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学的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伦理道德的内容，开始侧重于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诸如医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爱国女学的建立，特别是从学制上对女子教育的承认，包括对女学教学内容的规定，实际上暗含着对女性素质的崭新要求，也在制度上确立了一种新知识妇女观。
知识妇女观的树立，新型妇女素质观的确立，是晚清女子教育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男女平等的必然结果。女子想要获得生存的能力，就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增长知识和学问。曾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上的秋瑾、林宗素就曾经留学国外，那些近代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无不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知识丰富之人。女子教育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女子素质观念的更新，而且女子教育的兴起也造就了一批具有新型素质的女性人才。
晚清女子教育的兴起，使得女子能够有机会接受学校传授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促使人们关于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动摇，在行动上，女性开始进行家庭伦理观念的变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也逐渐被人们摈弃。女性开始踊跃求学，甚至有部分妇女随父兄或随夫留学深造，通过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而谋求自立自强的能力，这无疑对传统女子观念及素质造成了极大冲击。在社会观念和思想文化领域，晚清女子教育都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更促进了女性观念的变革。
简牍与丝绸之路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的概称。两千年间，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巨大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简牍，中国的历史文化就难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很难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就无法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弘扬。直到今日，有关书写格式、图书的名词术语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我们将通过对我国出土的简牍的研究，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详尽路线走向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简牍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藏
西北地区地处边疆，秦皇汉武都曾治理过这片土地，而且它也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甘肃、新疆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简牍，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里的历史全貌，而且也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以1949年为界，可以将西北简牍的发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前一阶段。最初，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一批批外国考察家、探险家开始涌入西北，疯狂盗挖了大量的千年古迹，所获得的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gū］卢文木简524枚。受斯坦因的委托，法国学者沙畹对这些文物进行了研究，并且将研究成果发表在1905年的《亚洲人杂志》上，后来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出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德国人卡尔·希姆莱受斯文赫定委托，对这批出土文献进行了研究，后来希姆莱去世，这批文献又转交给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进行研究。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在该书中公布了这批文献。
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他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并且掘获了大量汉简，后来经过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见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共掘获了166枚汉简。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觉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了一个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到1935年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49年以后的后一阶段，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
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而且它是原始记录，是当时留下的文件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简牍中的丝绸之路
从汉唐以来，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友谊之路、文化之路，作为连接着欧亚大陆的桥梁和纽带。凡是丝绸之路辐射到的国家、民族、人群，其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无一避免地受到了丝绸之路的影响。虽然这些人们在语言、信仰、人种等方面有所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丝绸之路产生的普遍共识，无一不意识到丝绸之路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从广义上讲，从西北地区所挖掘出来的6万多汉简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丝绸之路东段从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而到达敦煌；中段横穿新疆全境，从敦煌阳关玉门关出发，经天山以南城郭诸国到帕米尔高原；西段越过帕米尔南到南亚次大陆，西到中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
我们先说东段，居延汉简的里程简和悬泉汉简的里程简，把从西安到敦煌的整个路线连接了起来。两简共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七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和区间里程。居延简上的四段分别是：第一段西安以西106千米，第二段今宁夏固原东西100千米，第三段甘肃景泰到古浪137千米，第四段山丹、民乐、张掖100千米。悬泉简上的三段是：第一段古浪到武威以西111千米，第二段张掖境内102千米，第三段酒泉到敦煌99千米。
因为简文部分残断，所呈现的路线也时断时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东段丝绸之路的整体认识。它告诉我们：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道西北走，经平凉、固原绕过六盘山，在靖远过黄河，再穿过景泰和古浪到武威，经河西四郡出敦煌，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路线，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水河道西行经宝鸡、天水、临洮，尔后进入青海横穿柴达木盆地，从索尔果里到若羌，此即所谓的羌中道。两条东、西平行的道路中间，还有两条支线可以南北互通。一条是从临洮到兰州，沿今天312国道进入武威；一条是经青海扁都口到张掖。直到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羌人才献出青海湖一带而成立西海郡，所以整个西汉时期羌中道几乎无法通行。即令选择渭水西进，到了临洮也得北向经金城进入武威。
关于中段路线，《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的，“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西域汉简和河西汉简中有关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的材料就是南道交通的生动记录。除小宛、渠勒两国偏处昆仑山沟谷，不当孔道外，其他都是南道可供来往人员食宿给养的重要国家。南北两道的国家不仅自己作为东道主要为东来西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和交通，同时又作为客人穿行在东往西来的道路上。比如从悬泉汉简中记载这些国家出使、朝贡或商旅往来的情形中可以看到：就前来汉朝的西域国家，有一个国家单独前来的，也有数个国家甚至十多个国家结伴而行的；就前来人数而言，有几个人同行，也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浩浩荡荡东进的；就来客的身份而言，有国王、有质子、有贵人、有使者、有副使、有从者、有商旅。可见自从张骞“凿空”后，一方面是汉王朝“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另一方面是西域各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除天山以南南北两道外，还有一条是横跨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这条道路是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通道，早在张骞凿空前，中原的丝绸就通过游牧民族的间接交易到达中亚和南俄草原。但两汉时期的官方通道主要还是在天山以南。就连汉朝直接与乌孙的使节往来也是通过天山以南的北道实现的。
丝绸之路的西段主要是葱岭以西。南道从莎车越过悬度，进入南亚次大陆，可到难兜、罽宾和天竺，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从莎车西行到蒲犁，翻越葱岭进入大夏、大月氏，可达安息，即今天的阿富汗、伊朗等地。北道从疏勒可到大宛、撒马尔汗、马雷、马什哈德，经里海南岸到巴格达，再经大马士革西南到北非。另外从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通过伊犁河谷到达哈萨克斯坦，沿锡尔河东岸，绕咸海、里海、黑海北部草原，到君士坦丁堡。悬泉汉简中有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和乌弋山离的记录，是研究丝绸之路西段交通的重要资料。
简牍上的西域和中亚历史
西域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西汉时期，西域有36国，到了西汉末年，又分为55国。两汉时期，随着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西域的归属和向背也随着揺摆于两者之间，后来因为匈奴的衰落，西域便彻底归属于汉朝，最终成为了一个地方政权，归属于汉王朝统治之下。在这方面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都可以从汉简材料中获得。在西汉末年西域的55个国家中，可以在汉简中发现其中34国的材料。
张骞第二次出使通好的主要对象是乌孙。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返时，“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紧接着，汉朝远嫁公主与乌孙和亲，这标志着汉与乌孙的邻国关系进入结盟阶段。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与乌孙发兵十五万骑，攻打匈奴，后来又与丁零、乌桓、乌孙一起出兵，使匈奴人畜蒙受重大伤亡。西北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乌孙的记载，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有力地证明公元前的一个世纪里，乌孙同汉朝的关系由邻国变成盟国，又从盟国变成属国的历史过程。
中亚是历史上最早与汉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国家和地区。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汉与中亚关系的实证。比如汉简关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天马的记载，就说明李广利征伐大宛时“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20多年后仍然在实行，而且朝廷相当重视，每次都要派官员到边地迎取。结合其他大宛简研究，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始终未曾中断过。再比如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全文一共7枚简，有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汉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要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接待。一路饮食要自己负担，尤其是酒泉太守评估贡献的骆驼时未让他们现场参加，本来“肥”，却定为“瘦”，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朝廷得到上诉后，便下文一级一级追查此事。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
这些简牍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与中亚关系的实物记录，而且是研究中亚各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因为希腊的古典著作中缺乏这一地区的记录，波斯的铭文中也找不到中亚的材料。唯一可以凭借的除了《史记》、《汉书》的简单记载外，就只有中国西北的汉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