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囗叔云：“从来人说《庄子》尽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尧让许由，依旧是有此人，盖申、吕、许、甫，皆四岳之后，许由亦其一也。以当时咨四岳观之，则尧有让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无文饰过当处。”此论有鄱阳汤君锡亦云：“尧始让四岳，四岳举舜，乃让於舜。《左传》曰：‘夫许，太岳之后。’杜诗云‘尧四岳’，则太岳非由乎？於是后人遂有洗耳之说。”刘潜之举汤论谓：“许由事不见於经，故扬雄以为疑。”诚斋云：“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虽沉着痛快，终未有以折衷，此独援引切而说不凿。予知刘公偶不记，囗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传》，齐、许、申、吕，由太姜，解谓：四国，皆姜姓，四岳之后，太姜之家。《高士传》：“尧召许由为九州长。”岂即四岳之任与？汤名师中，嘉定进士，伯纪端明之父，与囗叔时相后先，识见高，考论自然符合也。
《子华子》之书，其辞多见於《吕鉴》，而高诱曰：“古之体道人也。”令即其书证之，或大同而小异。意者咸阳诸客杂采以成书，故不无损益也。如《贵生篇》云：“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虚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揜目，此其比也。几六欲者，莫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今其书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斯下矣。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亏也，夫亏生，则於其所尊者薄矣，其亏弥甚，则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知，而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也，辱莫大於不义，不义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闻而目见也，耳闻所甚恶，不如无闻；目见所甚不欲，不如无见。是以迅雷则揜拚耳，恐故也。所贵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谓也；所贵乎饮醪醴者，非败酒之谓也；所谓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夫迫生之人，鞠穷而归，故曰迫斯为下矣。”《先已篇》云：“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途之人已荫矣。”今其书曰：“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渊成於下，鱼鳖安矣；松柏茂而荫成於林，途之人则荫矣。”此子华子对赵简子招之之辞也。《诬徒篇》云：“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礼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祸福亦不同。”此与其书合。《明理篇》云：“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颉吾干百疾，民多疾疠，道多褓襁，盲秃伛囗，万怪皆生。”今其书曰：“末世之俗则不然，烦称文辞而实不效，知谲相诞而情不应，盖尝先霜霰以戒裘炉，机括存乎中，而群有诈心者族攻之，於是以父哭其子、兄丧其弟，长短颉，百疾俱作，时方疫疠，道有负，盲秃狂伛，万怪以生。所以然者，气之所感故也。”《知度篇》云：“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帷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为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今其书曰：“道之为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农之所以长也，尧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加多矣，请者加多，则是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又将自以为多矣，是之谓重塞之国。上有讳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祸起於愿治也。夫有欲为愿治之心，而获重塞之祸，是以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事不足治也。昔有道之世，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核实，官庀其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神农曰：‘若何而和？万物调三光。’尧曰：‘若何而为？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阳奇怪之所际。’”是此王者，天下以为功，后世以为能。”此子华子对齐景公问为国者也。其有不著子华子者，如《尽数篇》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今其书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皆论养生，而其书则以医法言之，如《诬徒篇》云：“人之情爱同於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於己者。”此篇於前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以下凡二百馀言而后及此，岂皆子华子之言？令其书谓子华子闻晏子辞赏而言之，其下复曰：“爱之反则憎，必有所在矣；助之反则挤，必有所在矣；誉之反则毁，必有所归矣。”如《淫辞篇》云：“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我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今其书曰：“宋有澄子者，亡其缁衣，顺涂以求之，见妇人衣缁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偿我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然此吾所自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偿我矣，我昔所亡者，纺缁也；令子之所衣者，禅缁也。以禅缁而当我之纺缁也，而岂有所不得哉？’”其下始举子华子曰：“夫利之湣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为质者矣，幸於得，而亡其所以为质，夫何惮而不为之哉！令世之人，求其不为澄子者或寡矣。”如《察传篇》云：“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今其书曰：“昔宋有丁氏，家故无井，而出溉汲焉马，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惩其如是也，鸠功而穿井於庭，家相与语曰：‘令吾家得一人矣。’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国人更相道之，语彻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丁氏对曰：‘自臣穿井，家获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此以对公仲承问黄帝铸鼎乘云事，故其下云：“是故黄帝之铸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之譬也。”子概此数条，比而读之，若古有是书矣，见於《吕氏》乃或烦简不尽，合又时混其辞，有不系以“子华子曰”者，何也？独《审为篇》云：“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釐侯，昭釐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令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令之所争者，其轻於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知轻重，故论不过此，亦见《庄子 让王篇》。其书乃无之，叙者固疑漆园取古之道者寓言，然而吕氏记之矣，《吕氏》亦以寓言记之，则凡记子华子曰多寓言矣。又考其书，见齐景公与晏子问对、赵简子又尝招之，所谓刘向序亦云：“为赵简子家臣。”而庄生、《吕氏》复有见韩昭釐侯之事，高诱曰：“昭釐侯谥也，韩武子五世之孙，昭候之子。《史记》世家：武子之虔为景侯，初分晋为诸侯，传烈侯、文侯、哀侯、懿侯，而后为昭侯。《国策》云：‘申不害与昭釐侯执圭而见梁君。’以申不害为臣，则此昭釐侯即昭侯也。《竹书纪年》：郑釐侯来朝，《索隐》谓韩昭侯也，昭侯实哀侯之孙，去武子六世，与高诱注异，其距齐景公之卒百三十三年，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赵简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简子同时，乃甚悬绝。《吕氏》于其书见齐景公、赵简子等语俱不著，谓为见昭釐侯可也，其书独不著韩侯事，谓为齐景公、赵简子时亦可也，第合二书以论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倾盖事定之，则见昭侯者非也，而其书且有疑焉。晁氏《读书志》谓：“观其文辞，近世依托为之者，多用字说，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且以其书有秦襄公、赵简子，相去几二百年，牴牾类此。”予所读，本虽载其适秦，不言襄公也，岂或者疑而略之与？朱文公曰：“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后生巧於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只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与，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书传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后二篇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若世之匿名书者。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傅会其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藂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甚。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似诬其祖矣。”文公审为伪书，因会稽官书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之矣。由乾淳视之，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王、晁免作伪之讥？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可与《六经》并考，且云：“其书甚古，而文与今人相近。”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或古有其书亡之，后人摘其存於《吕氏》者，特为此详略也，予将以《吕氏》书证之，曰彼诚出于近代，又何先见於此也？则昭釐侯之事与《吕氏》异，复有疑焉，况久逸於古史而始传哉。
“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右军帖中语，东坡《题潭帖》云：“宰相当是简文帝，殷则长源也耶。”黄伯思《刊误》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郄愔书，谓宰相，简文作相王时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书郄愔帖语耳，而结字实近时人伪作。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无晋韵，其非审矣。”余读刘潜夫诗：“厌倦今书尺，时将晋帖看。殷生与宰相，一体问平安。”但云“晋帖”，则右军、郄愔不必论，发扬帖中意有味也。
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黄鲁直崇宁二年十一月谪宜州，为资源书卷，用三钱买鸡毛笔书两帖，风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书画，甘露之祸，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书画于道。温韬发昭陵所藏书画，亦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顷贵人家废楮断幅散售于外，或毁灭为飞尘，盖有锦褾玉轴见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尚当流落人间。史称王涯秘固重复不可窥，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预於人事者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