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1]
我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到六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十一个短篇，一九七六年是怎样的年头，四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那是我承蒙“姑念老弱”，特别照顾，从接受“再教育”实在同劳改差不离的干校回家已快三年，这三年就整整念了三年书。本来回到破败的老家，书本大半散失，早已“书空咄咄”，总算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没动，我就拼老命地啃起《资本论》来，可怜连笔记也做不好，只会抄摘片段，自以为已经懂了，实际还是半懂不懂。一个弄惯笔墨的人，光念书，不动笔，就好像一天没干活，晚上上床，觉得“虚靡太仓粟”，有点对不起人民的“小米”。有少数跟我划不清界限，有时还来走走的朋友，见我闲着没事，都劝我写些回忆，可是我头上“帽子”，背上“包袱”，家人子孙，全都受累，无碑可立，无悔可忏，我就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鲁迅先生说过，不能创作，那就翻译。翻译也算我的老行业，可是外文书早已空空，不是被人当作封资修的罪状搬运一空，就是被自己家人论斤计两卖给收旧货的到造纸厂做纸浆去了。开始，好容易借到一部六卷有注解的《万叶集》，我狠了狠心，想弄通这部日本的国宝，古代诗歌的综集，可整整啃了大半年，全书四千五百多首，好容易才译出了七八十首，不但应该知难而退，而且兴趣也不大了。想想到底还是对近代文学熟悉一点，从友人黄源兄借到了一本《芥川龙之介集》，读来深有兴趣，便动手译起芥川的短篇来。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命的“鬼才”，我一向有点喜欢，旧友重逢，特别亲切。他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力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极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一笔极可贵的财产，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数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创作的初期、中期，写过许多历史短篇，其题材的新奇，构思的精深，确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当时即受读者的爱好和文学前辈的知遇，至今还是广泛流传，万众传诵，用他的版税，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奖”，送出了许多文学新人。
他于一九一四年与友人共同创办《新思潮》文艺刊物，发表处女作《老年》，次年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鬼脸儿》和《罗生门》二作，就受到文坛有识者的注目，成为当时一代大家夏目漱石的门下，受到漱石的赏识，而投身于创作的生涯。一九一六年，他在《新思潮》发表了短篇《鼻子》，漱石就对他说：“你再写十篇这样的作品，则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坛上，也将成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此后数年，他的创作力分外旺盛，艺术修炼，日益精进，连续出版了三本短篇集，即《罗生门》、《烟草和恶魔》、《傀儡师》，而成为一方的大家。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社会斗争的剧烈，使他思想上原有的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的一面日益浓厚，这些便表现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思想彷徨的结果，终于以正当三十五岁的盛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自己家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抢救无效，而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他死后的纷纷议论中，有人把他比做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倍德罗纽斯（Gauis Petronius Arbiter，？—65），一身浸润了过去阶级最高的教养，但不能不见到新的时代的胎动，而感到自己已经赶不上去了。于是，便走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对这位作家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全面，平素亦更无深入的研究，但他在初、中期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当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之后，我在闭门深居之中，作为自己日常的课程，也可以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便选出了自己所偏爱的篇目，重作冯妇，又理旧业，开始翻译起来。一个人动惯笔墨，长期被逼停止，又见到自己亲笔写出来的稿纸，渐积渐厚，首先已得到了劳动的乐趣。而且说起来芥川不但充实了我那时的日常生活，使我每晚上床，感觉这一天没有白过，而且这工作还居然打救了我一次。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四月一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还有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我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其实后来知道，在这几天中，一家人包括老伴和身边儿女，谁都各自去过广场，抄过诗与挽联。可是风声紧了，有人在四处追踪去过广场的人和私自抄下来的歌诗。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提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给了表扬，告辞而去了。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下去。
我明明知道这些先生太太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不过一要耐心，二要长寿，总有一天会苦到那个时候的。但翻译的目的，倒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为了“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我还请人刻了一个图章，叫做“二三书屋之印”。那就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往来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也算“与众共乐”了。这《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也就是这“二三书屋”的出版物之一。然而流传出去，居然辗转转阅，大受欢迎，搞得我自己手边一本也无。
首先《罗生门》是鲁迅先生早已译过的（一九二三年《日本现代小说译丛》），我在复译之时，从先生译文中，受到不少教益。先生还译过芥川的《鼻子》，可能是最早介绍芥川的了。后来他说过还想介绍点芥川后期的作品，但因战斗频繁而未能实现。记得解放前开明书店出过一本《芥川龙之介集》，内容篇目，则一时想不起了。
其次，这里有一篇《奉教人之死》，原作伪托古籍，全用文言书写，我就东施效颦，勉学林琴南式的笔调。林琴南莫道他不识外文，赖人口译，才作笔述，但其所译，竟似重新创作，传情绘形，词达气顺，有其独自的特色。现在是连旧书店里也买不到他的译书了，但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少是从小就爱读的，我这儿是婢学夫人，想让青年读者略尝异味，大概不致蒙反动复古之嫌，把我划到林派那里去吧。
素盏鸣尊是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一个逆子，周启明所译《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就是他。他那老年的遭遇，神话中没有，大概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一个从小忤逆父兄的逆子，待到年老，也受到自己儿女的反抗。只要作者不让古人说现代话，或把古时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作者有骋驰自己艺术想象的权利。例如《秋山图》写的就是中国艺苑中的真人，但内容是否真事，读者一看便能自己判断了，用不到译者的解说。《莽丛中》和《报恩记》写的都是强盗，前者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传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手法简洁而引人入胜。后者写一个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剧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也是极为动人的。
《地狱变》以血淋淋的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的命运，更使人有惊心动魄的感受。《阿富的贞操》中，阿富为了救助一条猫儿的生命，竟然准备坦然地献出自己处女的贞操。而《六宫公主》中可怜的贵族的公主，则只能作寄生之草，最后落入路倒尸的结局。
《戏作三昧》写的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名著《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一天中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形象，这对于今天的老年人倒是可以吸取一些教育的，正如马琴的小孙孙对爷爷的告诫，老人嘛，一要用功；二不要老动肝火；三是万事得忍着点儿。现代人平均年龄正在日益提高，老人很多，这三点大可作老人们的座右铭。
最后一篇记述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闹别扭的事，有托翁长子的回忆可证，是有趣的真人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