和绿鸡毛粘成的鸡毛掸子，像有什么妖冶的动物住在瓶子里面露出尾巴。在胆瓶青白色的瓷底上画着几个云鬓朱唇的仕女正在画里面窃窃私语，裙裾拖地，云鬓插花，细细的凤眼向鬓角扫去。
最后一点光线也从针脚边蒸发走了，鞋衬上的那些荷花和鲤鱼也在黑暗中静静地萎谢下去了。贺红雨就是这个时候从炕上下了地，走到窗户前，推开了绣楼上那扇菱花木格窗。
窗下就是安定县城的西街，这条街从旧城墙里的大槐树边一直到东门口，城墙外是个湖。街道不宽，青石板的路面散发着青灰色的泠泠的光泽。有月亮的晚上，这条路凄清而寒冷，泛着的月光毛茸茸的，如隔着纱窗的烛光。街道两旁都是古旧破败的房子和店铺。这是清道光年间修建起来的一条商业街。最靠近大槐树的是东关永春祥药店，再往里是永通川颜料杂货铺、义源昌百货布庄、义盛元鞋铺、敦合义绸缎庄，直到府君庙的背后是傅记元胜魁银匠铺。从银铺旁边幽深的胡同的胡同口进去，就是贺家宅子的门口。当年的山西商人都是把店铺临街，而把宅门藏在很深很崎岖的胡同或弄堂里。
胡同窄而深，两壁的高墙长满了苍青而冰凉的青苔，高墙下的石基上，石刻的花纹已经若有若无。胡同里只有一所老宅的宅门还保留着优美的飞檐和门前的石狮。这就是贺家老宅。
贺家祖上三代都是晋商，生意是做到北京和天津的。这是祖上留下来的房子，虽然已经古旧而颓败了，但一眼仍可以看出是清代的建筑风格。青砖青瓦，雕花扶廊。流畅优美的飞檐上丛生着参差的荒草，在夕阳血色的光线掠过屋檐的时候，这些荒草凄迷地反射着血红的余晖。朱漆斑驳的门窗上镂空雕刻着精致繁复的山水、阁楼、或坐或站的女子们，女子们高挽发髻，美丽的面孔依稀可辨，这些门窗终年散发着一种腐朽的木质的清香。
院子里北屋是正房，是三层的阁楼，最上面一层的绣楼是给未出阁的小姐住的，贺红雨就住在这里。东西两边是厢房，南边是一扇巨大的雕花影壁和影壁后面幽深的门廊。从阁楼旁边的小径绕过去是个后园，园子里到处是扶疏的草木，只是荒芜而杂乱。夏天的时候，空气里到处是菊花的清香，在阳光里微微发酵。菊花开了谢，谢了开，失去水分的花瓣柳絮一般飞满了整个园子，铺满了花丛中的那条石子甬道。
贺红雨一推开绣楼的窗子正好就看见西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安定小学的钟声敲起来了，是小学放学了。小学的校门口是从前的魁星阁，里面一直供奉着魁星爷。校园里一直留着从前的状元阁，里面堆满了杂物，还住满了燕子。黄昏的时候，成群的燕子出出进进，落满了盘根错节的电线。檐角下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钟，到上课下课的时间，看门的老人就爬上楼去，用铁锤敲钟。浑浊沉闷的钟声响彻了整个校园。
现在，一定又是那个看门的老人爬上高高的魁星楼拿铁锤砸着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钟声空旷萧索，像冰面上的裂纹在县城上空迅速奔跑着，蔓延开去。日本人投降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里安定县城稍微活过来了一些，可是体质究竟还是虚弱的，走一步脚下都打着飘似的。一仗打了八年，安定县虽是晋中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却也像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终于醒过来了却发现，就是在梦中这时间还是踩着额头踩着肩膀刷刷地流过去了，自己在梦中又老了几岁。所有的街道看起来都是空的，脆的，像一具里面已经被蚀空的果壳，荒凉松散得让人都不敢往上踩。
校门开了，放学的孩子们轰地涌到了街上，如炸了窝的马蜂，他们像一条暗色的河流淹没了这条街道。贺红雨站在窗前就着最后的天光低头看着这条河流，这河流开始在夜色里融化，渐渐变疏变散了，孩子们一个个地消失在了街巷里，回他们自己家去了。这时候，窗下最后走过了一个人，却不是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胳膊里夹着几本书，正缩着脖子匆匆往前走。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她看不清这男子的脸，却不看也知道他是谁。他每天都要从她的窗下经过，这半年里她每天到这个时候都站在窗口看他走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这是安定县的小学教员段星瑞。那小学里一共也没几个老师，其中两个自己就念了个私塾就去教学生去了。这段星瑞倒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县里做教员，个子高高的，人也生得周正俊朗，这样的小伙子本来很容易被姑娘们看上眼的，他却到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娶亲。这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只有两间破窑，走风漏气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睡在屋里和睡在大街上都差不多，早晨起来会看到屋子里还结着冰。不仅是穷，他家中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母亲倒是早早没了。老父亲因为每天躺着，浑身生满了褥疮，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就像是满身的肉一直在腐烂，要不停地腐烂下去，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似乎随时都会看见这个人身上露出白骨来。瘫子终日需要有个人在旁伺候着。有姑娘的人家都嫌他家又穷又脏，嫌他家里有拖累，怕自己家姑娘过去了跟着受苦，一过去就得伺候着一个瘫子，瘫子死又不好死，脾气又大。谁知道一伺候就是几年？伺候着还落不下个好，动不动倒被说成了对公婆不孝，没有尽心尽力。战乱之后的姑娘们也因为这八年的战争加倍的务实起来，这年头有什么是可靠的？男人长得好看？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能当饭吃？趁早找个有力气干活的或有财产的能养的了老婆儿女的男人。他这种长相秀美却穷得叮当响的男人反而最没有市场，因此几乎没有人给他说媒。
段星瑞可能是心里惦记着老父亲，步子走得很快，只几下，西街上已经没有他的影子了。他像一只筏子堵住了这些学生们的尽头，每天他一走过去，这街上就很少见人影了，只有猫的影子无声地在街头闪过。大约人们还没有从战争中彻底恢复过来，还需要时间休养一番，晚上都睡得早早的。贺红雨独自临窗站了一会儿，便关上窗，退回屋子里，走到梳妆台前点上了柜子上的煤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