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词论高出流辈
常州张皋文先生校录唐宋词凡四十四家，仅一百十六首，可谓严矣。其序论云：“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汉魏，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当时。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旨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郑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支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诒］案：此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然如朱、厉二公，清真雅洁，似犹不足为正声。
词坏于元明
六合徐水云楼词序云：“诗余之作，盖亦乐府之遗。孤臣孽子，劳人思妇，吁阊阖而不聪，继以歌哭。惧正容之莫悟，矢以曼音。其体卑，其思苦，其寄托幽隐，其节奏单缓。故为之者，必中句中矩，端如贯珠，宜宫宜商，较之累黍。太白、飞卿，实导先路，南唐、两宋，蔚成巨观。玉宇高寒，子瞻将其忠爱。斜阳烟柳，寿皇识为怨诽。朝野不少赏音。元之杂以俳优，明人决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论鄙之。弁髦小儒，鼓其瓦缶，臣质之死，匠石伤焉。”［诒］案：“元人杂以俳优，明人决裂阡陌”二语，词之坏于明，而实坏于元。俳优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夫词变为曲，犹诗变为词，非制曲之过，乃填词之过。然曲之粗鄙，制曲者取悦于俗耳，则元人不得辞其责矣。
词从乐府变出
王元美云：“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研，六朝偷也。即词号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单缓而就之，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词兴而乐府亡，曲兴而词亡。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诒］案：乐府亡而词作，词亡而曲作。非亡也，盖变也。本有所不足，变一格以求胜，而本遂亡。
词可不变为南曲
毛稚黄曰：“南曲将开，填词先之，花间、草堂是也。北曲将开，弦索先之，董解元西厢记是也。西厢即北人填词，然填词盛于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续也甚遥。弦索调生于金，而入元即有北曲，其接续也相踵。斯又声音气运之微，殆有不可以臆测者。”［诒］案：填词入律，苟无弦索之变北曲，词至今亦可不变南曲。盖词即乐府，庙廷用之，又何曲之变哉。
楼俨自订群雅集
蒲褐山房诗话：“楼俨，号西浦，义乌人。成申江，与缪雪庄、张幻花以词倡和。康熙癸丑，诏修词谱，被荐与杜紫纶同馆纂修，辨析体制，考订源流，驳正万氏词律百余条，最中要。又以张纟延之诗余图谱、程明善之啸余谱，及毛先舒之词学全书，率皆谬妄错杂，倚声家无所遵循。因自订群雅集一书，以四声二十八调为经，而以词之有宫调者为纬，并以词之无宫调者，依世代为先后，附于其下。朱竹先生为之序。以卷帙繁重，未及开雕。今不可复得矣。”［诒］案：群雅集序，前已详论之矣。至以四声二十八调为经，以词之有宫调者为纬，即［诒］之以古之七音十二律为经，以今之四上工尺为纬，删复正误之意也。［见二卷第二条。］惜乎群雅集不传于世，而词学之源流，遂成绝响。
词苑丛谈论断少
词苑丛谈，吴江徐电发［钅九］所辑，共十二卷，内分七条，一体制、二音韵、三品藻、四纪事、五辨证、六谐谑、七外编。前人词话本少，此编比诗话而略变其例，然搜采多而论断少。其体制一卷，泛而不当。音韵一卷，粗而不精。品藻以下十卷，则仍诗话之例矣。1111
诗词同源
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采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躇。”此绝妙词，在清平调之先。又沈约六忆云：“忆眠诗，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不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亦词之滥觞。［诒］案：此体制似词，乃乐府之变格。非先有词，而后有唐人之诗，亦不能祧诗而言词。盖诗与词本同一源，诗盛于唐，词盛于宋，亦物莫能两大之理。
词律不言衬字宫调
词有定名，即有定格，其字数多寡，平仄韵脚较然。中有参差不同者，一曰衬字，文义偶不联畅，用一二字衬之，密按其音节虚实，正文自在，如南北剧这字、那字、正字、个字、却字之类，从来词本即无分别，不可不知。一曰宫调，所谓黄钟宫、仙吕宫、无射宫、中吕宫、正宫、仙吕调、歇指调、高平调、大石调、小石调、正平调、越调、商调也。词有同名而所入之宫调异，字数多寡亦因之异者，如北剧黄钟水仙子，与双调水仙子异。南剧越调过曲小桃红，与正宫过曲小桃红之类。一曰体制，唐人长短句皆小令耳，后演为中调，为长调。一名而有小令，复有中调，有长调。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别之，如南北剧名犯、名赚、名破之类，又有字数多寡同，而所入之宫调异，名亦因之异者，如玉楼春与木兰花同，而木兰花歌即入大石调之类。又有名异而字数多寡则同，如蝶恋花一名凤栖梧，念奴娇一名百字令之类。［诒］案：词律中，攻击图谱不遗余力是已。而无一语及衬字宫调。徐氏丛谈与万氏不相后先，而衬字宫调屡言之。［虽所引证为南北剧，合而观之，三者皆兼词曲而言。］后人填词一遵词律，故不知词有衬字。宫调之说，古意云亡，不能不归咎于万氏矣。
词上薄风骚
又梨庄云：徐巨源曰：“古诗者，风之遗。乐府者，雅之遗。苏李变而为黄初，建安变而为选体，流至齐梁排律，及唐之近体，而古诗遂亡。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属，以下逮于词，而乐府亦衰。然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则诗余之作，不谓之直接古乐府不可。”余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独所言子夜、懊侬善言情，唐人小令得其意，是词贵于情矣。余意所谓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汉魏乐府诗歌，无非发自性情。故鲁不同于卫。卿大夫之作，不同于闾巷歌谣。即陶谢扬镳，李杜分轨，各随其性情之所在。古无无性情之诗词，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若舍己之性情，强而从人之性情，则今日之学，所谓优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于言情，然亦不为子夜、懊侬之情。余故谓凡词无非言情，即轻艳悲壮，各成其是，总不离吾之性情所在耳。［诒案］：诗道性情，古人言之详矣。今谓词亦道性情，即上薄风骚之意，作者勿认为闺帏儿女之情。
词亦可以初盛中晚论
尤悔［侗］词苑丛谈序云：“词之系宋，犹诗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画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唐诗之后，香奁、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词之后，遗山、蜕崖，亦仅矣。及本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为此对偶文字以待后人之侧生挺出，角立代兴，恶可存而不论哉。”又词绎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鹿虔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不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晚唐。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全未梦见。”［诒］案：比词于诗，原可以初盛中晚论，而不可以时代后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琐屑，周、张之纤靡，已近于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强人意。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称极盛，而为词家之正轨。以辛拟太白，以苏拟少陵，尚属闰统。竹山、竹屋、梅溪、碧山、梦窗、草窗，则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极。晚唐之诗，未可厚非，元明之词不足道，本朝朱、厉步武姜、张，各有真气，非明七子之貌袭。其能自树一帜者，其惟饮水一编乎。”尤序固非探源之论，词绎所云，亦未得其要领。
词限格限字
词苑丛谈引药园间话云：“屈子离骚名辞，汉武秋风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合于诗按其调而知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鲁丽于，尝鲨’，此二四言调也。‘遭我乎{狃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我来自东’四句，此换韵调也。‘厌行露’三章，此换头调也。”［诒］案：古人文字有二，一曰无韵之文，一曰有韵之文，俱不限字，不限格。然有韵以后即有格矣，有格而字之或长或短，即有不入格者矣。有韵而无格，则韵不叶，有格而字或长或短，则格不整，而韵亦不齐。古诗而变为近体，皆因韵而生也。格限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字限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有韵之文，于是乎一变，遂与骚赋分途。而骈文且有格而无韵，与无格无韵之文争长。至词乃既限格、既限字，后之别制，非未限格、未限字前之先声也。
赵函论音律精确
赵艮甫［函］研讨会金词叙云：“宋词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为正宗。清真典裳大晟，白石自订词曲，草窗词名笛谱，玉田词源一书，所论律吕最精。凡此四家之词，无不可歌。其余则或可歌，或不可歌，不过按调填词，于四声不尽谐协，遑论九宫。今之填词者，以万红友词律平仄为准，不究音律之源。无怪乎好牛熟调，一遇拗体，则步步如行荆棘中矣。”［诒］案：此化精确，末仅为牛熟调遇拗体者说法，则似明而忽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