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文学史上习惯称为“左联”时期。“左联”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向着革命文学发展的十年，是现代文学从思想到艺术都走向成熟的十年。这一时期，优秀的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如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王鲁彦的《愤怒的乡村》，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其次，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更加显著，如四川的李劼人的长篇《死水微澜》，和他后来的《暴风雨前》《大波》，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城镇动乱的社会图景，构成了现代重要的长河小说。其次，小说在题材上更加广阔多样，如蒋光慈的《短裤党》，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史实。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丁玲的《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沙汀的《航线》，艾芜的《南行记》等作品，反映了农村动荡的生活，农民悲苦的处境。柔石的《二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的《蚀》，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反映了时代青年的苦闷，映衬出时代的黑暗。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叙写了从都市到乡镇工商业凋敝的现实和从业者的艰辛。许地山的《春桃》、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反映了劳动妇女的凄苦命运。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等短篇，张天翼的《包氏父子》等，描写了城市市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同情他们，发掘他们的美德，也对他们向上爬的人生哲学进行嘲讽。沈从文的《边城》，艾芜的《南国之夜》等，描绘了人们陌生的边地生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描写了东北大地上反帝抗日的斗争，被左翼作家们肯定为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场面的杰作。第二个十年里，在上海出现过20 世纪我国第一个被引进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小说，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此外还有黑婴、禾金等。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薄暮的舞女》《鸩摩罗什》《石秀》《在巴黎大戏院》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文学也被称为四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指的是1937 年“七七事变”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的文学。这个时期，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大规模战争接连不断，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很大，可以说第三个十年的文学为战争中的文学。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地理主要划分为三个区域。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称为国统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称为沦陷区；此外还有一个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日军占据上海的华界后，租界处于被沦陷区包围之中，如同孤岛，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为止，共达四年零一个月之久，这个时段、区域的文学被称为“孤岛文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称为解放区。
国统区文学创作是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流。国统区最早出现的小说是抗日救亡小说，主要代表作品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随着作家们对现实生活认识的深化和生活积累的增加，小说的视野和容量逐渐扩大，中长篇小说也日益增多了。在国统区小说创作中，七月派小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小说因胡风于抗战初期创办的文学刊物《七月》而得名。七月派小说以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反映下层社会的“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民众生活，追求主客体之间“人格力量”的渗透融合。七月派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和作品有丘东平的《茅山下》，彭柏山的《皮背心》《某看护底遭遇》，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们》等。七月派小说作家中最重要的是丘东平和路翎，路翎是最有成就也最能反映七月派小说的审美特质的作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勾结日伪，暴露反共卖国的嘴脸，国统区政治形势逆转，进步文艺界处境十分困难。随着作家们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的转变，讽刺暴露文学承担起历史责任。这些小说深入民族生活的底蕴，解剖民族痼疾，揭露阻碍抗战、阻碍时代前进的反动黑暗势力，形成了40年代国统区小说创作的主潮，代表作家及作品有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憩园》《第四病室》，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钱钟书的《围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艾芜的《丰饶的原野》，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深受华南读者喜欢的国统区的小说，当推黄谷柳的《虾球传》。在国统区的小说创作中，还有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
全国成为沦陷区的主要有东北、华北、上海、华东诸省及其他地区，还可包括日军占领时代更长的台湾，沦陷区文学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以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文学时代结束，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范围。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小松的《无花的蔷薇》，古丁的《平沙》，王则的《昼与夜》，田琅的《大地的波动》，石军的《沃土》，疑迟的《同心结》，姜灵非的《新土地》，马寻的《生之温室》，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秋萤的《河流的底层》等。华北沦陷区的小说在突破狭隘的爱情题材的藩篱后，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主要作家及作品有袁犀的长篇小说《贝壳》，梅娘的短篇小说集《鱼》，关永吉的短篇小说集《秋初》和长篇小说《牛》，萧艾的短篇小说集《萍絮集》，马骊的短篇小说集《太平愿》，沙里的长篇小说《土》，闻国兴的长篇小说《蓉蓉》等。这时期出现了一些回忆性小说。它们多是作者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展现了一幅风土风情画面，重要的有萧红的长篇《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齐同的长篇《新生代》，骆宾基的长篇《混沌》等。
孤岛文学则以其特异的风姿，机智而曲折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痛苦而悲愤的心灵历程。主要作家及作品有王统照的短篇集《华亭鹤》，关露的《新旧时代》，苏青的《结婚十年》，师陀的《马兰》《无望村的馆主》，罗洪的《春王正月》和《孤岛时代》，程造之的《地下》，徐讠于的《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一家》等。在第二个十年里上海出现过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作为这一流派在第三个十年的继承者，后期“海派”小说作品比“新感觉派”更为深入的人物变态心理刻画，更为圆熟流畅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技巧，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及作品有徐讠于的《风萧萧》，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十八春》，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等。
在解放区，作家深入生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村天翻地覆的变革，主要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着力刻画工农兵新人形象，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求称为其艺术追求。1945年前，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成就主要在短篇小说，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先是赵树理的通俗小说异军突起，继之又有冀中作家孙犁抒情小说脱颖而出，解放战争时期又有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问世。康濯、杨朔、秦兆阳等一批初露头角的新人，以他们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的作品，促进了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活跃与繁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中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丰收，主要作家及作品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通俗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柳青（前期）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在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生活和农民新面貌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灾难的明天》，孔厥的《凤仙花》《受苦人》《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秦兆阳的《老头刘满屯》《幸福》，洪林的《李秀兰》，王林的长篇《女村长》，西戎的《喜事》，方纪的《魏妈妈》等。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得到解放，在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中，反映工业生产的作品逐渐增多，如女作家草明的长篇《原动力》，杨朔的中篇《红石山》，康濯的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等。此外，还有称之为“新英雄传奇”的小说，“新英雄传奇”是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继承古代“英雄传奇”的传统，采用章回体形式，描写敌后农村对敌斗争的传奇故事的一种小说品种。属于“新英雄传奇”的主要作品有柯兰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孙犁的小说大都是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描写了冀中地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英勇奋斗的事迹。但他一般不直接描写人民与敌人拼杀的战争场面，而总是通过日常生活平凡的人和事表现伟大的时代，歌颂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品主要有结集出版过的《荷花淀》（小说散文合集）、《芦花荡》、《嘱咐》和《采蒲台》等。1945年发表的《荷花淀》是孙犁刻画劳动妇女的代表作。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迅速及时地反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如短篇《政治委员》《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和中篇《火光在前》等。
台湾新文学是整个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支流。在小说领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草创阶段（1926—1931年）；二是初熟阶段（1932—1937年上半年）；三是变异复苏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1949年）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683 . ）。草创阶段的主要作家及作品有被誉为“台湾文学之母”的赖和的《不如意的过年》《浪漫外纪》，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一群失业的人》，陈虚谷的《无处申冤》，蔡愁洞的《保正伯》等。1932年前后，台湾新小说发展到初步成熟的阶段，和草创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长足进步，如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杨守愚的《鸳鸯》，吴希圣的《豚》，龙瑛宗的《植有木瓜的小镇》，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等。长篇小说在此时期也有所突破，如林辉焜的《不可抗争的命运》，赖庆的《女性悲曲》，徐坤泉的《可爱的仇人》等。1937年以后的战争期和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经历了比祖国大陆文学远为残酷、压抑和艰难的处境。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殖民当局先后废止报纸中文版和中文杂志，以抑制文化界的民族反抗意识，但“可以说，良知未泯的不少台湾作家是在失去艺术独立的境遇中追求艺术独立，在殖民者推行皇民意识中吟味乡土情调，在祖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曲折地表达了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650. ）。主要作家及作品有吴浊流的《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先生妈》《亚细亚的孤儿》《狡猿》，张文环的《艺旦之家》《在地上爬行的人》（用日文写成，中文译名《滚地郎》），龙瑛宗除了上述《植有木瓜的小镇》之外，还有《白色的山脉》《黄昏月》，吕赫若除了上述《牛车》之外，还有《风水》《财子寿》《清秋》，在赖和、杨逵之后，存在着一座重要的文学桥梁———钟理和的小说，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夹竹桃》和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