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回避和洋人对谈呢？准确地说，他回避的不是这个或那个谈话的主题，而根本就是回避和洋人面对面谈话。在他看来，洋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和他们谈话无论谈什么都是降低了自己高贵的身份。如今打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得过且过，一方面让远在广州的叶名琛继续敷衍交涉，另一方面让僧格林沁的这支可靠且精锐的子弟兵替自己看家护院。事后证明，他的这番良苦用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倘若这支人马南下或解散，次年英法联军真的直逼大沽口时，僧格林沁部也不会有机会以逸待劳，取得了清代第一次外战的战役性胜利——第二次大沽口会战大捷。
欲攻无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打算速战速决地剿灭太平天国，或对获胜缺乏信心：1856年1月8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諴联名奏报江北军情，当奕詝听说“长围”工程告竣、清军步步紧逼瓜洲、江北军情有望肃清之时，兴奋地欢呼太平军的形势已“穷蹙”，谕令托明阿等“分别保奏”有功人员。他还对江北大营报销建造战船[3]及水战洋炮费用的请求慨然照准，因为照前线将领的汇报，强有力的水师是攻破太平军天京—镇江—瓜洲三角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疲于奔命的50艘红单船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频繁指示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扫清天京城外围太平军据点，为最后对天京的总攻扫清射界。对宁、镇两地的攻围部署，他显然是相当满意的：向荣久历戎行，吉尔杭阿则刚刚取得攻灭上海小刀会的经验；两支大军又呼应联络，互为犄角，加上长江江面的“制江权”已在清军手中，在年内攻破天京城、消灭太平天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即便暂时做不到，至少也应该能拿下镇江、瓜洲两处要塞（或其中一处），缩小对天京城的包围圈。
但习惯于在紫禁城养心殿或圆明园里“遥控”遥远戎机的他并不清楚，这三处用兵重点，都存在着“中枢神经综合症”，并极大影响着清军前线的攻势和战斗力。
先说江北。
原本统筹一切的琦善固然年迈昏聩，但毕竟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尚能将各地拼凑的近两万人马统筹调配。待琦善物故，托明阿继任，地位名望远不如琦善，颟顸却犹过之，江北军情势如散沙，对弹丸之地的瓜洲也久攻不下，只能借“长围久困”四个字敷衍塞责。
江南大营是三路大军中的主力，向荣是绿营健将，且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经验丰富，但此时他年事已高，脚上伤疾又发作，早已行动不便，加上“疏举不公”，偏袒信用亲信私人，对部队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副帅张国梁不得不疲于奔命，到处“救火”，势成强弩之末。那么，这样的一支“劲旅”，对天京城的威胁究竟如何？1853~1854年居住在天京城内、后逃出暂住清军控制的城郊的金陵人马寿龄，在《金陵城外新乐府》里形容清军的纪律是“主将摇手不能止，贼人窃从壁上观”，形容战斗场面是“长官安坐既无统，众士声哗又无律。彼此相距半里余，枪炮纵横互得失。验伤给养上中下，论功分品五六七”，形容战争前景是“贼首莫来我莫往，屡误依然需内应”。很显然，这位曾经参加过联络天京城内亲清方人士并策反部分太平军将领、以图策应江南大营清军进城的“张继庚内应事件”、事败后侥幸逃脱的当地文人，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本人是绝对亲清方的，又熟悉并关注双方情况，这些近乎“新闻简报”的诗词中对江南大营的“负面描写”，自然较官样文章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至于镇江一路，吉尔杭阿是三路大军中唯一以地方主官身份挂帅的主将，这在当时的清方将帅中绝对算是个异数（后面会详细提到何以如此）。由于有“地头蛇”接济，又有上海这个新开财源做后盾，这支清军的军需后勤问题较诸屡屡闹饷，甚至动辄发生“抢粮台”事件的江南、江北大营，自然要好得多。但镇江方面的清军实际上是由江苏地方军、募勇和江南大营分遣的援军组成，各路人马素质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且主帅吉尔杭阿跟副帅余万清之间互不买账、龃龉不断，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江西、湖北、安徽等战场，奕詝似乎分身乏术，仅希望它们起到牵制作用，在他看来，只要这些纵横千里的“次要战场”都能牵制住一部分太平军，待天京—镇江—瓜洲这个关键的“铁三角”僵局打破，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正因如此，不论稍占上风的安徽、湖北，还是捉襟见肘的江西，他都摆出一副“你们自己瞧着办”的姿态。
暗度陈仓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方面在这一年初却给人以战略指导思想不清不楚的感觉。
天京城防的直接指挥者原本是石达开，自丙辰五年（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后换成韦昌辉，他布置了严密但略显保守的城防体系，以“守险不守陴”，即强调控制要害，而非在城防工事上平摊防守兵力的战法，和清军在天京城东、南各要点反复争夺，打起了消耗战。但湖北、安徽战局反复，1855年秋芜湖、庐州（今合肥）相继陷落后，天京城的军需粮食供应再度告急。这样的消耗战显然对疆土狭窄、始终处于包围圈中作战的太平天国极为不利。
镇江、瓜洲两座重镇是天京城下游屏障，但自“制江权”丧失后，三地间的联络变得断断续续。镇江、瓜洲两地只能依靠工事和将士们的顽强苦苦支撑，倘没有有力外援，陷落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被动局面许多人在当时就看到了，也正因如此，亲清方的人士才纷纷提出直捣天京的战略方针，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不仅是结束这场战争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
然而就在1855年年底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已悄然做出了一个当时不易为人察觉、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决策，他将自己的心腹分遣到安徽、江西等地沿江各军、各要塞。
杨秀清是个孤儿，为壮大自己声势，起兵后认了许多同姓不同宗的将士为兄弟、子侄，称为“国宗”，同时将一大批有功亲信提拔为东殿承宣。原本杨姓国宗和韦姓、石姓不同，基本上留在天京，为杨秀清充当帮手、耳目，如今却和东殿承宣中的佼佼者一起成批外派，这实际上表明，杨秀清对战争全局和自己的处境，早已了然于胸。
与咸丰牢牢掌控僧格林沁部这支“总预备队”不放一样，杨秀清也正努力寻找着一支打破僵局的机动部队。
事实上，清廷的各路统帅，也同样在紧张地寻找着这支可能改变战局的太平军，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则多半集中在江西这个几个月来战争最紧张的战区。正因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各地督抚和曾国藩、胡林翼等各地统帅，都不断提醒江南大营，要看牢天京东南门户——溧水，谨防江西太平军偷袭。
江西，这个两江总督治下最不起眼的省份，此刻俨然成了最令清廷提心吊胆的地方，也成了太平天国版图内的“明星省”。
[1]就是卖官，清代原本对捐纳有诸如不得捐实缺之类限制，此刻非但一概放开，甚至向富户豪商强行摊派“红顶子”换取捐款。
[2]僧格林沁因早年过继给远房堂叔、额驸科尔沁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而得以袭封科尔沁郡王，其养母是嘉庆帝三女庄敬和硕公主，早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去世，本年去世的是其生母，即蒙古科尔沁旗四等台吉毕启之妻朱兰格日乐。
[3]1艘西洋式帆船，4艘“大头猛”广艇，6艘快蟹广艇，2艘龙艄快艇，共13艘大船，又13艘小三板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