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在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〇〇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入史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在方言中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穿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睡上片刻，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一〇八八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村镇，也很少听说有罗姓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遁他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渺无踪迹。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