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自闭症研究中心（ARC）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事发当天
凯特·华纳医生醒来的时候感到一阵恐慌：有什么人在房间里。她努力想睁开眼睛，可怎么也睁不开。她感觉昏昏沉沉的，简直像是被谁下了迷药。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地下室的味道。她略微转动一下身体，就浑身作痛。身下的床铺——也许是沙发——好硬，肯定不是她在雅加达市中心公寓第19层的住房里的那张床。我在哪儿？
她听到房间里另一个人发出的轻轻的脚步声，好像是网球鞋踩在地毯上发出的。“凯特？”一个男人小声说，大概在试探她是不是醒着。
凯特设法把眼睛张开了一条缝。上面有几缕微弱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漏下来。百叶窗是金属的，横遮着一扇扇狭长的窗户。角落里，一个频闪灯一两秒钟就闪一下，光线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仿佛是一部相机在不停地开着闪光灯拍摄照片。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迅速坐起身来，这才第一次看到那个男人。他往后缩了一下，什么东西“哐当”一下掉了下去，一些棕色的液体泼在了地上。
那是本·安德森，她的实验室助手。“老天啊，凯特。抱歉，我还以为……如果你起来了，你会想喝点咖啡的。”他弯下腰收拾起摔碎了的咖啡杯残骸，凑近些看了她一眼之后，本说：“我无意冒犯，但凯特，你看起来状况糟透了。”他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请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凯特揉了揉她的眼睛，觉得脑子清醒了一点儿，也想起了她身在何处。过去五天里她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完全没休息过。在这之前她的研究赞助人给她打来了电话：马上就要结果，什么结果都行，否则就取消赞助，这次不接受任何借口。她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她自闭症研究团队里的任何人。没理由让他们一起烦心。要么她得到某些结果，那么他们的研究继续；要么她没得出结果，那么大家就解散回家。
“咖啡？听起来很不错，本。谢谢。”
男人走出面包车，拉下他的黑色面罩：“在里面只能用刀子，开枪会引人注意的。”
他的助手，一个女人，点点头，也拉下了面罩。
男人戴着手套的手朝着门口伸过去，但随即又停住了：“你确定警报关了？”
“是啊。呃，我切断了外面的线路，但里面有可能还在响。”
“什么？”他摇了摇头，“天哪！可能现在它们就正在响呢。我们快点吧。”他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
门上的一个标志牌上写着：
自闭症研究中心
工作人员入口
本带回来一杯新冲的咖啡，凯特对他道了声谢。他扑通一下，坐到了她桌子对面的椅子里：“你这样工作会把你自己累死的。我知道你之前四个晚上都在这里过夜。还有那些保密措施：禁止任何人进入实验室，藏起了你的笔记，缄口不谈ARC-247。我不是唯一在担心的人。”
凯特啜了一口咖啡。在雅加达搞临床项目相当困难，但在这爪哇岛上的工作也有些亮点，其中之一就是这里的咖啡。
她不能告诉本她在实验室里做什么，至少现在还不能。也许会毫无结果，到时候，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全都要失业的。把他也卷进来只会让他成为潜在犯罪的帮凶。
凯特朝房间角落里闪烁着的装置点点头：“那个频闪灯是干吗的？”
本回头看着那玩意儿：“不清楚。我想，也许是个报警器。”
“火警？”
“不是。我来的时候巡视了一圈，到处都没着火。我正想再彻底检查一遍，就发现你的门开着。”本把手伸进一个纸板箱，她的办公室里堆着一打这东西，他匆匆翻看了几个嵌在框子里的证书，“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挂起来？”
“我没想到这点。”把证书挂起来不是凯特的风格，即便是，她要挂给谁看？凯特是组里唯一的研究员和医师，其他所有的研究团队成员都知道她的履历。他们不接待访客，会看到她办公室的人除了他们以外，只有照顾项目中的自闭症患儿们的24名工作人员。他们也许会觉得斯坦福和约翰·霍普金斯是人名，或许是死了很久的亲戚，而那些证书是他们的出生证明。
“要是我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话，我早就把它挂得高高的啦。”本小心翼翼地把证书放回了箱子里，继续在箱子里翻找。
凯特喝光了最后一滴咖啡：“嗯？”她递出杯子，“我可以把它卖给你啊，再来一杯咖啡就行。”
“这是不是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发令下单了啊？”
“别乐昏了头啊。”凯特对着离开房间的本说。她站起身来，扭动着百叶窗的硬塑料控制杆。新的视野里，是一圈围着他们的房子像锁链似的篱笆，远处是雅加达那拥挤的街道。此刻正值早上上班的通勤高峰。公共汽车和轿车蠕动着前行，摩托车在它们之间狭小的空间中钻来钻去。自行车和行人挤满了人行道上的每一寸土地。她以前还以为旧金山的交通状况就够糟了呢。
除了交通状况还有别的，雅加达至今仍让她感到如此陌生。这里不是家园，大概永远也不会是。四年前，凯特想搬家，搬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只要是旧金山之外的地方。马丁·格雷，她的养父，对她说：“雅加达……对于继续你的研究是个合适的地方，还有……那里也适合你重新开始生活。”他还说了些时间会治愈所有创伤之类的话。可现在她缺的就是时间。
她转身回到桌旁，开始清理本拿出来的照片。她看到一张有些褪色的照片时停了下来，上面是一间宽阔的舞蹈室，铺着橡木地板。这怎么会跟她的工作用品混在一起？这是唯一的她童年时代在西柏林家里的照片，那儿就在蒂尔加腾街边上。凯特几乎想不起那栋三层楼的大房子的样子了。在她的记忆里，那儿感觉更像是一栋外国使馆，或者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的宏伟遗迹，一座城堡。一座空荡荡的城堡。凯特的母亲死于难产，而她的父亲，尽管爱她，却很少在家。凯特努力想在心目中勾画出他的模样，但却做不到。记忆里只有一些碎片，关于一次散步的，那是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他带她出去。她还记得，自己的手在他的手里显得多么小，那时候她感到多么安全。他们沿着蒂尔加腾街一路走去，一直走到柏林墙。那儿的场面让人心酸：许多家庭都在那里摆放着花圈和照片，希冀着、祈祷着这堵墙会倒掉，他们亲爱的人会回来。此外，别的记忆都是他离去和归来的瞬间，回来的时候常带着些来自远方的小饰品。房子里的工作人员尽力填补她的空虚。他们都很关心她，但大概还是冷淡了点。管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和她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在顶层的家庭教师呢？她教会了凯特德语。凯特至今仍然能说德语，但她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她六岁之前的生命里只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在那个夜里，马丁走进她的舞蹈室，关上音乐，告诉她，她的父亲没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而她以后要跟马丁一起生活。
她真希望她能抹掉那段记忆，连同之后13年的一切一并忘记。她跟马丁一起搬到了美国，但他总是从一次探险奔赴另一次，居住的城市换了一个又一个，她也从一所寄宿学校被送到另一所。而任何一处都不曾让她有家的感觉。让她感到最像真正的家的地方，就是实验室。除了睡觉之外，她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这里度过。离开旧金山之后，她将自己的全身心完全投入到工作里。这最初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一种求生机制，如今则已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研究队伍成了她的家人，研究的对象就是她的孩子们。
可现在这些都要离她而去了。
她必须集中精神，所以她需要更多的咖啡。她把照片堆从桌上推落到下面的箱子里。本去哪儿了？
凯特走出去，沿着过道一路走向员工厨房，没人。她检查了一下咖啡罐，没咖啡了。这里的频闪灯也在闪烁。
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本？”凯特叫道。
别的研究人员几个小时内还都不会过来。他们在遵守时间表这点上做得够呛，但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比起时间，凯特更在意工作成果。
她摸索着进入了研究所侧翼，这里是一个大规模的洁净实验室，周围环绕着一系列储藏室和办公室。凯特和她的团队在实验室里操作逆转录病毒，希望基因疗法能治愈自闭症。她透过玻璃往里窥视，本不在实验室里。
早上这个时候，这栋房子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空旷，寂静，并非全黑，可也不亮。阳光从两边房间的窗户洒进走道里，光束的边缘清晰，就像某些科幻片里搜索物件的光束，在搜索着生命信号。
凯特在洞穴般的研究所侧翼徘徊，脚步声的回音显得很响。在雅加达明亮的阳光中，她往每个房间都瞥上一眼，全都是空的。还没找过的只有居住区了——研究项目中大约一百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住房、厨房和辅助设施。
凯特听到远处传来另一个脚步声，比她的更快些——是跑步声。她加快了脚步，迎向对方。她刚转过前面的拐角，本就冒了出来，抓住她的胳膊，“凯特！跟我来，快！”
CHAPTER 2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芒加莱火车站
大卫·威尔退回到火车站售票处的阴影中。他审视着那个正在报摊上买《纽约时报》的男人。那个男人把钱付给了摊主，然后走过垃圾桶，并没有扔掉报纸，他不是线人。
一列通勤火车在报摊后面慢慢开进站来。车厢里，连车厢壁上都挤满了印尼工人，他们是从周围的城市赶来首都上白班的。每扇车门里都有乘客走出来，大部分是中年男性。青少年们聚在火车顶上，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伸展四肢；有些在读报，有些在玩智能手机，还有些在交谈。拥挤不堪的通勤火车是雅加达的一个“地标”：一个挣扎着进行现代化的城市，就要被不断增长的人口膨胀得四分五裂了。这个城市正努力适应着都会区内的2800万人口，公共交通的发展则是这种适应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
通勤族们正在飞速地远离列车，人群在车站里涌动，就好像美国黑色星期五的抢购人群，好生混乱。工人们推推搡搡，大声叫喊着冲出火车站的大门，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则在奋力挤进车站。这样的景象每天都在这里上演，也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火车站上演。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接头地点。
大卫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报摊。他的听筒咔咔几下之后传出了声音：“税务员，看着商店。注意，现在是零时二十分了。”
线人迟到了，队员们有些焦躁。呼之欲出的问题是：我们要撤退吗？
大卫把他的手机抬到脸旁：“收到，看着商店。交易员，经纪人，报告。”
大卫的位置利于观察，从这儿他能看到另外两个特工。一个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把长凳上，另一个男人正在休息室附近捣鼓一盏照明灯。他们俩都回报说没看到他们那位匿名告密者的踪影，那人声称拥有关于一次策划中的、据称叫作“多巴计划”的恐怖袭击的细节情报。
这两个特工是雅加达站里最好的两个：大卫几乎无法从人群中找出他们俩来。他扫视着车站其他地方，略微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对。
耳机又咔咔地响起来了。这回是霍华德·基冈，时钟塔的理事，大卫为这家反恐组织工作。“税务员，这里是估价员。看起来卖家不喜欢今天的市场。”
大卫是雅加达站的站长，而基冈是他的上司兼顾问。这个老人显然不打算对他指手画脚——中止行动——但消息的意思是清楚的。从伦敦大老远过来的基冈想要暂停了。考虑到现在时钟塔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再继续下去风险很大。
“我同意，”大卫说，“我们关门停业吧。”
两个特工若无其事地撤离了他们所在的位置，消失在大群匆匆来去的印度尼西亚人中。
大卫朝那个报摊投去一眼。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正在付钱买什么东西。一张报纸，是《纽约时报》。
“等等，交易员、经纪人。来了个看货的买家。”大卫说。
那个男人退后几步，拿起报纸，站在那儿用几秒钟看了一下首页。他目不斜视，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了垃圾桶里，快步朝着满载乘客、正在离站的火车走去。
“线人，我去接头。”大卫跳出阴影进入人群，大脑飞速转动。为什么这个男人会迟到？还有他的外表——看起来……不太对。显眼的红色风衣，姿势（士兵的，或者是特工的姿势），还有他走路的样子。
那个男人冲上了火车，然后开始在厚厚的人群中蜿蜒前行，从一个个站着的男人和坐着的女人身边走过。他几乎比车上所有人都要高，所以大卫仍然能看到他的头部。大卫挤上火车，然后停了下来。为什么线人要跑？他看到什么了吗？被吓到了？然后，事情发生了。那个男人转过身来，回头时他的目光扫过了大卫。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大卫身子一旋，把站在门口的四个男人全扫到了外头的站台上。他用力把他们从车子旁推开，可与此同时，更多焦急的通勤族们拥进了他制造出的空隙当中。正在大卫准备大喊一声的时候，爆炸就撕裂了整辆列车，玻璃和金属的碎片洒向车站。冲击波把大卫甩到了站台的水泥地上。他被夹在人们的躯体中间，有些人已经死了，另外一些还在痛苦呻吟，到处都是尖叫声。烟雾中，灰烬和残骸碎片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大卫的手脚都动弹不得，他的头往后吊着，快要失去意识了。
一瞬间他好像回到了纽约，正在逃离那幢坍塌的建筑物，然后被它压到了下面，困在那里，等待着。许多只手，看不到后面的手臂，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拖了出来。“我们找到你啦，老兄！”他们说。阳光撞到他的脸上，标着“FDNY”和“NYPD”的拖车上警笛声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