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我和儿子出发去美国。从上海到美国中西部小城，在芝加哥转机飞CID机场先要完成入境，托运行李领取后再做第二班飞机的check-in 和安检。带儿子去读高中，有点把家空降美国腹地的意思，因此大小行李相加八件，还不算我的手袋和儿子肩上的网球拍。仓皇中竟将一纸箱书留在机场出关门内，待我意识到，这扇只出不进的门已关上，欲返回遭到制止，男保安指引我找一名女保安，好容易等到她出现，我用了十几分钟跟她沟通，我手指着那扇似乎决定命运的大门试图指引她从那里进去把那一步之遥的纸箱拖到门外。
不断有人出关，这扇门开开合合，在打开的瞬间我便用我的目光从人们身影的缝隙间射向我的纸箱，我几乎能听到它的呼吸。而我的思绪飘走片刻，这扇只出不进的门是否就是某种警示？当你通过的时候是否应该放慢脚步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做一番检点，而不至于留下无法回首捡拾的遗憾？
终于女保安向我伸手要托运单据，少不了让我出示登记牌机票护照，我顺便告诉她我还要转机，所以要即刻拿回箱子，她并没有给我许诺，或者说她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对机场服务业所期待的热忱。以前来去美国东岸，都是搭乘日本航班，习惯了他们谦恭而周到的服务，这一路我算领教了美国航空公司公式化的服务风格。
我眼睁睁看着她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其间不断受同事或乘客拦截，一路走一路停一路招呼和谈话，我是否向她强调过我还要赶飞机？我欲追赶她，但被其他保安拦住，因为她已进入工作人员通道，好啦，她进门了，虽然这是另一扇门在另一个方向。
不过呢，从此她就消失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眼看我转机只剩一个半小时，而我正站在托运行李的传送带边上，那一堆行李，和我那一有空闲便陷入他的二次元世界的儿子，成了别人运送行李的障碍物。我对自己说，大不了弃箱不顾，我在心里做起了选择题，扔书或扔衣物哪样更让人不舍，好像都不能舍。尤其是，它就在一步之遥。
她去哪里了，从那扇门到这扇门也就一百来米，即便是个蹒跚的小脚老太太也该走到了。也许她去上厕所了，或者去休息室喝了一杯咖啡，我那番冗长笨拙的叙述让她神经紧张？也许她被其他的麻烦缠住，某人的行李箱里有引爆可疑物？说不定那扇门和这扇门之间是完全不相通的空间，她舍近求远，跑去我乘坐的那架飞机了？我要不要通过广播喊她，但是……她叫什么名字？这时，一位男保安上前问我需要什么帮助。
我开始新一轮的述说，就像按了repeat键，男保安似乎更nice（通常形容给人好感）一些，他问长问短，我们互相微笑为彼此沟通流畅而喜悦，然后他告诉我有个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他开始四顾，接着跑开去问附近穿制服的同事，然后告诉我她好像在帮某个乘客找行李。“She？”我问道，“那么就是她了，她正帮我找东西。”
“不，我还没见到她，她在找别人的东西。”“这别人就是我，现在我在找她……”他脸上的微笑变成迷惘，我们立刻陷入沟通沼泽。然而我的眼睛一亮，我看见一名保安捧着我的箱子走过来，谢谢，这正是我的箱子！我冲上去几乎欲抢回箱子，他捧着箱子询问地看看我，对了，我应该出示行李单据，我在包里翻腾时才想起单据还在女保安手里，抬起头捧箱保安已离去，箱子倒是留下了。
我转身排进check-in的队伍，轮到我时却见女保安过来，我高兴地向她招呼，她似没有听见，径直走进我的行李堆，抓住纸箱上的标签核对着手里的行李单据，然后才抬头问我：“这不是你的行李吗？你为什么说你的行李不见了。”
“难道这件行李不是你让男保安送来的吗？”我惊问。女保安不悦地走了，没有听我的解释，也许她并没有不悦，只是没有表情罢了，她急匆匆赶去解决其他的事务，我心里不无遗憾，因为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声感谢，或者说没有机会做一番解释以示歉意？我当然明白我已经来到一个法律严谨一切都有章可循的国土，宛如进入自动化轨道，只要一个动作错误，便进入重新设置程序，而我这个仍然带着农业国心态的旅人，却在为某个表达不到位而耿耿于怀。
此时，近二十小时的旅途疲劳已次第裹卷住我，猜我听到了什么？今晚去CID的航班取消！我以为已经结束的机场磨难才刚刚开始。
这时的我不止沮丧，是几近崩溃的绝望，从十八日中午十点钟离开上海的家，到此时芝加哥的黄昏六点钟，也就是上海次日清晨七点，已经整整二十一小时消耗在路上，这一刻我只感到筋疲力尽，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儿子在一边负气般喊道：“我要去旅馆睡觉。”这也是我此刻唯一的渴望。但是我被告知，由于气候原因，航空公司不负责乘客的过夜问题。接着我被问是否stand by，当然，我回答，心里在说，难道还有其他出路？于是让我们继续check in，大件行李被托运了，拿着新的登机牌，我却在打听去哪里过夜，我不知道我正开始朝一条错道走，虽然心里有一丝疑惑掠过，似乎这stand by在“等候”之外另有个意思未被我抓住。
这一刻我想起了将来接机的朋友，他叫本力德，是个汉语流利的美国人，糟糕的是我竟忘记随身带他的电话号码。我们且跟着人流朝候机厅深处走，我在找诸如咨询台之类的服务，一时也看不到，有制服人员建议我到登机口找航班公司，解决过夜问题。于是我和儿子一人一只拉箱，一人一只手提电脑包，以及他肩上的网球拍和我肩上的包包，坐上机场列车，找到我们的Terminal，然后排队安检随身行李，脱衣脱鞋，塞得超满的行李箱被打开，但没有被翻腾，男保安用一把类似于外科医生用的钳子，钳了一朵有药水的棉花在箱子拉链处涂了一圈，宛如给病人的伤口消毒。顺利走过安检口，又走过几十个登机口，再下楼梯，我们的登机口在地下楼层最深处，那里已经人满为患，坐或躺，椅上地上都是人，儿子迫不及待挤进某个空位摊手摊脚地坐将下来，我则排进服务台前长长的队伍。轮到我时两句话就打发了，后面的航班何时有不知道，有了会通知，问到过夜问题，女工作人员便给了我一张旅馆折价券，让我用这张折价劵到指定旅馆，住宿自费但享受折价，她说也就三十多美元一晚，让我即刻电话联系。
柜台对面就有投币电话，我随身带着朋友给我预留的长途电话卡号，因此不用担心投多少币的问题，我通过电话向对方订房间，事实上不是三十多美元，而是六十美元以上。问题是如何去旅馆，电话那头的女子西班牙口音，说的路线听起来复杂，而候机厅声音嘈杂，我越听越糊涂，差不多要把头钻进电话盒子，纠缠中电话断了，此时奔向旅馆的唯一意愿遭到打击，简直想哭。
情急中我在乘客中找了个年轻的美国女孩，请求她帮我打电话问清去旅馆的方式，然后再告诉我，女孩义不容辞，用自己的手机打到旅馆，然后告诉我，离开登机口想法走到候机厅任何一个通道外，再给对方电话，他们会派车来我们的停留处接送。
于是沿着原来路线走出去，爬楼梯，再一次越过几十个登机口，直走到安检门外，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一来前面的安检不是徒劳？管不了了，我找到最近的出口，来到候机大厅外，在出口附近到处找投币电话，来来回回走了五六趟才找到躲在大厅角落处的电话，好处是这里几乎没有人，电话打过去仍然是那个西班牙口音的女子，得到的回答却不同，她要我去到机场巴士中心2号门等待其旅馆的接送巴士，那么机场巴士中心又在哪里呢？我找到咨询台才问清是在Terminal 2附近，而我此刻在Terminal 1。于是重新搭车搭电梯，手里的拖箱肩上的电脑越来越重，简直是跌跌撞撞到达巴士中心，再从巴士中心找到2号门，那里热闹赛车站，旅客簇簇群群，一辆接一辆巴士停过来，司机们报着自己旅馆的名字，总有旅客跟着名称走，我拿着折价券到处核对旅馆名字，儿子已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