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回退
2001年12月法国国家图书馆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纸记者跑到这个地方找我，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我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我说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为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中的乡下生活里，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人市场交换，也无法进入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于是很多人以美国的曼哈顿为“现代”的图标，而把仅仅离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现代”之外，通常是耸耸肩，将这些明明是现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们身边的事物，斥之为“传统”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视野里予以完全的删除。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十九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十六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现，世界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高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这个世界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贫困、环境破坏、教育危机等等积弊，即便我们有十个或二十个美国，恐怕也无法真正靠高科技战争来铲除恐怖主义，来铲除所有的本·拉登。事情很清楚，就在911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样，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地区有两万多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这种隐形的暴力与恐怖难道不是911袭击最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被传媒漠视的绝望，正在演变成下一颗投向繁华都市的炸弹。一项调查表明，阿富汗极端势力的出现与该国的教育状况有直接联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学校收费太高，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去这样的学校学习，而只能进人各种免费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一些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这正是本·拉登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费日益增高从而使贫困家庭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样广泛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些年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性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也在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綴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綴学比例竟一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像，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拋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本·拉登这种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盲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盲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就是我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的原因，是我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的原因。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中国古代一个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就是说在学习知识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减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经济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286、386、486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后退”的书，其戏曲唱词般的叙事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锣鼓节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温情和激情。余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活着》，李锐先生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让我们关注一些中国当代下层贫民的伤痛，延续了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怀。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就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迷茫时期最早的思想闪电和美学突围。优秀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一些。作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们都与争当都市高级白领的中国某种现代流行心理构成了紧张与对抗。对于很多中国的评论家来说，对于很多读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主义”的，应该贴上一个286、386、486之类的现代标签。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在实现一种进步的回退，不过是古代《诗经》和《离骚》在今天的精神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这顶流行的小帽子，无法恰当解释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义。
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国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像、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幵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们被戴上一顶“现代主义”的小帽子，同样是出于一种程度不同的误解。我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断变化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因此当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当一个古典主义者，完全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比方取决于我们观察一次屠杀，是观察它的技术手段如飞机、炸弹、卫星定位系统呢，还是观察这些技术手段之下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重逢的鲜血、眼泪以及深夜的烛光？在离纽约十分遥远的一个中国南方乡村里，面对全世界悼念9·11遇难者的闪闪烛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为了传承这样的感动，“现代主义”文学与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是现代主义的死亡，也是现代主义的永生。
（最初发表于2001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已译成法文。）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2002年11月20日江苏苏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被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