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又军迁居回到省城时是“文革”结束以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他没考上大学，不是基础差（下乡前已读到高三），也不是没时间准备（已能洋洋得意地做出不少偏题和怪题），只是一听到数学监考老师大声宣布“开始”，便一时心慌，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笔尖在考卷上笃笃笃啄个不停。全怪那家伙把“开始”喊得太吓人了——他事后这样埋怨。
他又怪小安子那天早给他煮的咖啡，不但不提神，反而闹肚子。
第二年，他忙着办调动，打家具、粉刷房子、给女儿冲奶粉，去某厂篮球队打外援，给张家或李家修理自行车，还被厂里派去山西采购煤炭……结果根本没进考场。“考什么大学？以后给你提个科长不就得了？”领导这种空头支票，他居然也信了。对方拿党员的纪律来说事，他居然也就从了。何况采购员的日子确实不赖，能在客户那里喝喝小酒，在验货时稍稍通融一下，就能得到好烟好酒好烧鸡的回报，说不定还被对方请去钓鱼，请去打猎，甚至去北京或西安玩一趟。从那些大地方给工友们带回一些紧俏货品，被大家感恩戴德，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厂长还真没说错：大学算什么呢？这样滋润的小日子，拿三张大学文凭捆在一起来换也不够吧？
一直忙到自己所在的国营工厂破产，他这才发现那个许愿的厂长不知去向，自己也突然一下变老，脸上多出了深深皱纹。大批工友在下岗，这张老脸不进入下岗人员名单是不大说得过去的。看来时代已经大变了，党龄不再吃香，家庭背景不再管用，“工人老大哥”的最新称呼是“打工仔”，他眼下被人们的目光跳过去，如同一块嚼过的口香糖只配粘在鞋底。
茶叶得花钱买了，这变得很现实。小酒瓶已倒空了，这也变得很具体。他下岗后摆过摊，拉过货，做过装修，收过医疗垃圾，还在一家罐头厂破过鱼，都没赚到多少钱。有时是面子却不过，比如给熟人刷一下墙，收钱岂不是打他的脸？有时是自己贪玩，比如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看就大半天，把生意耽误了。这一天，他从公厕出来遇到一位老熟人，听对方随口搭讪一句：“去哪里呵？”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顾不上自己正要赶活，也不管对方是否有急事，停下来耐心解释自己的去向，以及他今天为什么要去那里，以及他今天去那里以后还要去哪里，以及他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带上卷尺、电钻、切割机以及一瓶凉开水……直到对方东张西望，吐长气，冒哈欠，一脸欲逃无计的苦恼，大概为刚才的搭讪后悔不迭。
他说错什么吗？他不该诚心诚意把事情说清楚吗？不该让对方明白他眼下的工作与采购同样重要吗？但他事后发现，就因为说得太清楚，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不翼而飞，大概是被哪个小偷撬走。
这是他丢失的第四辆车。一气之下，他恶向胆边生，用砌刀撬了路边另一辆自行车，骑上去逃之夭夭。
他得给这辆车改一下模样。但拆卸网篮时，他发现网篮里的两个纸团都是试卷，上面稚嫩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女孩之手。车头一朵糖纸扎成的蝴蝶花，也暗示车主身份。
这个孩子丢了车，会不会迟到和缺课？会不会急得哭走街头？会不会被父母责骂甚至暴打然后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想到这些，郭长子有些不安。以大欺小，好汉不为也，他把自行车送回原地。不巧的是，他刚刚来到那个停车棚，就听到身后有人大喊：“抓小偷呵——就是这一辆——”原来是车主的父母正在这里找车。在一些路人的帮助下，他们一窝蜂冲上来，怒气冲冲地把他抓扯得衣领歪斜和扣子脱落，一举扭送派出所。新车锁当然是他盗车铁证。他一身脏兮兮的尘土也不无人渣之嫌。还算好，值班警察认识他，说自己老娘有一次在街头中风倒地，就是他护送去医院里的。靠这一点交情，对方从轻发落军哥，没让他写大字检讨贴到街上去。
小安子从派出所领回他，已没兴趣责怪这个呆货。论脾气，论人缘，论孝顺岳母，论他从前捞回来的各种实惠，这个丈夫也算是经济适用了。但小安子生气的恰恰是太没有理由生气，她那一颗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是另一回事。
小安子有一些怪癖，比方与丈夫办事之前，要在卧房里悬挂巨幅的政治领袖照，似有一种渎神的变态心理；要不然，就在床边贴满各种人物头像，最好是熟人们的，最好是女性熟人们的，造成一种众目睽睽万人围观的效果，一种当众下流的疯狂感。有时候她还要大音量播放流行革命歌曲，最狂热、最激烈、最喧嚣的那种，几乎把某种红色恐怖的记忆当作诱发春情的最佳情境。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后来还有受虐取向，一再要求丈夫强奸，好像只有在猛烈厮打、猛烈对抗、猛烈相骂的状态下（有一次她还真把丈夫的肩膀咬得出血），在自己还原成一个弱者乃至极弱者的感觉下，一种惨遭强制和迫害的感觉下……她才可能放松自己，慢慢地亢奋起来。否则，她就如同一个冷冷的橡胶人，通体冰霜没法解冻，公事公办地草草应付，粗糠代粮、吃了仍饿，让丈夫十分苦恼。
她是不是有点癫狂？是不是应该看心理医生？丈夫还真去找过医生，取回一些药片，谎称是维生素，但不幸被妻子一眼看穿，连瓶子带药一起扔到窗外去。没办法，他只好努力培养自己的勇敢和粗暴，喝下很多酒，吃下很多肉，全身运气再三，如同一个大猩猩猛烈捶打胸脯，豪气冲天地决死一战。但他还是没法强奸。
他要真打吗？要真掐吗？要真踢吗？要揪着对方的头发拖来拖去？要把她的手臂扭得咯咯响？要抹去她吐来的唾沫然后扇上一耳光？……他下不了这个手，哪怕想一下也满头大汗，胸口乱跳。
“你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日本鬼子？”妻子急了。
“我好好的，当什么日本鬼子？你怎么说也太贱了吧？”
“我是贱，你才知道呵？”
“你真让人受不了。”
“你以为我就受得了？郭大傻呵郭大傻，你就是聂瞎子那样的白菜！”
这是指她一位聂姓的同队知青，回城后娶了个老婆，但对方多年不孕，最后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她还是一个处女，既惊讶无比，又哭笑不得。夫妇俩也不知事情错在哪里，经医生暗示，才知结婚还需那样，做那种“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下流事。两人为此都吓出一身冷汗。
“你不是人——”小安子接下来的话更难加费解，“你不强奸我，就是真正地强奸我，道道地地的犯罪，明白吗？”
照这种说法，小安子在婚后的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微笑哥温柔地、耐心地、认真地、按部就班地谋害了，并且留下暴力的恶果，一个丑陋的女儿。那么她后来决意提一口皮箱远走高飞，看来不仅是要去赚钱闯世界，更重要的原因，是无法忍受遥遥无期的合法暴力，无法接受永无休止的心身折磨和千刀万剐。
她得给自己找一个解冻的办法。她的心需要动感，需要燃烧，需要日新月异，没法沉沦在灰暗的小日子，永远守住锅台和水龙头。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她后来有过另一个男人，一个同她在熄灯舞会上认识的流浪诗人，那家伙至少能注意她黑裙子和灰裙子的变换，不是丈夫这种瞎子；不久又有了另一个男人，一位很懂打领带、吃西餐、听爵士乐、扔保龄球的气质教授，那家伙至少能欣赏她翻墙偷花，不是丈夫这种守法守纪的可怜虫。她的心还在继续飞翔，飞向更多激动人心的非常旅途。有一次，她在外地遇到一中学同学，校园时代的舞蹈王子和羽毛球偶像。该出手时就出手，她大喜过望地把对方引诱上床，不料对方已是一位资深医生，特别讲究卫生，事前要求她洗澡，刷牙，剪指甲，刮腋毛、喷香水……用过了牙刷还得用牙线，用过了香皂还得用酒精，用了一遍还得用二遍，好几条毛巾拿出来各专其职。这还不算，严格程序走完了，双方好容易呼哧呼哧地体力劳动了，卫生专家还把地上废纸巾捡起来，收集于一个铝盆，用小钳子夹住一点点在火中烧掉。那些纸团在小安子记忆中烧出了世界上最恶心的气味，简直让她万箭穿心，冷汗直冒，差一点呕吐。她后来整整一个月痛经，据说就是深受刺激了。
天啦，王子和偶像怎么这样啰嗦？“燕燕，你得用牙线。”“燕燕，你的腋毛太多了。”“燕燕，我给你说吧，双氧水的作用是……”对方既不傻，也不怎么逗，更不会狂野，以泰山压顶之势，突然把她顶在浴缸里或灶台上，恶狠狠地把她一口吞没。恰恰相反，对方香喷喷的，笑眯眯的，比女人还细心，比女人还温柔体贴，擅长指导和管理性生活，比她更有知识也更有责任感地掌控生殖系统，处理精子与卵子的一时冲动。同他上床差不多就是上课铃响时老师把学生带入数学课堂。这事当然很难办。俊若影星的数学老师仍是沉重的压迫，何况这一位出题还特别难，每一道题都是对细菌和病毒的精密想象，都是对双方身体健康的合理规划，都是必须如此的严格定律。由香皂、酒精、牙线、双氧水、剃须刀、避孕套等组成的复杂运算环节，也许能解除一位医生的内心紧张（开始气粗了和冒汗了），是他爱起来的条件（一连两次证明他酣畅淋漓），但对于小安子来说，无异于一大堆多元高次方程，只能令人崩溃。
她慌不择路地逃离对方的家门，不过是再一次逃离可恶的数学，再一次逃离自己的爱情幻灭。
“中国男人都死完了呵？”她在路口忍不住跳脚大骂。
“腋毛怎么啦？”她狠狠啐出一口，“本小姐偏偏喜欢腋毛，腋毛，腋毛——”吓得身边两位妇人快步逃窜。
也许是她曾把这一故事说给大甲，后来从大甲嘴里传出，便成了他与一位美女护士的故事。两个版本分别在女友圈和男友圈里悄悄流传，只是不知哪个版本为真，哪个版本才是剽窃和胡吹。有一段，这两人都喜欢在朋友面前吹嘘情史，有一种互不服输擂台比试的劲儿，哪怕吹到让人生疑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