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历史太悠长，人们便不愿意回忆，这有一次次捣毁文物和焚烧典籍的运动为证；也许美国历史太短暂，人们便太愿意回忆，这有遍布美国的繁多纪念雕像为证——有的雕像甚至只是纪念中国人常常看不上眼的某次小战斗或者某位小兽医。
“文革”二十周年的纪念，在国内一片关于物价和走后门的嗡嗡议论声中，几乎静悄悄地过去了。在美国，却有众多的报告会、讨论会、书展、电影周海报——有我们熟悉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决裂》、《红旗渠》等等。
红卫兵在美国鼎鼎有名。有几次讨论会中，我向洋人谈起鲁迅、巴金、沈从文，面对着一脸脸茫然，我不得不赶紧插人有关注解。但谈起红卫兵，Red Guard这个词他们都懂。我还察觉到，当我提到自己曾经当过红卫兵，他们眼里都闪示惊讶，暗暗吞下某种疑惧。
五光十色的美国电视中常常出现一个串场的胖大家伙，箍一套窄小的草绿色军服，臂佩红袖章，腰束宽皮带，动不动就傻乎乎地拳打脚踢或蛇行鼠窜，袖章上就有汉字“红卫兵”。我到达爱荷华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我，当他听说我曾经是红卫兵，立刻眼露惊悸，停下车招呼他的同伴：“来来，我们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国红卫兵就是土匪，是**冲锋队。一代人在那个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几缕脏水。
而这种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载入了全人类的思维辞典将直至永远。
我说还是不说呢？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向他们说清楚，“文革”远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不像一些“伤痕”影片反映得那么简单。我得说明红卫兵复杂的组织成分和复杂的分化过程，说明了红卫兵在何处迷失和在何处觉醒，说到当时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响，再说到“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后的改革进程……但我发现，他们总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随即去切牛排或开啤酒，看来没有听下去或问下去的兴趣。灯红酒绿，室温融融，也许这个问题是不能在异国的餐桌上谈清楚的。
谈清楚了又如何？种种伤痛与他们没有关系。我对洋人们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谈资和笑声得那么负责吗？
奇怪的是，在红卫兵千夫所指的美国，居然还有红卫兵公开活动。这是在旧金山，夜巳经很深了，我与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电影院，看一部正在获得好评的电影《长城》。这部影片表现一个美籍华人带着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亲的前前后后，展示中美文化的异和同。观众不时大笑。据说此片后来在国内演过，却没有引起多少笑声，自然因为观众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不能会心于影片的幽默。
我们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正在分发传单的姑娘。传单上不是通常那种食品广告，而是毛泽东像和《白毛女》剧照：喜儿劈腿大跳把来复枪高高举起。然后有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
我发现这位姑娘金发碧眼，身体清瘦，薄裙下面两条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风中微微哆嗦，手臂还拢着一大堆沉重的传单。
“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弗兰姬。”
“你到过中国吗？”
“没有。”她脸上浮出苍白的微笑。
“你为什么赞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希望。没有革命，这个社会怎么能够改造？”
“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这些照片拍下来的时候（我指了指传单），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还有很多红卫兵，因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来枪毙……”
“人民在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有管理社会的权利。”
“不，最重要的权利，是被利用的权利，是进人监狱和效忠领袖的权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认真倾听着，没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们友好地交换了地址，我答应寄一些有关“文革”的材料给她。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国人，正在美国从事职业革命。她和一些红卫兵同志在旧金山合租了一处房子，靠打零工为生。
又有几家商店熄灯了。天地倶寂，偶有一丝轿车的沙沙声碾过大街，也划不破旧金山的静夜。弗兰姬扬扬手，送来最后一朵苍白的微笑，抱着传单横过大街——大街空阔得似乎永远也走不过，永远也走不完。
回到旅馆，我细看了一些传单的内容：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国亿万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投入了工人阶级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特别是推翻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从下至上，创造了很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记得赤脚医生吗？造反学生首创性地走下农村向农民学习并同时传播造反精神；工人农民和科学家一起把科学研究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小说、戏剧、绘画、电影、芭蕾等等把工农兵推上舞台，成为主宰社会的英雄；工人举行政治辩论并在工厂张贴大字报。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动了全球每个角落的亿万人民……
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久违的语言当然有一种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来。也许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经纪商，有次为了纪念先父的诞辰，在某大学以他父亲赫赫大名设置了一项奖学金，仅此一项就随意花掉了八十多万美金。他鹤发童颜，脸上渗出粉红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进了他绿林深处的别墅，自称是共产党要消灭的资本家。在几乎是押着我细细观赏了他的厨房、餐厅、客厅及灯光设备以后，他抓拿着怀中一只大白猫笑了在中国有多少幢这样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后用一阵哈哈大笑自己做了回答。
我还想起了另一对芝加哥夫妇。两人早出晚归出门挣钱，斗志昂扬地把一天天生命变换成分期付款单上的购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而无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怀孕了，那天小儿子猛踢妈妈的大肚皮。父亲惊讶地问你踢妈妈干什么？小崽子恨恨地说：“我不是踢妈妈，我是踢弟弟。我要让他现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这些也是美国人。那么我能接受哪一种人的美国呢？是深夜街头的弗兰姬，是押着我羡慕他家客厅的股票商，还是立志要用脚尖来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后来，我才得知，像弗兰姬这样的极左派在美国还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张传单，标题是《我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