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
那只墨水瓶，是我从村头的学堂偷来的。
学堂坐落在一个土丘上，周围除生长着三棵枣树和两株柳树外，看不见更多植物。木条的窗棂，灰尘密布。屋顶上的瓦，长满青苔。阳光从瓦缝间泻下，照在教室里一张张憨态可掬的小脸上，梦一样飘忽。整个学堂，拢共十余个学生，一个老师。四季在这里，是没有色彩的，就像那些孩子眼里，没有春天和秋天，只有麦子和面包，田野和道路。他们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安置肉身和心灵。
我是那一群缺少色彩的孩子当中，最早发现色彩的人。
那色彩，被装在一只墨水瓶里，放在老师的讲桌上。每天上课，我的注意力，都会被那只瓶子所吸引，而完全忽略掉老师的讲课内容。直到我的作业本上，出现一个又一个红色的“×”时，依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凝望和遐想。那种血一般鲜艳的液体，复活了我童年的记忆。
墨水瓶里，总是插着一只钢笔。我喜欢看老师批改作业时的样子，三根指头拈住笔柄，将笔尖朝墨水瓶中沾沾，再在瓶口刮刮，潇洒地在作业本上划下“√”或“×”。时间在对与错的对峙下，溜走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
而老师，自然成了我的偶像——他不但可以判断知识的对错，还能判断心灵的美丑，甚至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作为一面镜子，我从老师身上，看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但我知道，要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不容易。老师是喝过大量墨水的人，文化人都是墨水浸泡出来的。姐姐说，谁墨水喝得越多，文化越高。任何一瓶墨水，都将转化成人身体里的血液，并使之变得聪明、睿智。
姐姐的话，坚定了我在苦难中的信念——拥有一瓶墨水，学做一个文化人。
我不敢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怕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他们能让我和姐姐活下来，并将我们中的一个送进学堂，已属不易。作为父母，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剩下的事，全靠我自己。
那是一个黄昏，放学后，孩子们都回家了，教室里空空荡荡。晚风吹拂，杨柳婆娑。我躲在教室的椽梁上，似一只等待觅食的老鼠，心跳鼓点般起伏。蟋蟀躲在墙缝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夜色聚拢，空虚如水般将我覆盖。我突然感到恐慌，从椽梁上滚了下来，疼痛加深我的惧怕。我颤抖着身子，迅速撬开老师办公室的门，拿走了桌上那只墨水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为一种来自心灵的惊悸，也为一条遍布生活道路的荆棘。直到天快亮时，我才睡着。睡着后，做了一个梦：
我成了老师的下一个轮回。
可梦，是要醒的。就像希望和失望，没有边界。
没想到，我偷回来的这只墨水瓶，会给姐姐精神上制造一场灾难。
姐姐比我更加珍视那只瓶子，每晚睡觉前，都要将其捧在手心，端详半天，才能安然入睡。姐姐在看墨水瓶时，脸上浮现出一丝幸福感，仿佛她那苍白的青春琴弦上，跳出几个明快的音符。
一只墨水瓶，不仅拯救了我，也激活了姐姐生命的潜能，和梦想的自由。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姐姐不再把精力消耗在劳动上，更多时候，她坐在桌前，望着墨水瓶发呆。偶尔，从我的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来，一边翻阅，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我知道，姐姐是在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对抗生活和命运。
父亲看穿了姐姐的心思，每天早晨，故意提高嗓门说：“兰兰，你去送弟弟上学吧。”姐姐听父亲这么一说，顿时神采飞扬，宛如一只蝴蝶看见了菜花。但姐姐同样是理解父亲的，即使在送我去上学的路上，她也背个背筐，割草或割柴。任何时候，她都没忘记帮助父母支撑起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山风吹散薄雾，朝霞染红大地。姐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自己的一轮红日，向村头的学堂走去。若遇刮风下雨，村道一片泥泞。姐姐就戴个斗篷，或撑把伞，将我扛在背上，驮我去上学。泥水溅脏她的裤管和脸庞，也溅湿他的憧憬和青春。
姐姐从来没有到过学堂，每次，她只将我送至学堂对面的田坎，就不送了。她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从来只存敬畏和仰望。我能想象，姐姐在目送我走向学堂的身影时，她那脸上压抑的忧伤，和内心尖锐的疼痛。
直到我走进教室，姐姐才从她的守望中回转身，去山坡割草。下午放学时，她又会准时出现在那条田坎上，接我回家。我在姐姐的接送中，一天天长大，姐姐也渐渐变得成熟。
仅几年光景，姐姐完成了她一生所要经历的事情。
有一天，姐姐终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嫁给了邻村一个学木匠的小伙子。姐姐出嫁时，只有十五岁。母亲流着泪，卖掉家里唯一一头羊，给姐姐买了件新衣裳，和一双解放牌胶鞋。从此，姐姐像那头羊一样，被人牵走了。姐姐走那天，我正在学堂上课。下午回到家，才发现姐姐住的房间，只剩下那只墨水瓶，安静地放在桌子上。瓶子旁，是我送给她的半截铅笔，和一个练习本。本子上，歪歪斜斜写着一些错别字。那些错误符号，记录着姐姐的心灵秘密。每一个错字，都是一道伤和痛。
姐姐的出嫁，使我们这个家，笼罩上阴影。
无论在学堂，还是家里，我满脑子浮现的，全是姐姐的影子。父亲闲暇时，不是坐在院坝里抽旱烟，就是站在姐姐离去的路口发愣。母亲只要一走进姐姐曾住过的屋子，就忍不住掉泪。姐姐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姐姐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后来，不知是为苦难的姐姐祈福，还是想重新点燃我们生活的希望，母亲把那只墨水瓶，改装成了一盏煤油灯。入夜，母亲将灯芯挑得长长的，桔黄色的火焰，越燃越旺，仿佛姐姐如花的笑靥。温暖重又弥漫我们的屋子。父亲伴着灯光，编箩筐。母亲坐在灯下，纳鞋垫。我则趴在灯旁，看书，写字——我不仅要坚守我的信念，更要替姐姐完成梦想。
长夜漫漫，灯火煌煌。我独自坐在深夜，面对内心和灵魂，把一本本书，翻得破损不堪。有时太疲劳，眼皮像粘了胶水，睁不开，我就用辣椒水来点眼角，刺激自己的睡意和困顿。冬夜，寒气重，稍微坐一会儿，腿脚就冻僵了。只有呼吸，尚余热温。母亲知道我要久坐，做晚饭时，就为我备好满满一烘笼碳火，并一再嘱咐：天寒，不要坐久了。可只要我一想到姐姐，听到父母睡梦中疼痛的呻吟，我内心的倔强，又春草般苏醒了——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守夜人。而那盏煤油灯，是夜间唯一的光源。它陪伴着我，迎接过无数的黎明和晨曦。
我到底从那盏煤油灯下，走了出来。
多年后，我师范毕业，站上了讲台。梦想实现了，却感觉不到幸福。当我看到讲台下坐着的孩子们，那一双双惊惧而渴求的眼神时，我在想——他们会将我视作自己的下一个轮回吗？
我又想到姐姐。自她出嫁后，我一直在心中寻找她。我想教她识字，然后，把练习本上的错字，改正过来。否则，她这一生，都不知道曾经的生活，哪里出了错。
我再次见到姐姐时，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当那个脸上糊得脏兮兮的孩子，叫了我一声舅舅，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楚。那刻，我才明白——这辈子欠姐姐的债，永远还不上了。
如今的姐姐，生活平静而安详，不再对一只墨水瓶抱有幻想。也不再对那些喝墨水的文化人生发崇敬。在经历过风雪之后的她看来，喝清水也能增加血液的浓度。苦难也能把一个人浸泡成熟，并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缺少灯光照耀的姐姐，最终靠一盏灯活着。那盏灯，是她的孩子。也许，这个孩子会使她踏上另一条苦难的道路，一辈子也得不到温暖和幸福，但能让她一辈子活得有希望和信念。就像母亲改装的那只煤油灯，虽然光源微弱，却足以照亮一个世界。
背篓谣
一切从黄昏开始。
风在田野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晚霞铺在西天上，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田坎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上坡。在此之前，母亲和我都有其它事情要做。
农人的日子，不分白昼和日月。
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火，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突然犯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
将背篓填满，是母亲的责任。
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乡村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比如一只飞翔的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许多个冬天，我都在野地里捡到过被冻死的鸟，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眼睛就会潮湿。
在乡下，一只鸟是脆弱的，一只羊羔是脆弱的，一个老人是脆弱的。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
母亲割回柴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和我们的家。
这些干柴，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越温暖。
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无论是那头牛，还是那只羊，对我们家都有恩。牛为我们耕地犁田，羊为我们攒钱流血，它们的一生，都在为我们作牺牲。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
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生命都是耐寒的。
我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醒事，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换着花招折磨她。夜里躺在床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也不奏效。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
当晚，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
刚开始割柴，我连刀都拿不稳。几刀子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血珠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摘来几片草叶，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跟着母亲上坡割草。初冬的绵雨，使山道一片泥泞。田野和远山，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苗。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趴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将黑时，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滑，几次跌倒，周身溅满泥浆。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跌滑，崴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孩子，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再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放开了牵我的手。她说：“我不能牵你一辈子，再烂的路，都得自己走啊。”她一边走一边还教我唱童谣：“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的脚印，唱着她教的歌谣，从童年走向了青年。
等到我终于能够独自填满背篓的时候，父母却又在开始忙着比割草或割柴更重要的事情。那几年，庄稼减产，瘟疫肆虐。粮仓里储存的粮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都难。母亲养的猪或羊，还是幼崽时，即染疾夭亡。家里债台高筑，天天都有人上门催债，闹得父母苦痛不堪，我也因此不得安宁。
父亲时常坐在田坎上，抽闷烟，沉默得像他身旁的锄头。他已经没有多少话说了，他早把心里想说的话，通过劳动，秘密地告诉了大地，大地上的禾苗，麦子，高粱和大豆……母亲则躬着身子，在田里拔草。只有将野草除尽，种子才可能长得根正苗壮。种子长壮了，籽实饱满了，我才不挨饿，母亲才不挨饿，父亲才不挨饿，我们全家人才不挨饿。
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
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
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背着一个帆布口袋，沿着村头那条崎岖的山路，走向了远方。口袋里，装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一双布鞋，和几个干硬的馒头。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我躲在别人的城市里，像一只蚂蚁，爬行着生活。白天，我到工地上帮人抬沙，提灰桶。替人抄海报，散发传单。风里奔雨里跑，饿了，买两个馒头或一袋方便面充饥。渴了，跑到厕所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夜晚，就坐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学文化。直到街上游人散去，我才拖着困倦的身躯，回住处休息。有时看书太久，我趴在街边的台阶上睡着了，醒来，披一身露水，周身冷得哆嗦。寂寂大街，空无一人，心中悲戚顿生，眼泪夺眶而出。每每如斯，我便深切思念故乡，思念父母，耳边就会响起母亲曾教我唱的歌谣来。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
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跟以前相比，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我没有被肩上的重负压垮——如今，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
但我清楚，我虽身处城市，根，仍在乡下。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
母亲是故乡的缩影。
今年春，我回到老家，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落日的余辉照在她沧桑的脸上，安静而祥和。“妈，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我问。她抬头望望天，良久，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
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上坠落。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寻找冬日的灯盏
时令渐入冬季，该静的，都安静下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节，我的心，都有种被静谧抚慰过后的透彻。尽管，寒冷会使我的生活秩序，或多或少遭受一些影响。
城市钝化了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无论是走在喧闹、拥挤的大街上，还是站在家中孤悬的阳台上，我的目光都是那样惊悚不安。我看到很多的老人，呆在屋子里，偎着个电火炉，和一只猫说话，和一只狗谈心。我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坐在街边的餐馆里，谈工作，谈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冬的方式，都有独自抵御寒冷的办法。
季节的冬天来临了，一些人的冬天，也在来临。
入冬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临走前，我在城里买了两件毛衣，两瓶烧酒。毛衣，是买给母亲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穿毛衣。我五岁那年，父亲从远方回来，买了一件黄色毛衣，作为礼物，送给母亲。可母亲一次也没穿过，她将那件毛衣拆成线团，改织成了一条围巾，和一件小毛衣。后来，那件小毛衣，穿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条围巾，套在了父亲的脖子上。
烧酒，是给父亲准备的，晚年的父亲，把酒视作他精神上的一盏灯。没了酒，他会很寂寞。酒，是支撑父亲过冬的良药。唯有酒，才能使父亲的人生明亮。
乡村的冬天，多了些宿命的意味。
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着两个空鸟巢，像两顶乡村老人废弃的旧毡帽。村头的那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浅了，瘦了，沉静中透着忧伤。野地里，薄霭朦胧，白色的雾状颗粒，洒满了田间堆积的草垛。寒气上升，渗透在身体周围，濡湿了我的视线，也濡湿了我的记忆。
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在黄昏时分，走向冬日的山坡。姐姐肩背背篼，手握割草刀，寒冷将她的一双小手，冻得通红。五根指头，像五根细小的红萝卜。姐姐每天都必须赶在天黑前，割满一背篼草。圈里的那头老牛，还盼着她带回的晚餐呢。我则牵着家里的唯一一只羊，跟在姐姐身后，鼻涕挂在嘴角，像凝结的冰凌。我怕冻坏我的双手，只好将手插在裤袋里，把栓羊的绳索套在腰上。喂饱羊，是我每天的责任。
姐姐每割一会儿草，就要抬头看我一眼，也看我身边的羊一眼。她在看我们的时候，内心是充满恐惧的，她那惊惧的眼神里，总是闪动着一丝不确定的信息。我知道，姐姐是怕我，或者羊，会被冻死。而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她都没法回家向父母交差。
羊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同等重要。
每年，都有一些人，或者一些牲畜，在冬天死去。
我们永远记得爷爷临终时的样子。那个冬天，村庄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飘洒在故乡的大地上。地面上积满厚厚一层雪，雪覆盖了地上的荒草，也覆盖了平时熟悉的道路。爷爷嘴叼大烟袋，抬头望望天，半晌才说了句：“狗日的雪，下了四天四夜了，啥时才有个完！”说完，他就牵着圈里那头跟他一样老的牛，慢慢地向远处走去。那头牛，跟了爷爷一辈子。无数个冬天，他们都是在相互依偎中走过来的。
那天，直到天黑尽，也不见爷爷和他的那头牛回家。而雪花还在继续飘洒，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当我们打着火把，在田野里找到爷爷时，他已经伏在牛背上，四肢僵硬，永远地睡着了。牛的背上搭着爷爷身上穿的棉大衣，而爷爷的整个身体，早已被雪花覆盖，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定格在一片冰雪世界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活下来的老牛，很孤单，衰老得也很快。
做一头牛，或一只羊，也是不容易的。
爷爷走后，父亲将饲养老牛的任务，交给姐姐去完成。他说：“老牛在，你爷爷就在。”
从此，姐姐和我，心里都充满惧怕。我们担心，在某一天，老牛也会像爷爷一样，安静地死去。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结局。
谁能真正熬过冬天呢？
父亲抡着臂膀，在院子里劈木柴。母亲将劈开的木柴，搂到墙角，垒出碉堡的模样。他们在替自己积累生活的资源和能量。他们的心里，需要旺盛的火焰和光源。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停止了去野外的一切劳动，特意取下灶梁上挂了一个周年的腊肉，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劈完木柴的父亲，冒着寒冷，在村头徘徊，坐立不安。一双昏花的眼睛，直愣愣盯着回村的山路。他渴望在那条路上，看到我归来的身影。就像曾经望着我离村时的背影，以及那一个个滞重、坚定的脚印。
入夜，四周都安静下来。干涩的冷风，在屋子外钻来窜去。父亲、母亲和我，围桌而坐，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了一大桌。这种暌违已久的亲情氛围，让我感到一种踏实而宁静的幸福。父亲和母亲，争着为我夹菜。我回家的日子，成了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
但在父母高兴的背后，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透过十五瓦电灯泡暗黄的光线，我看到了父母身体上，那被岁月的利斧斫伤的痕迹。母亲脸上沧桑的皱纹，已经不能再掩饰她经受风霜雨雪后的平静。父亲弯弓的脊背，掉光的门牙，以及他那条患风湿病的“老寒腿”，都在时间的监视下，证明着他苦难的人生，离最终的大地，越来越近……
凝视父母，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他们都生活在寒冷里太久了，以致于，他们的生命里住进了一片雪原。那片雪原，不是火能够烤得化的。父母所需的温暖，也绝不是一件毛衣，或一瓶酒能解决的。
那么，冬天所呈现的色彩，只能是一种惆怅和悲凉吗？
我时常想，爷爷在多年前那个冬天的辞世，绝不是因为那场持久飘飞的大雪，也不是由于下雪所带来的更大的寒冷。而是源于嵌入他骨子里的巨大孤寂和绝望。这种生命的感受，是生活馈赠给他的，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如果，我深爱着他的奶奶，不是重病卧床。也许，爷爷的孤寂，就会分出一份，让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去承担和消磨。如果，我的父亲，曾经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抽出一小半，投入到爷爷的晚境上去，爷爷的孤绝感也不会那样强烈。
可我父亲，当时都在干什么呢？
有些事情永远无法说清，回忆总是布满伤痕。现在想来，我是理解父亲的，父亲也有他的苦衷。在一次醉酒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要不是我和你母亲，你和你姐姐，甚至连我们这个家，恐怕都难平安过冬。”
爷爷把人生最后的信任和安慰，留给了陪伴他大半生的那头老牛。他相信，老牛是理解他的。只是不知道，老牛的内心世界，爷爷能否看透？
有四季，就一定有冬天。有年轻，就一定有暮年。暮年，也应该有美丽和浪漫的一瞬吧。就像雪花的坠落，不止代表寒冷，也昭示春讯。
母亲穿上了我为她买的毛衣，虽然，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件毛衣并不合身。母亲是属于乡村的，她已经习惯了穿棉袄，也练就了抵抗寒冷的能力。这种扎根泥土的生存，曾使母亲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活法，有时像庄稼一样活着，有时像野草一样活着，有时像树一样活着……
活下来的母亲，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
母亲反复抚摸着身上的毛衣，脸上浮现出她一生中少有的荣耀。我不知道，这种虚幻的荣耀，能否最后支撑她平安地走过比寒冬更难熬的暮年。
我从母亲身旁站起身，推开房门。看见父亲躺在床上，鞋也忘了脱。如雷的鼾声，打破了冬夜的宁静。吃饭时，父亲看见我为他买的酒，有些兴奋，忍不住多喝了几口。酒再一次让他找到了作为父亲的尊严。
除了酒，还有什么，能将父亲的晚境照亮？
在父母心中，我是他们共同的灯盏。但我能成为他们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吗？
有灯照耀的冬天，是温暖的。心温暖了，生命才有亮色。
谁要是站在冬天的边沿，能看到春天的阳光，谁就是幸福的。我看到了——尽管，我是代替母亲看到的。
母亲，是没有春天的。
没有春天的母亲，用自己寒微的一生，千百次，将春天唤醒，像唤醒另一个人提前到来的幸福。
水车转动的年轮
无事可做的日子，我喜欢去那条河湾走走。有时兜里揣本书，其实也不看，只随意翻上几页；有时什么也不带，沿河慢行，看水里的鱼虾游动的身姿，灵跃，俏皮，像是玩魔术。也或者，躺在河滩的沙泥上，闭上眼，让内心安宁下来，想一些事情。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长时间凝视那架破败的水车——怀想它曾有过的辉煌，感念它所经历的沧桑。然后，走向那幢同样破败的茅舍，走入一个温存的世界……
茅舍里有些昏暗，油灯微弱的火焰在寒风中闪烁。四周朦胧的树影，像剪出的人形。河水从茅舍前悄无声息地流过，夜，正在沉睡。我独自在河滩上转悠，身上穿得很单薄。冷风从我的脖颈钻进去，蛇一样咬得我的肌肤生疼。
母亲不知道我偷跑出来了，生活的重担已经不允许她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我的事情。父亲呢，整天躺在病床上，意识里早已没有了白昼与夜晚的概念。家里几乎天天都有陌生人闯来，不是催还账，就是催要粮。我已经辍学很久了。内心的风雪在骨子里游走。每天，我除了帮母亲拾柴，放牛，料理家务，剩下的便是接受其他正欢快地蹦跳着去上学的孩子的嘲笑和鄙视。因而我特别盼望夜间的来临，黑夜于我是一道屏障，能够隔绝白昼里给我带来的屈辱。并使我享有片刻的自由，安全，温暖，自尊。
游走是不具有目的的，连方向也没有。黑夜省略了我认识世界的过程，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幻觉征服了恐惧。这使我不知道正在河滩走着的，究竟是我，还是我的影子。所以，当我后来在那些寂寥的夜晚，从那幢茅舍前经过时，如果不是它里面亮着的油灯吸引了我，我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意识里的一个幻影，而将之忽略掉。
我没想要走进那幢茅舍里去，我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谁会在深夜里燃着灯睡觉呢？况且，一个孤独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搅扰他人的安静？但我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我的心被一盏油灯散发出的光俘虏了，尽管那盏油灯的光是那样微弱。
是的，那盏微弱的油灯让我感到温暖。我轻轻地靠近茅舍，推开木栅栏，从那扇落满尘埃的门的缝隙里朝里瞅了瞅。屋里很简陋，一张桌子，墙上挂满了农具。靠左边的墙下是一张石头垒砌而成的床，蚊帐是用麻袋缝制的。床上没有人。而那盏亮着的油灯就挂在屋中间的一根木柱上。照耀着屋内和屋外的世界。
我想，这间茅舍怎么可能没有人呢？那么，那盏亮着的油灯是谁点燃的呢？是油灯自己吗，不可能，天下哪有自燃的灯啊！
我回转身，正欲离去。这时，我的耳朵突然听到一阵声音。声音来自茅舍里，苍老却又清晰：“孩子，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坐坐呢？我等你很久了，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
记忆是如此混沌。我总是忘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也许更早。早晨或黄昏或深夜，我从家里跑出来，望河祈祷，内心的落寞沙滩般荒凉。我的命运晃荡在绝望和希望的两极，进退维艰。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贫穷和债务已使我们家徒四壁。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人在无助的时候，逃避也是一种伤害。
那时，河边的那架水车每天都在转动，像人的年轮。我最喜欢看水车转动时的样子，轻快，水花四溅。充满活力。我一直认为，水车是懂得生命价值的。凡是蓬勃的生命都应该是转动的。否则，它就会腐朽。我想，要是人的命运也能像水车一样，能够自由把握和转动，该多么好啊！但后来，我就发现了水车转动背后的虚假。它虽然每时每刻都在转动，却并未走远，只在原地转圈。活着的生命怎么能这样呆板呢，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行进吧，实在行进不了，或许只有解脱是对的！
当我看穿了一架转动着的水车的悖论，并滋生出厌烦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的路子。我依稀看到河流的上面飘荡着一叶小舟，在浪尖上颠簸。它或许就是我苦苦为之寻找的命运之舟了，我相信，它完全可以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里去的。尽管，这叶小舟自己也未必能平安抵达河流的彼岸。
我伸出腿，准备向那叶小舟跨去。猛然间，我发现身后有一双眼睛正锐利地盯着我，闪电般明亮。我转身瞥了一眼，看见的却是一个背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移动。我重又转过身，再次伸出腿，向小舟跨去。却又发现那双目光箭一样刺向我，使我不寒而栗。我回过头来，看见的仍是一个背影。总之，那双目光在我内心最彷徨的那些日子，它就像魂灵一样紧随着我，使我的解脱之梦终未完成。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回忆，试图从记忆里打捞出那个紧随我的人的模样，看看他（她）到底是谁。但打捞是徒劳的，我忆起的除了一个背影，还是一个背影。甚至根据背影我也猜测不出那个人的大致年龄。反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之路了。一个被人的目光识破的计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那叶曾被我看见过的河流上的小舟，是否真的存在，我也记不起了。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
我被老人领进茅舍，他居然叫了一声我的乳名，这使我惊诧。我努力回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没回想起来。老人转身去拿茶杯，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左腿，瘸得厉害。而他居然没用任何辅助工具也能行走，这使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特别的老头。老人将茶杯倒满水，让我喝。我真以为是茶，就猛喝了一口，灌到嘴里才知道是酒。我咳嗽着说：我从不喝酒。老人严肃起来，说：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不喝酒的男人不精彩！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孩子叫做男人，我的脸红了，有些发烫。老人一直盯着我，目光坚定。我顿时觉得这目光是如此熟悉，却又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
老人举杯呷了口酒，说：“你母亲姓戴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片刻沉默后，老人重又举杯呷了口酒说：“我还知道你父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是吧？”
我被老人的问话震住了，老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诧异。随后，他用手指了指屋中柱子上燃着的那盏灯，说：“那盏灯是你母亲叫我点燃的，她知道你经常在深夜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怕你孤独。你母亲还托我帮忙看着你，她担心你出事。她说，你应该尽早学会独立和坚强……”
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背影，以及那双锐利的目光。我猜想，在那些寒凉的夜晚，凡我脚步走过的地方，是否也留有母亲的脚印。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灯盏。没想到，我本身也是一盏灯，被另一个深爱着我的人藏在心里，即使在最苦难的日子，也用她的生命守护着，不让它被寒风吹灭。
“只知道耗灯而不知道点灯的人，是感受不到温暖的。”老人说。我理解老人这句话的意思。并知道了他的故事：三岁丧父，四岁起跟随母亲辗转南北，流浪颠沛。十岁时母亲染肺癌逝世。十一岁起寄人篱下，当过挖煤工，开过起重机。十九岁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九死一生，废了一条腿。从部队退役后，给工厂看过大门，到机关当过干事。历经人世沉浮，挫折辛酸，最后选择了来这个僻静的河湾盖了一幢茅舍度日……
一个没经受过死的人，是不会眺望生的。老人说：人要是耐不住一场大风的考验，就会脆弱如草，被黑暗卷入更深的黑暗。我知道，老人先后在这条河湾里拯救过好几个生命了，在被老人所拯救过的生命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老的，也有年幼的。“活着是多么好啊，就像灯燃着是多么好一样！”老人边喝酒边说。
那晚，茅舍内柱子上的油灯，一直燃着。直至天明。老人喝醉了，我也喝醉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而就在那盏油灯快被黎明吞灭之前，我早已完成了命运的解脱，并获得了超度。
现在，我站在城市的阳台或中心，身边刮过的是更加呼啸的飓风，内心经受的是更多的深不可测的夜晚。我所置身的周围是更多的泥泞和险滩……但我已经不再恐惧和畏缩，我已学会了挑战和跨越。因为，当我遇到人生的沟坎时，我总会想起那幢茅舍，和茅舍里的灯光；想起那个老人，和紧随我的那个背影；想起那架水车，和它转动的年轮……这一切，总能激发我的内心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勇气——那是生命的力量，更是活着的勇气。
如今，那幢茅舍已经坍圮了。老人也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守护那盏油灯的我的母亲也已白发苍苍。那架水车呢，也早已停止了转动。岁月悠悠，年轮渺渺。一切都仿佛成了凝固的时间。而我，只有我，则是从那凝固的时间里复活的一个新生。
黄昏的掌纹
黄昏，像是一种回忆，更像是一种幻觉，静谧中包蕴着刻骨的感伤——我说的是乡村的黄昏。那时，我大约只有十六岁吧，夏日傍晚，我跟随父母劳动后回家。父母走前面，我走最后，晚风摇曳着我们瘦削的身影，夕阳映红我们古铜色般沧桑的脸庞。在我们周围，一切都隐退了。田野上劳动的人们先后一个个走光，大地一时间变得旷阔而空茫。大概是因为累，我们扛着农具只顾低头走路，谁也不说话，像几只疲劳过度的蚂蚁在山道上慵懒地爬行。走着走着，突然间，我就停下不走了，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父母照旧走他们的路，他们是不会问我停下来的理由的。
我独自坐在土丘上，放下手中的农具，全身累得要散架。我稚嫩的身体承受不了每天那种超负荷的劳动，两只手掌上全是被锄柄磨出的硬茧，脊柱的骨缝间针扎般酸痛。但我不能向我的父母提起我的痛，如果那样，他们会不高兴。因为，他们比我每天的劳动量更大，痛也更深。有时夜里躺在床上，我实在忍受不了肩背上被烈焰炙烤后血渍撕裂的皮肉的锐痛，而叫出声或流出泪来，父亲就会喝得醉熏熏地跑来我跟前吼道：“哭卵呢，你娃还嫩，日子长着呢，够你娃熬的！忍着吧，没听那些有文化的人说吗？‘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说完，就打着酒嗝摇摇晃晃地爬到床上去了。片刻之后，一种疲累的呻吟就会在暗夜里回荡，仿佛夜的喘息。
窗外，月色幽朦，暗影如磐。
我的痛是身躯的，也是心灵的。我躺倒在土堆上，像一个沉默的影子。父母已经回家，整个山地只剩下我一人，独对荒野，和自己颤栗的灵魂。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尽管我的家就座落在前方的山坳里。暮色聚合，起风了，鼻息里尽是麦子，玉米，高粱，杂草混合的气息，这种气味在我的记忆里弥漫了许多年，像某种潜藏于我流动的血液里的元素，在我生命的田野里涌来荡去，经久不止。那时，我已经开始对这种气息感到厌恶并诅咒，我不想被这气息所窒息。于是，当我每次躺倒的时候，我的耳朵都会聆听到一种声音，在急急地召唤着我，引领我逃离生活着的村庄，穿山越海，翱翔飞奔。这种声音不是来自我的家里，我的父母；更不可能来自我脚下的土地，身后的庄稼……而是来自那许许多多我所看不见的另存的世界。
我不能不说说那些黄昏中的鸟。在我每次劳动回家停下来休息或冥思时，都能看见它们在我的头顶上方盘旋，俯冲，像一群村庄的精灵。这些弱小的生灵曾给过我莫大的精神慰藉。它们永远处在一个高度上生活，而又同时拥有着大地。不像我，在大地上生活，却未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地，这是我生而为人的遗憾。每当我目睹它们在天空上自由欢快的影子时，都免不了顿生一种舒翅翩飞的欲望。在当时，这欲望是怎样令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心悸不安，而又激动异常啊！蓝天是鸟儿的天堂，土地是我父辈的天堂，而我的天堂将在哪里呢？
母亲似乎从我每天的行为和表情里觉察到了什么，只是她没有说。而父亲则对我的古怪举止愤怒之极。他认为，我成天这般胡思乱想，拖沓懒散，丝毫不具备成为一个好庄稼把式所应有的资质。早晚成不了气候，会败了家业。于是，他着意要将我培养成一个他所满意的庄稼把式。每天天不亮，他就迫使我跟他一起出地干活，向他学习耕地，犁田。他教我如何播种施肥，怎样才能使粮食增产，如何从气候的变化中去经营农事。他在教我干这些活的时候，只是将我视作一台用来进行农业实验的机器，而不顾我弱瘦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了那样长时间的劳作。有好几次，我都在他的调教中因体力透支而晕厥，但他从未因此减少对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只要我每天都按照他的意旨卖命地劳动，他就非常高兴。反之，则会受到他的恶言厉骂，以致于母亲也会经常跟着我受牵连，被他谩骂。他一高兴了，晚上回到家，就会喝许多的酒，直到把自己灌醉为止。然后，睡在梦魇一般的深夜里，幻想又一个土地的儿子即将在他的预想中诞生。多年来，父亲就是这样在对我的幻想中，使自己日趋衰竭的生命重新获得了张力，并延续着自己的寿命。
没想到母亲会与我进行一次彻底的交谈。有一天，劳动收工后，我仍旧一个人坐在土堆上，抬头仰望天空中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在寂静中聆听自己心跳的声音，脑中胡乱地想着一些事。突然地，我感觉身后有人在向我靠近，我回转身，发现是母亲。她空着两手，一头蓬乱的白发在晚风中扬起，神态苍老而虚弱。平常，我总觉得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灵上的屏蔽，我们是缺乏理解和沟通的两代人，彼此的认识，见解，思想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尽管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这种情感上的隔膜，使我对母亲突然向我的靠近感到些许不适。母亲或许已经看出了我的紧张，她紧靠我身旁坐下来，并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像锯齿一样锉得我的肌肤生疼。但在这粗糙里又同时具有一种温厚的力量，这力量给我的生命传递过来一种久违的温暖。而在这温暖里面，跃动着的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慈悲与善良。我慌乱的心在她手掌的抚摩下逐渐平静下来。“孩子，我不想看到你每天都那么痛苦地活着，这会让我受不了。我知道你一定有许多心事，希望你能将心底的秘密给我讲一讲，那样会好受些。”母亲平和地说。她的话让我不知所措，却又感动万分。曾经，我总认为母亲跟我父亲一样，是不会理解和关心我的，在他们心里，只有土地和粮食。直到母亲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才发现自己在对亲情问题的判断上，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其实，母亲一直都在关心我，爱着我，只是她把这种爱藏了起来，没有表露。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在生活中，母亲也是活得很苦恼的——承受着肉体上，精神上的双重之苦。只是，她像对我的爱一样，把对来自生活中的压抑，苦痛也隐蔽了起来，而表现出一个顽强者的角色——一个深藏大爱而又兼怀痛楚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也最累的母亲。
我不敢告诉母亲心中的真实想法，我担心她会受不了。我不敢设想，一个生在封闭，落后，贫穷的普通农民的儿子，如果对他的父母说：我不想做农民，我要远走，我要高飞，离开这个连鬼都不下蛋的破村庄，去重新改变和寻找自己的命运。结果会怎样。
但在那天，我也许是被母亲的真诚所打动，终于还是将心里贮藏已久的想法，告诉了她。母亲听完我的倾诉后，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应，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她将自己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松开，抬头长时间盯着天空上那些盘旋，俯冲的鸟雀看，像一个守望幸福的岁月之神。“人这一辈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想法不同，选择的路也就不同。走的路不同，活法也就不同。我们选择做一棵树，而你却选择做一只鸟，这都是命定的事情，谁也阻止不了谁，也由不得谁。但最终不论你选择那种方式求活，都是在从泥淖里往外爬，从石头缝里找出口啊！哪一根田坎不是三节烂呢？孩子，你可要当心啊！”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第一次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所感动。没想到，母亲朴实的语言里，竟包孕着如此深刻的思想。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开明的母亲而倍感自豪。
我终于在一个黄昏离开了村庄。走的时候，我没有向父母辞行，我不想看到更多的悲戚。母亲是知道我要走的，她早就在那个帆布袋里偷偷地给我装了几个馒头，和一双她亲手为我缝制的新棉鞋。我走的时候，母亲在地里干活，我背着行囊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土坎上坐了许久，企望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母亲。但一直到天快黑尽了，我都没看见母亲收工回来。她似乎是故意要在那一刻不回家的。就这样，我在等待母亲的失望中，沿着自己命运的纹路，离开了家——那块生我养我十多年，破败而又多情的土地，那个承载了我童年无限遐思和梦想，忧伤和彷徨的村庄。踏上了远去的长途，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流浪。
从此，那记忆里的乡村的黄昏，以及黄昏里的人与事，也跟随我匆忙的背影坠落了——在我生命的某一个端点上。
从此，那记忆里的黄昏的“掌纹”，变成了一道道沧桑的皱纹，爬满了母亲的额头。母亲额头的皱纹越深，我流浪的命运就越坎坷；命运越坎坷，心就越疼痛；心越疼痛，我就越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被电影虚构的生活
一
太阳一下山，我们的心，就野了，欢快了。像一只只鸟，飞离了村庄。远处，各家各户的茅屋，都升起了炊烟。大人们已经做好了晚餐，等我们回家吃饭。我和秋萍背着背篓，蹦蹦跳跳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背篓里，装着半背青草，半背夕阳。
吃完饭，我们将去邻村看电影。
邻村离我们村远，需走四里路，再翻两座山。要不是为看一场电影，我们活到死，恐怕也不会去邻村留下一个脚印。一场电影，让我们与邻村发生了关系。那晚，我们像一群黑暗中的入侵者，闯进了邻村的土地，闯进了邻村人平静的生活，闯进了一场电影虚构的情节。
山路迤逦，女人们走前面，男人们走后面，我和秋萍等几个小孩，只能高擎火把，夹在他们中间。长长的队伍，像一条忽闪的巨蛇，在山林坡脊上穿梭。人们一路走，一路说着笑。繁星在天幕上睁大眼睛，为我们引路。
秋日的夜空，罩着一层雾气。月亮挂在苍穹，冷冷的，像一个新鲜的蛋黄。蟋蟀躲在路两旁的草丛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火把暗红的光，把人的身影投射到地面上，像一个个放大的皮影。后边的人踩着前边的人的影子行走，像踩着另一个自己。每一个影子都是一个逃跑的灵魂。人人都在猜想晚上可能放映的电影，大人们说，估计是放《刘三姐》。而我们几个毛孩子，也在私底下打赌说，肯定是放《少林寺》。未知给了我们期待，宛如黑暗给了我们幻想。
一场电影，让一个沉寂的乡村充满了活力。
我们刚翻过山的垭口，就远远地看见放电影的那户人家里灯火通明。整个院坝都挤满了人，熙熙攘攘，像是赶集。电影已经开始，那两根高高的竹竿上拉起的白色银幕，在不断闪烁。影片中机枪扫射的声响，从扩音器里传出来，整座山都似在颤抖。我们的脚像是安装了轮子，在山路上滚动。大家都默不作声，低着头，放大瞳孔盯着路面。恨不得身上立刻长出翅膀，飞到那银幕下去。就在下山的时候，队伍里突然有人一声惊叫，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拿火把一照，原来是秋萍脚踩空，滚到坎下面去了。大人摸黑将她抬上来，她忍着疼痛，边哭边哆嗦着喊：“快走，电影开演了。”于是，大家又埋着头，朝放电影的方向急走。
当我们终于到达放映地时，院坝上已是座无虚席。屋门前的草垛上，树杈上都爬满了人。我们试着挤了挤，靠不拢边。无奈，便只好在银幕的背后，找个角落蹲下来，从另一面看戏里和戏外的人生。
我们属于一场电影的迟到者。
但还有比我们更晚的人，他们正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向放映场赶来。电影已经开始了，而更多的观众尚未到达。也许，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电影正好落下帷幕。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追赶生活的过程中，与目标失之交臂的。
那场电影，是专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放映的。那天，是老人的寿辰。老人的后人香火旺，外出找了钱。回来为老人祝寿，也为自己祈福。老人是那场电影的真正观众，也是那场电影的主角。我们都不过是那场电影的配角，旁观者。
老人坐在院坝中央的椅子上，左臂缠着块红布。两旁是他的儿媳、孙子。电影是一部战争片，我们来晚了，没看到片名。战争打得很酷烈，枪林弹雨，血雨腥风。我不知道站在银幕正面的人，是否看清了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我们在银幕背面，看到的是相反的人生。那个老人，似乎对电影并不感兴趣。他的脑袋总是转来转去，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他所看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电影世界，而是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一个人晚年里的幸福与荣光。
一场电影，赋予了一个人尊严，赋予了一个乡村尊严。
我们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后来，天下起了雨，看电影的人陆续散去，我们也跟着离开。唯剩下老人一家人，坐在院坝里，冒雨盯着银幕，像盯着自己漫长的一生。
回去的路上，大人们议论纷纷，说电影不如《刘三姐》好看。雨水淋湿我们的火把，也淋湿我们的心情。我们走出很远了，那场电影还在放映，可已经没有了观众。银幕下，只有潮湿的夜色，罩着一个老人安详的面容。
想不到的是，电影并不对任何人都构成诱惑。当我们赶往另一个村，去观看一场电影的时候，另一个村的人，也正在赶往我们村，光顾我们的茅舍。
我们回到家时，雨已经停了，地上湿漉漉的。我们发现家里的门是开着的，门上的锁，已被人砸烂。家里的东西，被人翻得七零八落。圈里的几只鸡和两头羊，不见了踪影。
我们呆立在院坝里，仰头望着深黑的夜空，像望着人幽暗的内心。
一场电影，盗走了一个乡村的生活必需品，也盗走了一群农村人的生活和文化，白天的劳动和夜晚的睡眠。
二
人生需要一场电影，就像我们的青春需要一场爱情。
那是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我扛着锄头，去地里帮母亲播种粮食。天是蓝的，风是凉的，心是亮的。旷野的青草，疯了似地猛长。野花也探出了头，东张西望。春天，像一个妩媚的少女，把她的风韵和色彩，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人间。
我种一会儿豆子，就坐在田坎上歇歇。我已经辍学，脑海里茫然一片。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希望。母亲挖一会儿豆窝，就扭头看看我。她担心我想不开，会干出什么傻事情来。其实，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还没有绝望到轻生的地步。况且，我还有个重要的承诺没有兑现——陪秋萍去县城里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秋萍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读初二的时候，因家庭困难，我们相继辍学。命运同时抛弃了我们这两个无辜的农村青年。
秋萍毕竟是女孩子，心灵比我更加敏感，也更加脆弱。辍学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也不吃，就知道哭。她的眼泪，像一条河，淹没了她自己，也淹没了她的父母。秋萍的母亲想让她振作起来，就跑来叫我去开导秋萍。她知道，我跟秋萍从小一块儿长大，一起上学读书，秋萍最听我的话。
可秋萍的母亲哪里知道，我内心的委屈和伤痛，并不比秋萍轻，比秋萍浅。
那天，我把秋萍带到村边的柳树下，背靠背坐着，独对夕阳和黄昏。晚风徐来，柳枝轻摆，像我们纷乱的思绪。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已经不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交流。但我们内心深处的痛，是一样的深，一样的尖锐。那天下午，我们宛如两只蝉蜕，跟着落日沉陷。整个大地都在摇晃。
秋萍说：“只要你带我去县城看一场电影，我就嫁给你做老婆。”
我知道，秋萍和我，都是电影迷。凡周边几个村放电影，无论路远路近，我们都一场不落地跑去看了。那个时候，电影是我们唯一能够享受到的精神食粮，也是拯救我们内心苦闷的良药。
我答应了秋萍，并不是因为她说要嫁给我。而是我本身也需要一次精神逃亡。
县城我们谁也没去过。长了十多岁，我们去得最远的地方，不过是我们读书的小镇。这多少给了我们恐惧中的兴奋。
决定去县城的前一天，我和秋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第一次做了一回小偷，把我父亲藏在枕头底下的十元钱取走了。秋萍也从她母亲的箱子里，翻到五元钱。
由于不知道路的远近，我们黎明就出发了。山道窄而陡，路面凹凸坑洼，两旁的树影，像剪出的怪兽，凄清，恐怖。夜鸟躲在崖壁的洞穴里，阴一声阳一声地叫，那种荒凉感，让人毛骨悚然。我和秋萍手拉着手，打着火把，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秋萍感觉到了我手心沁出的汗水，而我也明显感觉到她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们是一对从父母的睡梦中逃跑的孩子，带着祖辈的秘密在逃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小镇在黑暗中显示出了轮廓。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场景，又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中。我和秋萍站在小镇的那座古桥上，眺望了一阵我们曾经念书的那所中学。教室里亮着灯，依稀传来同学们晨读的朗朗声。秋萍的眼圈红了，我的心里也一阵阵酸楚。
我们在小镇的餐馆里各吃了一碗面条，就坐车去了县城。也许是起来早了，又摸黑爬了这么远的山路，人很困倦。不一会儿，我们就靠在坐垫上睡着了。睡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母正哭喊着在四处找我。
梦醒来的时候，车已经到达了县城。
县城像一个迷宫，车来车往，人潮涌动。我和秋萍仍然手拉着手，战战兢兢地在街道上东钻西窜。时间已到下午，太阳橘黄色的光照下来，把整个县城铺得金碧辉煌。我们边走边向过路的行人打听电影院在什么地方。尽管别人给我们说得非常详细，但我们还是迷路了。那些人所说的地名，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电影院时，天快要黑了。我们问守门的同志，今日放什么电影。守门同志的回答，令我们心灰意冷：“今天逢单号，不放映。”
我和秋萍想返回乡下，但已无回程车辆。我俩都害怕起来。马路边的灯光次第亮起，我和秋萍蹲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下，紧相依偎。身边走过的，是匆忙的脚步，陌生的身影。我去街边买了两馒头，秋萍一个，我一个。我们埋头啃馒头的时候，前面站了好几个人在观看。一边看，一边指指点点。那种眼神，仿佛在看两个乞丐。
夜越来越深，街上散步的人，都陆续回家去了。整个县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那一夜，我们第一次强烈地想家，想父母，想故乡。也第一次感到活着的孤单和无助。
我们在街边整整坐了一夜，仿佛从童年坐到了暮年。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急切地坐车回家了。我们本以为会遭到父母的打骂，可父母连重话都没说一句，更没有提钱的事情。
找到了县城的电影院，秋萍从此多了一种野心。
那次事件之后，她曾背着所有人，独自去县城看过几场电影。每次看完电影回来，秋萍都要跟我讲电影里的情节。讲到动人处，她就会掉泪。我问她：“哪有钱经常去看电影。”她笑笑说：“不要钱，免费的。”我不信。于是，她便带着我也去县城看了两场电影，果然没收门票。每次去，都是放电影的那个男人，放我们进去的，还专为我们留了位置。看得出，秋萍已经跟那个人混得很熟。
半年过去，秋萍失踪了。
秋萍失踪后，我曾带领她的父母，去县城找过她。未果。
又一个人，被电影吞噬掉。
三
我躲避不开电影，像躲避不开戏剧化的人生。
也许是人们的生活实在太贫乏，渴望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来丰富他们苍白的内心吧。渐渐地，在我们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规矩。凡哪家的孩子考上了中师，或中师以上的学校，都要请村里的男女老少，去家里看一场电影。以耀门楣，以光先祖。
秋萍失踪后，我更加的孤独，精神上也更加落寞。她带走的，不止是她一个人的生活，也有我的一部分人生。
我不再像原来那样迷恋电影，我讨厌一切虚幻的生活。我必须要在现实中，找一个理由活下去。
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活法。
我曾仰躺在一片玉米地里，让翠绿的玉米叶将我覆盖。我试图像玉米一样生长，把根扎进泥土，把穗伸向天空。只呼吸阳光，空气和水分，就能结出累累硕果。一粒粒金黄的玉米，是一个个大地的孩子。秋天是它的故乡，也是它的天堂。
我也曾站在山巅，仰望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群。学做一只鸟，从故乡飞走，不再回来。尽管，在飞翔的途中，可能遭遇狂风骤雨，电闪雷鸣。我宁愿在飞翔中死掉，也不愿把羽毛蜕变成山乡枯死的茅草。
村民们并不理解我，他们仍然只对一场电影津津乐道。只要谁家放电影，不管再累，再忙，也要邀约着前去观看。对于他们来说，活了大半辈子，对日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能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滋润一点，到老的时候，不至于连美好的回忆都没有，就很体面了。
尤其是那几年，当相邻的几个村，考上两个大学生后，整个乡村世界都沸腾了。所有人都跑去那两户人家里看电影。看得每个人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两场电影，让几个村的人嫉妒，也让几个村的人不服。很多人家，就是去看了那两场电影后，才狠下心，砸锅卖铁把辍学已久的孩子，重新送进了学堂。
我即是在那两场电影的影响下，才有机会走进久违的学校的。
我深知，我的父母是想在我的身上，找到他们活着的尊严。
走进学校后的我，仿佛一条快被渴死的鱼，回归到了河里。我带着满身伤痕，不顾一切地朝前游，去努力追赶我那被命运荒废掉的人生。
父母为了让我争取能给家里放映一场电影的机会，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两头牛，拼命地干活。从春干到夏，又从秋干到冬。皱纹像一条条虫子，爬满了他们的额头；白发像一根根蚕丝，缠满了他们的头顶。他们收割着我，岁月收割着他们。
我到底没让父母失望。复读了两年书后，我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中师。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上午，父母正躬着腰，在地里干活。我兴高采烈地跑到地里，大声地朝着父母喊：“妈，我考上了；爸，我考上了……”父母抢过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看着通知书上那个鲜红的印章，泪水纵横。
当天下午，父亲就去镇上请来了放映员，并挨家挨户的通知乡邻们，晚上来我家看电影。
天刚擦黑，乡邻们便陆续来了。他们有说有笑，隔多远就朝我父母吼道：“老哥，大嫂，这下该你们享福了啊，娃出息了，出息了。”我的父亲站在院门前，一边递烟，一边说着客套话。母亲则捧出了粮仓里珍藏的花生，分散给来看电影的小孩们吃。
那晚，我衰老了的父母，容光焕发；我衰老了的乡村，勃勃生机。
电影放到很晚才散场。看电影的人很满足，这场电影，刺激了他们的梦想，激活了他们的血液。那晚过后，村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平静。它所掀起的波澜，丝毫不亚于一场洪水带给村庄的记忆。
遗憾的是，如此热闹的场面，秋萍竟没有机会看到。
想到这里，我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洋槐树上的钟声
一
清晨和黄昏，那棵洋槐树都静静地立在村头，像一个天然的守钟人，守着挂在它枝杈上的那口“钟”。“钟”其实是一截钢管，钢管生了锈，轻轻一撞，铁锈就纷纷往下掉，那是时间褪下来的垢甲。
洋槐树旁，便是我教书的学堂。学堂很破旧，屋檐上的椽条，长期受雨水浸泡，已经腐朽。房顶上的瓦，经多次翻修，也已遮不住阳光。窗户呢，更是挡不住风的挑衅，胶纸一贴上去，疯狂的北风，就伸出它的利爪，将胶纸撕成碎片。
冬天的风，是有毒的。它只要钻进教室，就把毒液泼洒在孩子们的脸上。不多一会儿，那些孩子们的脸就红了，紫了，僵硬了。全身哆嗦着躲在教室的角落，像一群受伤的幼鼠。
我站在讲台上，用我微弱的气息，给孩子们送去温暖，帮助他们疗伤。
在乡村学堂，求知是次要的，我得首先教会他们如何活下去，艰难地活下去。
二
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刚中师毕业。当我捆着铺盖卷，爬山涉水，翻越十几里山路来到这所乡村小学时，我感受到的，是人生的迷茫，和对未来无边无际的惶恐。村长从自家的草堆上，抱来一捆干稻草，帮我把床铺上就转身走了。留给我的，除了一间黑洞洞的屋子，便是一个人内心的荒凉。
屋子紧挨着教室，左侧是办公室，右侧是学生们煮饭的厨房。入夜，一切都安静下来。窗外的北风使劲地拍打着我的窗户，像一个野蛮的盗贼，企图破窗而入。床底下，几只老鼠窃窃私语，商量着要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干一场让人类吃惊的大事。我躲在被窝里，像一只蚕，把自己裹紧。我害怕这个陌生的村子会突然蹦出一个怪物，把我吞噬掉。
但我没法入睡，也许是白天爬山的劳累，致使我元气大损。我一闭上眼，无边的黑暗便潮水般向我涌来，将我覆盖。淹没我的肉体，也淹没我的灵魂。我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像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没有人为我引路，我就这样飘啊飘，飘向我的暮年。
后半夜，天下起了雨。雨滴清脆地砸在瓦上，瓦在疼，我也在疼。屋外，远远地传来一阵狗吠声。间或，还夹杂着人走路的脚步声。我从被窝里探出头，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那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的大脑屏幕上闪过一道亮光，心底升起一股暖流——我猜一定是村长给我送棉被来了。但遗憾的是，那脚步声突然消失了。村长并没有来。
雨越下越大，风尖利地怒吼着。我再一次用被子裹紧自己，在漫漫长夜中守候着黎明的到来。
三
黎明是在钟声中醒来的。
当我第一次敲响洋槐树上的那口“钟”时，也第一次敲响了我的青春。我举起锤子，不敢使劲去敲那口“钟”。面对那口“钟”，我像面对一个老人，面对一个衰老的村庄。那钟声是沉闷的，暗哑的，它已经没有力量穿透岁月，但足以敲醒整个颓败的村子，敲醒村子里沉睡的十几个孩童。
那些孩子，是被我的钟声召集到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们正揉着惺忪的眼，将羊放上山坡，将牛牵到河边饮水，把鸡鸭赶出圈笼……他们的人生还没开始，生活已经开始了。
听到我敲出的钟声后，他们都停下了正在干着的活儿，匆匆忙忙地赶到学堂。学堂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陌生。操场上长满了野草，课桌已经发霉。只有黑板上还能隐约看见上一位老师留下的两个字迹。我仔细辨认了一下，那是两个“人”字。人字，是最易写的一个字，却又是最难写的一个字。
我把孩子们赶进教室，按照高矮顺序，给他们编好座位。可孩子们并不按我编排的座位入座，他们有自己的排序。他们排序的依据，是力气的大小，性格的强弱。力气大的，性格要强的，就坐前排。反之，就只能坐中间或后排。我看他们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竞争那一套。我不知道该欣喜，还是悲哀。
我试图唤回他们的童真，慈悲和友善。
我关上书本，打开了心。我教他们重新认识泥土和天空，玉米和高粱；大豆和麦子，蚂蚁和鱼虾……但孩子们并不希望我教他们这些。我所教的这一切，他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早已见怪不惊。他们希望我讲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可我只是个中师生，跟他们一样，又是个农村孩子，学到的知识有限，视野狭窄。外面的很多事情，我也不懂。我们同是一群被世界遗忘了的孩子，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于是，我只能以我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来激发他们对未来人生的想象。我向他们虚构了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城市里的面包，长在马路边的一棵树，养在公园里的一只鸟……后来，我发现我所虚构的事物，都来源于乡村。这么说，我并没有走出我的生活常识和经验。不过，我已经在虚构中，把那群刁蛮的野孩子，越带越远。他们开始渐渐喜欢上了我。我成了他们逃离生活的一艘船。他们争先恐后地想登上我这艘满载希望的小船，驶向更加广阔的自由的世界。
孩子们那一双双饥渴而又无助的眼睛，深深地刺痛了我。
四
下课后，我带领孩子们在操坝上做游戏。他们紧跟在我身后，连成一条线，像一根绳子上拴着的蚂蚱。我们玩的是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扮演的是“鸡妈妈”的角色。跟在我身后的那些稚嫩的“小鸡”，都是我的孩子。他们在我羽翼的保护下，躲避着老鹰的追捕，也躲避着命运的追捕。虽然，这些可怜的“小鸡”，一只也没有被叼走，但他们已经被老鹰紧紧地盯住。稍一疏忽，就有可能被吃掉的危险。我必须尽快让他们羽翼丰满，学会自我生存。我能保护他们一时，却不能保护他们一世。
上劳动课时，我带领他们去树林里捡干柴。我教他们如何爬树，去把树上的枯枝掰下来。然后，又教他们如何把掰下来的枯树枝码整齐，用绳子捆好，再将它们一捆捆搬回学校。放在屋檐下，储藏起来。这将是我们每天中午在学校煮饭用的燃料。孩子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团结的。团结使他们获得了力量，也充满了信心。我必须让他们明白，不管做任何事情，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有了大量的柴火，就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每天上午第四节课，我都要轮流让三、四个学生去灶房生火煮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作息有规律。米、菜都是学生早晨从家里带来的，只需烧火煮熟，就可以吃了。每个学生都会煮饭，这是我感到自豪的地方。这说明，他们即使离开了父母，也不至于被饿死。
煮饭最难的是挑水。学校附近没有水井，每顿煮饭，都要跑到村头的那口古井里去挑。孩子们小，没有力气挑水，只能两人一组进行抬。水桶压在他们肩上，沉甸甸的。看见他们歪歪扭扭地走在路上，满头大汗，我就莫名地心酸。为了鼓励孩子们，我对他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看，太阳都被你们装在桶里抬着呢。能抬起太阳的人，将来一定是干大事情的人。”孩子看看水桶里太阳的影子，咬咬牙，走得更加沉稳。身后，桶里的水洒了一路，阳光也跟着洒了一路，金光灿灿。
下午的最后一次钟声响过，太阳就落山了。夕阳在天边撒下万道霞光，照着放学的孩子们。他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走在晚风中，走在回家的路上。有几个女孩子，唱起了儿歌，歌声清脆，跟随晚风飘得很远，飘过山川与河流，飘过童年与梦境。那些男孩子，更是性子野，在歌声的陪伴下跑到某块豌豆田里打滚，学蚯蚓找妈妈。泥巴糊满他们的身子，并充塞他们人生最初的记忆。只是可惜了那块青青的豌豆田，豌豆才刚刚上藤，就被这群无知的少年践踏了。最终等待他们的，无疑是豌豆田的主人厉声的责骂。
多少乡下孩子，就这么在别人的咒骂声中长大，长成一条汉子。
五
除却一点生存的技能外，我无法教会孩子们更多。在孩子们眼中，我是一个老师。可在村人们眼中，我不过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大男孩而已，或者说，是一个孩子王。我无法使这个贫穷的村子致富。甚至，我无法理解一个农人的鼾声。我对这个村庄来说，是脆弱的。
每天，孩子们放学后，学校重又空寂下来。我站在空空的讲台上，有种失重的感觉。讲台下空着的每一个位置，仿佛都是留给我自己的。我是我自己的学生，我也是我自己的老师。我无法走出我自己，更无法超越我自己。我排除不了内在的落寞和痛苦。
那口钟成了我唯一的知音。
每当我意志消沉，或思念家人的时候，就会走到洋槐树下，敲响那口钟，替自己壮胆。那钟声里，寄托着一个成年男人的情感。无数次，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修道的和尚。那所学堂，便是寺庙。那口钟，便是晨钟，也是暮鼓。多少个日月春秋，多少次斗转星移，我就那样盘坐在破屋里，青灯黄卷，面壁参禅。
夜深人静之时，我就把自己带来的一箱子书拿出来，一本接一本地读。那些书，曾是我的精神盛宴，我爱它们，胜过于爱自己。它们是《论语》、《史记》、《南华经》、《道德经》、《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我从这些故纸堆里，打捞生活的诗意，从而滋润我的心田和灵魂。这些书，不知被我翻过多少遍，有的书页，已被我翻得破损不堪。书中的段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夏天，我吟诵古诗，来消解燠热；冬天，我背诵经文，来抵御寒冷。我在书中死去，又从书中复活。
是书，拯救了我。
熟读了几本书之后，便有了写的冲动。雁过留声，人过留迹。我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岁月白白地荒废掉，我必须为它们留下点什么，至少，为我的晚年留下点回忆。于是，我开始在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上，记录我的生活。我写下了青春期的苦闷，写下了这个山村的贫瘠，写下了孩子们的茫然。当然，我也写下了这所破败的学堂，学堂旁苍老的洋槐树，洋槐树上苍老的钟声……
我把一个个写完的作业本，装订在一起，寄给在县城里上班的女友。女友看完我写的那一沓厚厚的字迹后，特意跑来这个偏僻的山村看望过我一次。她一见到我，就泪流满面。我带着她，在这个村子里转了一圈，并让她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那节课，她上得很艰难。我坐在学生们中间，静静地听她讲。讲到动情处，她几次掉下眼泪。下课的时候，她朗诵了一段我写的文字。她哭了，我也哭了。孩子们也哭了。
女友走的时候，我让她敲了一次钟。她使了很大的劲儿，钟声把树上的洋槐花，簌簌地震落一地。女友凝视着飘飞的白色花瓣，沉思良久。然后，她深情地对我说：“你真不容易。”我说。“活着，本就不轻松。”
六
学堂终于要拆了。
正是洋槐树开花的季节，老村长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们并肩坐在洋槐树下，风吹来，不时有花瓣落下。我捡起一朵，凑近鼻孔嗅嗅，有一丝淡淡的苦香。村长点燃一袋烟，淡蓝色的烟雾从槐树的枝丫中腾起，驱散了树上采花的蜜蜂。村长说：“学堂要拆了，镇里已经下了文，要将学堂合并到镇上，一切为孩子们着想。”
听完村长的话，我的心里浮起一丝喜悦，也浮起一缕感伤。我从地上站起来，最后一次敲响了那口钟，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概村子里的人都听到了我敲出的钟声。那天黄昏，村民们停住手中的活儿，站在山坡上，朝学堂的方向望。孩子们都集中在洋槐树下，齐整整站成一排，像在跟那口钟行注目礼，作告别仪式。当钟声停止的时候，孩子们个个表情凝重。村长抽完他那袋烟，就拿来梯子，取下了那口老钟。他说：“拿回村里做纪念。”
取下挂钟的洋槐树，像被锯掉了一截枝丫。它的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蔓延。
当天夜里，我收拾好自己的行装，正准备入睡，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他们——我的那十几个学生。他们有的手提鸡蛋，有的手捧自己折叠的纸船——船上写满了我和全班同学的名字。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们脸上挂着泪水。我把他们让进屋，屋子里顿时升起一股暖流。
那夜，我们围成一个圈，坐到很晚。
我最后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一节没有书本、没有粉笔、也没有黑板的课。
第二天，我离开学堂的时候，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都跟来送我。他们一直把我送出很远，我几次叫他们回去，可他们就是不停下脚步。
我说：“大家请回吧，等明年春天，我还会回来看槐花，看你们，看这块土地。”他们听我如此说，才止了步。
我背着沉沉的行囊，像背着洋槐树上的那口老钟。就在我快要走出村子的时候，我的耳朵隐约听到学堂传来一阵钟响。那钟声，是那样悠长，那样浑厚……听得我热泪滂沱。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是一双双迷惘的眼睛，和一个个颤栗的灵魂。
母亲的世界
母亲年轻时，读过几天书，一些简单的字，她现在都还认得。母亲记忆力很好，也有读书的天分。老师上午教的课文，她下午就能背诵。母亲对书本有种天生的迷恋，只要她翻开书，嗅到墨香，就像蜜蜂见到花朵，兴奋立刻写在脸上。每次上坡割柴、割草，母亲的衣袋里都要插上一本书。歇气的时候，她就会掏出来，看上几页。晚上临睡前，也不忘翻上一翻。外婆对母亲的勤奋学习，夸赞有加。看到母亲捧着书本读得忘我痴迷的样子，外婆总要停下手上正纳着的鞋底说：“这孩子，继续这么下去，准能变成一只金凤凰。”外公的看法跟外婆截然相反，他只要看到母亲睡觉前还在看书，就非常生气，从床上爬起来，噗地一下吹灭桌上的油灯，愤怒地说：“女娃子，看这么多书，思想会抛锚。无用不说，还浪费煤油。况且，家里也没钱再让你读书。从明天起，你就别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带你的两个妹妹吧。”
母亲的读书梦就这样被外公吹灭了。
母亲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渴望。她每天除了带两个妹妹，总不忘偷偷地躲在墙角，将藏在腰间的书，拿出来看一看。有一次，母亲因躲在角落看书入迷，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她那两个在院子里玩耍的妹妹。黄昏降临，外公、外婆干活回家，发现他们的两个小女儿躺在院坝里睡着了。脸上糊得脏兮兮的，黑一团紫一团，身上被蚊子叮满小红疙瘩。外公见此情景，怒火中烧。扔下锄头，破口大骂。母亲被外公的骂声吓破了胆儿。那天，母亲被外公狠狠地煽了一耳光。外公将母亲身上搜出的两本书，丢进灶坑里，烧了。母亲眼看心爱的书本，在熊熊焰火中化为灰烬，心碎了，泪水下雨般流淌。母亲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恐怕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那天晚上，母亲一个人跑到院坝里，用割草刀削尖陪伴她的那只铅笔，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大腿。月色清冷，血水染红了她的裤管。
从那以后，母亲的大腿上便多了一颗“黑痣”。那颗“黑痣”成了她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镌刻遗憾，充满疼痛。
母亲嫁给父亲时，只有17岁。母亲生性本分、老实，不爱多说话。由于家里添了人口，每顿吃饭，就多了一张嘴巴。那时，父亲两个尚未出嫁的妹妹，经常欺负母亲，嫌她嘴馋，说是母亲每顿都要喝两碗米汤，比她们谁都吃得多。奶奶心疼她的两个女儿，只要饭一起锅，就赶忙用勺子将本就不多的米饭舀出，盛在另一个碗里，给她们留着。饭一舀完，剩下的，就全是汤。一家人坐在桌子上，各自手里端一碗米汤，喝得跟猪吃食一样响。汤喝完了，大家都没吃饱，每个人都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不说话。爷爷双手捧碗，翻来覆去地舔，恨不得把碗也吞进肚子里去。父亲拿着锅铲，在锅壁上吱吱地刮，将刮下的那点水锅巴，倒进母亲碗里，让母亲吃。我的两个小姑看见父亲将水锅巴给了母亲，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充满仇恨，嘴巴翘得能挂稳镰刀。爷爷看见父亲对两个妹妹的态度无动于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桌上的空碗震落在地，摔得粉碎，恶狠狠地说：“才取婆娘几天，就知道偏心了。连妈、老汉也不心疼了，养你有啥用？”。父亲见爷爷发怒，从此再也不敢将水锅巴往母亲碗里放。越到后来，吃饭时，母亲连桌子也不上了，舀一碗米汤，站在旁边，唏哩哗啦喝下肚，就背着背篼，上坡干活去了。
分家的时候，父亲只从爷爷手中分得一间正房，和一间用竹子夹成墙壁的灶房，外加一百斤谷子，五十斤麦子，一头耕牛。其它的，什么也没有。家里唯一的家具，只有一个红木柜子，和一张抽屉，那是母亲的陪嫁物。
分家那天，奶奶指着母亲的鼻子骂：“离开了我们，你两口子就只有饿死！”。母亲抬起头，拨开奶奶的手说：“妈，我即使讨口，从你老人家面前走过，手里的打狗棒也会扛在肩上，而不会在地上拖着走。”那是母亲第一次反抗她的婆婆娘。
为了争口气，也不让别人看笑话，母亲提前扮演了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她每天起早睡晚，开荒种粮。借钱买来小猪、小鸡饲养。父亲看到母亲没命地干活，知道她是铁了心要把这个家搞出个名堂来。于是，父亲几乎放弃了其它事情，全力配合母亲搞好这个家。那时，爷爷分给我们家的那头牛，因劳累过度，死了。一到开春，就无牛平秧田。看到别人家的秧田平整完，已经撒谷下种，父母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大胆向母亲说：“干脆咱俩自己代替牛去平田，你拖我推，我就不相信困难能憋死人。”
早春的寒气还未消退。父亲的肩上卡着枷担，母亲双手紧握耙子，一前一后在田里挪动。他们埋着头，父亲的脸快要挨着水面了。母亲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紧跟着，泥水溅满她的脸。好几次，她因力气小，把握不住耙子，而摔倒在水田里，周身裹满泥巴，只剩两只眼睛在转动。
晚上回到家，父亲和母亲呆坐在凳子上，累得不想动弹。母亲的手掌起了水泡，血水从擦破皮的水泡里流出来，痛得她的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像风中摇晃的树枝。父亲的衣服磨穿了，肩膀被牵索勒出很深的一道血印子，血水凝固了，衣服粘在肉上，撕都撕不掉。漫长的黑夜，始终充斥着父母疼痛的呻吟。
就在我们家刚有点起色的时候，我的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我的两个小姑也出了嫁。剩下我奶奶一个人，孤零零的。母亲说：“就让妈跟我们一起过吧，人老了，总得有个依靠。”奶奶跟着父母后，母亲从来不要她干活，就是烧火，喂鸡这样的轻便活儿，也不让她做。母亲说：“人都有老的时候，谁不盼老来享几天福呢？”
奶奶的事情安顿好了，父母开始为另一件事愁得焦头烂额。
爷爷生前，因为修房子，向乡信用社贷了一笔款。信用社的人听到爷爷死讯，三天两头跑到家里来催债。催债的人说：“债主虽然死了，他的后人还在，父债子还，天经地义。”这样一来，还债的事，自然就落到父母头上。
来催债的人，每次都凶神恶煞，动不动就要牵圈里的猪，揭房上的瓦。有时催急了，父亲就站出来跟他们理论，但无论父亲怎样辩驳，到底是被人骑着的骆驼，直不起腰。人家有理有据，欠债的字条上，黑字白纸写得清清楚楚。父亲佯装镇定，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在催债人眼里，父亲的辩驳，无疑是自取其辱。
圈里的两头猪还小，不到出槽时间。家里唯一能卖钱的，是那头羊，羊已经怀了崽。母亲担心催债的人把羊牵走，只要看见催债的人来了，就慌忙叫我牵上羊，到后坡去躲一躲。我一躲就是大半天，直到催债的人走了，母亲才来喊我回家。
有一次，我牵着羊到后坡躲债。一直到天黑尽，都不见母亲来喊我回家。我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借着暗下来的夜色，我畏畏缩缩牵着羊回到家时，看见母亲坐在猪圈门口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可惜我的猪哟，才这么小……”当我栓好羊，跑到猪圈门口一看，圈里空空荡荡，两头白生生的乳猪，没了。它们被来催债的人强行牵了去。父亲歪靠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垂头丧气，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一天下午，母亲一个人，背着背篼，神情恍惚地朝后山的河滩走去。我发觉母亲的表情有些怪异，顺手拿了把割草刀，装出割草的样子，慢慢地紧跟在她身后。母亲发现我跟着她，就停下来，劝我回去。说她是去河滩搂柴，不会有事的。为不让母亲难过，我假装转身回家去了。等母亲走远后，我又偷偷地跟着她。我很害怕母亲出事，她已经心力交瘁。
我躲在一片芭茅草丛中，看见母亲在河边走来走去。河边除了母亲，没有其他人。风安静地吹来，撩起母亲蓬乱的头发，一幅沧桑画面。母亲徘徊很久之后，正一步一步朝河心走去，河水淹没了她的小腿……我从芭茅丛中唿地窜起身，正要奔去拉母亲，却见母亲又返身退了回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稍稍得到平静。我重新蹲在芭茅丛中，从芭茅叶的缝隙中观察母亲的动静。母亲坐在河滩上，双手抱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仿佛那一河的水，都是母亲的泪。目睹母亲伤痛的模样，我心如刀锥，藏在芭茅丛中也哭了起来。母亲在芭茅丛外面哭，我在芭茅丛里面哭。风把芭茅叶子吹得晃来倒去，它锋利的叶锯，把我的手和脸割得血珠直冒。
后来，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再人世了。”
爷爷生前欠下的一屁股债，好不容易还清了。我们家的日子，开始一天天好起来。可母亲却一天天瘦了，皱纹过早地爬上她的额际。比起以前，母亲更不爱说话了。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磕磕碰碰，她变得没有大悲，亦没有大喜。
只有母亲自己知道，她这一生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没有文化，她称自己的命为“黄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