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旺庙祀记
尚书宋公礼同都督周长等发山东丁夫一十五万，登、莱二府愿趋事赴工之人一万五千，疏凿会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县黑阳山，由旧曹州两河囗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于济宁迤北置城村等递运所，凡军需钱粮之输北者，悉陆运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卫河。至是疏凿之。又塞旧曹州、郓城两处河囗，浚沙湾至旧曹州一带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纯等督河南运水夫开黄河故道，自开封城北起，下达郓城，至鱼台县塌场囗入于漕河。又疏山东七十二泉汇于分水。故永乐九年，太宗降纶音一章，曰：“工部锦衣卫便差四个官铺马里去，都齐到那黄河新开囗子处，讨两只船，从那里看将下来，到旧曹州两河囗分开，一路往会通河那一带去，一路往榖亭这一带来，看那两条河的水势行得如何，还看那黄河水比先是哪一处漫过安山湖那一带，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过水处堤岸低薄时，就着再整治得高厚着，若不低薄时，罢，将文书去与宋尚书每知道，钦此！”则其委任之重亦可见矣。先是朝廷闻河道不过欲通天下贡赋，未专于漕运也。十年，宋公始议会通河攒运北京，其奏状曰：“永乐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书宋礼奏：海运粮储，每年五月太仓开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只中多被损坏，亦有漂失不见下落者，俱用修理补造。分派江西、湖广、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隶、徽州等府军卫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欠年三月终完备，驾赴太仓应用。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敛钞物买办，其间作弊受害者不可胜言。造船者惟顾眼前之急，不虑速成不坚之患。计其所费物料、人工又难细举，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使，止运得米一千石。若将用过人工物料估计价钞，可创二百料河船二十只，每只用军三十名，运粮四千石。以此较之，从便则可。如将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岁征粮米定拨七十万石赴徐州，并兖州府粮米三十万石赴济宁州交纳，差拨近河徐州等卫旗军一万名，各委指挥千百户管领。工部拨与二百料浅船五百只，一如卫河事例。将前项仓粮从会通河攒运，供给北京。每三年海运二次，使造船者无逼迫之患，驾船者获坚久之利。以两河并海运计之，三年可得八百余万，十年之间，国有足食之备，民无繁扰之忧。”至十二年，遂罢海运。而平江伯亦疏凿淮扬一带，南北遂会通矣，至今为国大利，而宋公之功当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谓之贤劳。厥后传谓宋公有微过，朝廷督责之，革其冠带，止服儒巾治事，其权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颂平江，而不及宋公。故丘文庄公尝过会通河，有感赋诗曰：
清江浦上临清闸，萧鼓丛祠饮馂余。
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语宋尚书。
后李文正公各有诗，其意在言表矣。后主事王始请于朝，建祠祀于分水龙王庙之偏，因并录之，以示来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没也。
加封平江侯谥恭襄陈公祠堂记，吴祭酒节撰，其略曰：
太宗文皇帝乘舆巡北京，命公岁通漕百万石。由淮、徐穿卫入潞河以运，公遂建议于通州、天津、德州、临清及淮、徐诸处皆置厫仓以贮南粟，造浅船八千余艘，导山东沂、泗、汶、洸诸水以灌济宁二闸，遂循济北度安山、南望、孙村湖、梁山、耐牢坡，取道筑长堤百余里，以捍漫流。又从沛邑引昭阳湖凤池囗水暨黄河支流以灌徐、吕二洪，递接迤南诸舟。遇冬水涸，则督工开凿中流巨石以杀湍势。又开泰州白塔河四十余里以通江，大筑高邮、宝应、（范）［氾］光、白马诸湖长堤，构梁以度牵道。自潞抵淮计程二千六百里有奇，设浅铺七百余所，置守卒导引。沿岸置柳浚井，以便夏日行者。又疏瓜洲、仪真二坝（於）［淤］塞，以接海潮，沿途楗石畚，上为楔闸，水以时闭纵。其闸以座计者凡五十有奇，所输官粟视河漕一百万石后加至五百万石。初，淮波险恶，难于溯流。计工开清江浦五十余里，自管家湖鸭陈囗通淮，湖筑堤，置移风、清江四闸以达于河，而淮道通矣。淮人念甘棠之爱，愈久愈至，既请命于朝，以定春秋二祀。
总督漕运宪臣题名记，宗伯邵宝撰，其略曰：
宝承乏宪臣，奉敕总督漕运，始至淮镇。凡百举置，惟故是稽，于是案牍山积。追考前政氏名后先同属，然其间多名人。宝勿学时已志其略，比官户部，所闻渐悉，及今得闻之诸君子者，于是无不载焉。於乎盛哉！仰惟我祖宗列经简任，诸臣治兹漕事，惟材是属，用底嘉绩，及其登卿宰，进保傅，树勋（转）［传］德，表表相望，宝愚何足以继之？窃尝考《禹贡》，以水纪诸州贡道，盖后世漕运之端。然曰逾沔入渭，则取诸陆，曰沿海入淮，则取诸海，其直达帝都者才三之二。若汉下都、关都、洛都间有直达之漕而为力甚难，为费甚钜，故议者往往右转输焉，其势然也。元都幽燕，海陆并运，国初犹因之。惟我文皇帝肇建两都，始以平江伯陈公瑄、工部尚书宋公礼策建白，浚兹漕渠，海陆是避，万舟亿卒，咸建帅长，仓支道兑，常便具宜，盖有得於转输之意，讲求经画，并历数朝，而漕法大成，国计充预，万世允赖。然其为坝为闸，启闭制挽于水，且不能无（弗）［费］焉者。是故险虽远避，而劳不多省，群众所聚，蠹病亦从而生。既命元戎专制其事，而提督整理间以命诸卿亚，厥后遂有总督宪臣之命。然其时异势殊，弊由法起，名为转输而渐变直达。既乃公私交征，军疲民困，至使输时复有于海于陆之思，则岂先朝之初意然哉？夫敕弊在人不在法，持法在心不在迹，故必通上下而后为平，必体遐迩而后为惠，必所夷险达经权而后为贞为哲，盖大臣之逍如此也者，特一其事也。具是则举，缺是则废，凡兹前政，诸公图艰，应遽保丰持平，若有异道焉。由今而论，其则固莫之能违矣，继承之责则监之义。宝虽不敏于是，窃有意焉，故列而刻诸石。
高邮州新开湖修筑记，刘少师徤撰，其略曰：
高邮州之西南湖曰新开与甓社湖，通由天长以东诸水尽汇于此。其南北运道，自杭家嘴至张家沟凡三十余里，飓风或起，则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户部左侍郎白公昂奉敕整理河道，乃于湖东开夹河一道，曰“康济河”，以通行舟，往来便焉。然湖之老岸岁久激于西北风浪，日就颓坏，而康济之河难保无虞。九年，都宪李公蕙适总督漕运，尝委扬州府通判施君渊董工修筑。未几，迁官去，乃以通判韩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宪张公敷华、张公缙相继其任，工部郎中谢公缉、张公玮、刘公浩相继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扬州府知府王君坦、许君节、王君恩，而督励益至，老岸之下，颓桩废石，积久未除，岸之不坚，职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后钉桩下石，以次修筑。迄十六年八月工始告成。其长仍旧，而崇原坚完过之。始康济河之开也，湖东夹河之间民田千余顷，困于积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岁久而堙塞，河之新岸又日渐冲决，田没于水而税如故，凡业田之民流亡殆尽，诸公患之。仍委韩君等督工修理，仅三阅月而完。田既可，又民之流（忘）［亡］者复业。又自淮安至仪真一带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补之，视旧有加，故近年以来，虽大水与所患，而舟楫经行者咸目为坦途焉。
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刘少师徤撰，其略曰：
弘治二年秋，河决，汴溢于山东，损运道。山东守臣上其状，天子敕户部左侍郎白公昂乘传以往。河既讫功，乃视运道自山东抵扬州，议所以浚治。时监察御史孙君行、工部郎中吴君瑞董河事，与巡抚右副都御史李公昂、漕帅署都督佥事都公胜、署都指挥同知郭公鋐合议。高邮州运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开湖，湖东直南北为堤，舟行其下。自国初以来，障以桩木，固以砖石，决而复修者不知其几。其西北则与七里、张良、珍珠、甓社诸湖萦回数百里，每西风大作，波涛汹涌，舟与沿堤故桩石遇辄坏，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尝议修，湖东凿复河以避风涛，便往来。今欲举运河便利，宜莫先于此者。白公议允，遂相地兴工开凿。起州北二里之杭家嘴，至张家沟而止，长竟湖，广十丈，深一丈有奇。而两岸皆拥土为堤，桩木砖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闸与湖通，岸之东又为闸四，为涵洞一，每湖水盛时，使从减杀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阅月而成。自是，舟经高邮者人获康济。白公因采众议，闻之上，名曰“康济河”，（蓍）［耆］民葛璘等谓：当有纪，郡守二有尝识余者朱国盛《南河志 碑记》作“当有纪，以白郡守二，郡守有尝识余者”。，乃具事状来请记。余惟国朝财赋之需，东南过半。自海运不行，官舫客舟悉出于此，舳舻相衔，昼夜无虚时。而高邮当（角）［南］北之要冲，（顾）［故］湖水为险事，诚有阙诸公于兹能急先务，易风涛为坦途，以康济往来，且工以雇募，费出帑藏，使民不劳而事集，有足嘉者，遂为之书。
重修雷塘昭佑祠之记，马教授允中撰，［其略曰］：
维扬，两淮界郡也，西北十五里有溏曰雷塘。贞观、大和间，引塘水溉田。唐末迄宋，储水以备漕运，积而成渊，深不可测，有龙蛰其中，祠于唐，比封之曰“昭佑王”。皇元混一，淮西东仍隶于（阳）［扬］，命中书省右丞李公行司事，抚治两淮。岁大旱，公询于众，有以雷塘请水告者，公焚香拜祠下，目击殿宇倾颓，庙貌剥落，（撒）［撤］而新之。未几，果如其祷。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螟螣肆灾。公斋沐，遵故典，贮塘水置诸寺中，不五日大雨，一月凡七。秋八月落成。
重修陈公塘记，李孟博《重修陈公塘记》，据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水利”校。李孟博撰，其略曰：
淳熙元年八月丁未，重修陈公塘成，复古也。惟国朝置江淮制置发运使，以真州为治所，实总六路转输之任。岁漕东南粟趋京者凡六百万，由江入河，少遇浅涸，漕已告病，时赖堰潴之水，以济不及。今行都驻钱塘，淮东西诸部陈宿兵，岁供军储，由上流浮江而至，稍愆期会则馈运以积。又自真、扬以此河势径直，支流别派比江南才十一，故灌溉之利，民常病狭。岁值旱干，则坐视涓来庭之使时节取道馆有常则乏事，盛冬水缩，千夫挽浅，有司岌岌，惟淹日是惧，唯是之务在淮东为最急。今敷文钱公以郡最擢将漕，适连岁旱欠，谓真之为郡，枕江带河，东而会之以达于淮濆其间始有遗利而来复者。先是距真州扬子县二十里有塘，曰陈公塘，建安中广陵太守陈登之所筑，周广凡九十余里，西南所至全隶扬子，唯东北接扬之江都者仅十有二。塘倚山为形，独一面为堤，以受启闭。凡六百九十余丈，岡势峻昂，环汊三十有六，渟漫涵蓄，为利不资，淮［南］人恃之，用备不虞，中更抢攘，久废弗理，刍茭障堙，岁溢浅淤，颓堤断洫，漫不可考。（恭爱）［躬至其所］，乃周视形便，［规］寻利源。具以修复，利害疏言于朝，诏可，公即授有司募流徒，厚其直，使赴功而以惠之，众皆乐趋。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告成。总工徒凡二万二千一百一十有二。旧有斗门石石达各一，岁久决败不可复据，则迁其石达少西二十丈而更新之，浚（更）［东］西两湫，以谨蓄泄，与斗门之建，皆仍旧（趾）［址］。饬龙祠以还旧观，作新亭以待临察，委官以专护守，列卒以供徼巡。而为塘之谋益备，恭爱之绩，［自建安至今，垂］千三十余年，乃因公而复兴，是岂偶然也哉？老稚相与诵之曰：新塘千步，膏流泽注，长我禾黍，公为召父，恭爱无偏，公后陈先，甘棠之阴，共垂亿年。
仪真东关闸记，庄检讨曰永撰，其略曰：
仪真东关闸，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来督仪真，谓仪真京师喉襟地，有京师不能无仪真。然仪真五坝取给于东关，盈则蓄东关以待，涸则泄东关以济。有五坝不能无东关。公之屹屹于此，为京师天下计也。既建闸，有谓公于曰永者曰：“仪真五坝之地，一洼沼也。京师之大，赖其力于此，寻丈之浚，岂不深可虑哉？然欲为京师计，盖有难者。昔虞文靖公建祠天妃，二使者谓国家之东，萑苇之泽，滨海而南，广袤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数百里。若使东南之人堤阡而给牛种农具，为之屯种，其赋之入可省江南漕运之半。仪真五坝之力，当亦可以不费也。”又谓：“仪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过数尺，使塞瓜埠，决六合野浦桥之淤塞，自急水河以达于仪真，长江大河风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御？而仪真五坝又将可以并省矣，公之为计乃不于此而于彼，何哉？”曰永曰：“不然，曰永病废，所谓国家滨海而南之地，未尝一至，不知虞文靖之说亦可以行于今也。使其可行从前之说，则屯之入但可以省江南漕运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籍）［藉］夫五坝之立哉？从后之说，其策虽无可议，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囗舌争。使果如是，则江空水落之时，而视夫弥漫之日，又不知其能用否也？而五坝之可废哉？五坝不可以废，东关之闸不可废也。若所谓以急水河达于仪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娄元善已上闻矣，知急水河之论以仪真之水未可遽达，使并五坝而遽废之，则往来者何以救于目前？闸东关者，急水河地也。”
闸对记，黄参议瓒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