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惟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