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言救荒无良策，不如修水利，诚牧民之要言也。然仅为东南可潴可堰者言尔，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无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亲之，朝廷都水所掌，非不具立条贯，无人奉行，则亦听民之有雨则弛，无雨则争，非画一可久必行之道也。周礼荒政，多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此最为通变之善术。盖年虽凶荒，病在民而国未尝遽瘠也。若河南、山东、淮、泗一带，黄、漕二渠岁不赀，假令灾伤之岁，于九月后度所宜修之堤岸，所当疏浚之支流，即行就灾伤地面，募无食之民，鸠工起事，以所应用钱粮，于相近成熟州县，平价和籴米麦，或截抵价漕粮，给丁夫口食佣直，及采买竹木甓石，俱以见米支价。其在山、陕、北直，则就近相视边墙、堡哨、墩台、壕堑合当修者，即借支漕米，募饥民挑筑，仍扣该镇应支修边银两，解户部仓场堂上官。俟次年成熟，于相近水次地方，买米麦补运。若黄、漕二渠应有河工银两，工部即交割仓场，候熟买补，尤为利便。倘更不足，则临清、德州二仓预备米，正可挪支。唯在丰年，则自非虏冲要紧地面崩坍急须挑筑，及漕河十分淤塞，黄河异常决坏，为患深大，一概不得修理。留待荒岁，民有所仰以全其生，而流散团聚，积为寇盗之源塞矣。若东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严立课程，专官管辖，则自无大歉。倘水旱太甚，亦可修城，浚壕，治道涂，葺馆驿，缮公廨、学宫，神祠，以合用钱粮，告籴于邻近成熟郡邑，支给工食。大抵北方之旱，千里弥绵，又无野蔌龟蠃之产，故死徙寇盗，倍甚于南方。因地制宜，存乎良有司之实心实政，非朝廷之可为遥处。唯留工作以待荒年，可设为成法。且民有宁死而不受米粥之拯，且吏胥耆约无所雠其奸欺，唯募工之为两得。荒政十二，此为要已。
移度支以供滇，黔、粤右，固不容已，然能安其人而渐化之，则虽劳而有造。乃田粮起科极乎无可轻，而州县之虐取更倍于腹里之重赋。郡邑之吏，有坐升而无内转，虽行取而不得清要，有拿问而无重法。弃置之于荣辱不加之地，无所顾恤，而听其为蟊贼，以求远入之绥而移易其犷顽，其可得耶！使悉从乎直省之法，官有箴，事有制，赋役有经，即以粤之财治粤，以黔之财治黔而亦足，而何况于滇！且其名为州县，大小饶瘠，恒不相称。如临桂乃省会首邑，而壤地瘠隘，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灵川县界去之十余里，何不可并为一县！其它蕞尔箐峒之中，不能当一乡保者，亦强立州县，如修仁、荔浦、荔波、永从，独山等，皆设城隍、学校官吏以牵其民，而使日暮涂远之人以朘削之者，又不可胜纪。苗、獞非庸愞之守令可制，但不生事以激之，则可以渐而引之向方。若八闽全土，在汉为东冶一县而已，东晋以还，日革故俗，今遂为庶富文明之鉅省。简以治之，易从而可亲，何事此纷纭建置哉！如以郡县少不能成一省会，则兼两广为一布政司，而建司治于苍梧，分贵州入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使习腹裹之政教，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心，则此日之粤右、滇、黔，不可如他日之闽、浙乎！倘以苗夷窃发，必须弹制，自可于贵阳、柳州设督制镇巡，开军府如甘肃、郧、赣、偏沅，亦何用此无政无刑之藩、臬为也！
兵柄无所专统，自宋而始，然枢密院犹与宰相相为颉颃，盖亦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之制，而稍替其权，未为失也。若周官九伐一掌于司马，全领夏官之政，不专任兵事，则封建郡县，形势不同。周之戎事，止于千里王畿之车徒，以讨诸侯之不庭者，非后世外有强夷，内有大盗，争安危存亡于一战也。兵部统武选承袭矣，又统职方九边之战守，及车驾、武库、卤簿、驿递、兵器之繁，吏治杂而枢机仅其偶应之一节。乃使军中遥禀其节度，与督巡镇帅均其功罪，欲军之不偾，不可能已。分奏覆、清核冗沓簿书之余力，以揣度千里外之进止，虽日斩丁汝夔、王洽，亦徒为淫刑而已。兵部所可司者，兵制之常也。军卫句补绝除添调之政，腹里武职世袭黜陟之铨，裔夷朝贡封削之典，驿传夫马摆给之制，兵器造作给发之数，已不胜其繁矣。若边防征剿，出大师以决安危，自应必有专任庙算者。殿阁学士固参赞密勿之官，既有文华、武英之别号，则首辅统理而外，宜分武英殿大学士专理机密文字，调度边镇守御征剿，无事则申饬训练，以考核镇巡。凡有军政之官而进退之，其枚卜会推，一视阁臣，而必于曾任督制及本兵尚书、侍郧中曾有边功及威望隆重者推之，而慎选武英殿中书舍人，听其委任。庶乎不以有国之司命，付之悠悠持禄之人，涂饰而趋于羸以毙也。
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印发邸报，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是非得失于天下，而令知所奉行。然在寻常铨除、降调、论劾、荐举、典礼、刑狱、钱粮、工役之类则可。即如缇骑逮问，刑科且先行驾帖，不发邸抄，况用兵大事，奸细窥觇，密之犹恐不密，乃使喧传中外，俾夷狄盗贼得以早测进止乎！若仿唐、宋枢密院之遗意，专任一阁臣典司之，则凡系军情奏请、敕旨传谕及上言兵事者，不论可否从违，每科抄即送武英，应会议者即集官会议，应传谕军中镇巡将领者即弥封传谕，应知会直省督抚监司军卫调发接济者即行部知会，其建言兵事可否采用，即召赴阁熟问奏行。自余不应知闻衙门及在外官民，自不当徧令测知，一概勿得抄入邸报，敢有漏泄者，如律治之。不然，律禁漏泄，而邸报流传远迩，一何誖也！其夷虏入犯，盗寇窃发，该汛地官飞报与临阵胜败、城堡存亡、贼势衰盛及侦探敌情一应塘报，皆止抄发应与知闻衙门，俱不得抄入邸报。唯扫荡大捷，应行露布通传者，方许发抄。则机事密而人心定，斯为庙算之永贞乎！
六科之职，有封驳，有抄参。封驳之制，唐门下省掌之。门下与中书俱宰执也，而相为驳异，非大臣协恭之体。给事中，门下属员也，廷诤为宜，以正君德，饬国政，儆官箴，尽民隐，自不易之良法。若抄参，则为私意横行之便径矣。且如抄出严之，抄出速之，抄出商之，与六部相斟酌而申饬焉，犹之可也。若抄出已之，尤为非法。使其事大而必不可行，则自当封驳。若事小而在可行、可不行之间，且以听部院各衙门之行止，而徐议其得失未晚。乃唯一人之意，更不俟公论，不请君命，而以意为废兴，此何法也！自持禄养交之阁臣务为诡随，任科臣之泛滥以免指摘，于是而上下争权以成乎灭裂，一激而为尽削台省之权以任六部，贿赂公行，纲纪蔑绝。后有作者，必且大反而又失其平，则封驳、抄参，酌中正以适治理，所必熟讲也。
总宪得其人，则吏治自饬，大司成得其人，则士气自清，顾公佐之在都察院，李公时勉之在国子监，其明效也。六科无所统属，故吏科都给事中宜任大计及分发红本、封驳抄参之事。若御史员虽多，业有总宪为之纲纪，又任掌河南道印者以大计、提差、考核之权，则虽有方严之总宪，或掣之矣。国子监不得与闻直省之学政，而以督举官之磨勘授之部科，教之不壹，而望文体之正，士习之端，难矣。凡差提学官，一委祭酒、司业保任，以所保者之称职与否为保者之殿最。若私通贿赂及宽而纵弛、严而苛刻及倡率士子为诡诞庸陋之学者，国学不先纠论而台省举发者，大司成以不职坐废。其所颁条约，俱国子监颁行之，或因时规正，大司成具列奏准酌定，庶教出一源，而士风其可齐也。
鬻爵之政，始自晁错，所鬻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复除、以赎罪而已矣。后世乃以鬻官，又其甚者乃至于鬻士，纳马、纳粟而入太学。成化间之乱政，从古所未有闻，其说开自大学士邱浚。浚之为人，乐道秦桧者也，固其宜矣。天子自鬻国子生，则下之鬻乡会试，鬻弟子员，孰从禁之！未几而程敏政、唐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设庠以来，极乎金、元之贱士，未有灭裂人廉耻，以败国之纲维如此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趋益下，浚之罪可胜诛乎！粟、马之纳，于国计几何，乃以教化之源为铜臭之府耶！万不得已，如晁错之急于实边以纾民力，自可别立闲散秩名以酬之，免其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辄加讯辱。又进而假以鸿胪、光禄、上林诸署宂员，任事则给以禄俸，犹未至重亏夫名教也。
今之乡饮酒，非古之乡饮酒也，然如会典行之，亦有裨于风教。乃有司奉行故事者犹数百年，而里正之饮于乡者久废。无他，里正疲于徭税，偷薄狠戾，先自里正倡之也。其徒更有钱粮不认父子之谣，而尚暇及此乎！惟公费、驿递自有经制，不遣里正任其荼苦，正供简明易遵，按籍以责税户，不诛完欠于里正，则里正不任为嗾放入山搜攫之猎犬。力既有余，而播恶之习气且革，则亦知自爱，而以风教任之，彼且以得行典礼、司教化为己荣矣。若古之乡饮酒，则今之起送科举及乡试鹿鸣宴是已，此尤祟奖始进于礼教之大者。乃架月桥，令伎人簪花作杂剧，殊为可耻，宜其一变而以犒兵、馕役之酒食，呼蹴而与，以讫于不复行也。鹿鸣虽歌古诗，而音节无传，仅同巫呪，簪花挂彩，轻艳不伦。此当自唐人曲江宴来，宋司马温公闻喜宴不肯簪花，礼部亦不强之。今古乐不可复，不如且革淫乐，而以宾主献酢之礼行之。榜首为宾，齿元为介，余为众宾，请乡先生三品以上德望重者为馔。
州县统于府，而府别有学，其制与州县等，此甚无谓。宜于州县学中岁试优者，行提调官核其德行，无出入公门，亏损名义等过，升之府学而饩之。量府之大小，人才之盛衰而为之额，多者不过百人。凡州县学，但与乡试，不得岁贡，士升于府学而后贡之，升府学者不必科试，竟送乡试。廷试其优者与出身，次者入太学。大府岁试而贡之者三人，次二人，小府一人。不但名实相称，且学之于乡，已小成而进于郡，及就郡学，则师友益广，勿使局促井里，狎昵习气，至以钱粮、讼狱陷溺其心，所以扩其耳目，逸其志趣以变之礼，所谓游其志也。升府学，则以胡安定教法及白鹿洞学规酌而教之。学以渐而可大，孰与老于乡校，锢蔽于腐誖时文之中，而以乡贡为日暮涂穷之旁径，使偷靡以终其身乎！
截解似两便于国民，而不知其适为两害也。财用出纳消息之权，必操之朝廷而后张弛随宜，裕于用而民不困。为苟且之术者，规一时之简易，而卤莽灭裂之祸不可言。如嘉靖间因吉囊、俺答之患，陕西三边用兵孔棘，遂将陕西一应钱粮尽行截作三边之饷，不足则截四川盐课补充。当时在民则免于解京之难而和解边之近，在户部则免接济不及之咎，以委之总制之自为催督，而以速济边事、减省路费为辞。乃自此而后，户部付西边之有无于度外，至甘肃一镇经数十年而无斗粟一镪之给，宁夏、延绥亦仅有给者，收支无可稽考，托于未解以匿为中饱者多矣。兵数损而士心离，起而为盗，所必然也。催督之权一归总制，任非其人，则胥吏威行于郡邑，令牌、令箭驰突官府，动以军兴相恐喝，民日死于催科桁杨之下，水旱流离，莫能告缓，故激而为流寇。流寇之独盛于关陕者，非秦人之乐为寇也，截解之催督使然也。完欠支放，朝廷无从稽核，百姓无可控告，以陕西委陕西而求其不叛，庸可得乎！此夏、严之流任意而听部司之委卸，为总制者又贪利权之归己，以成乎患害。不知法有必迂曲而后可无弊者，概从简径，则无纪纲而必裂。夫民必输国，而兵必待养于度支，此定理也。水旱可以宽恤，边事之缓急可以损益，皆听庙堂之张弛，恶有刻定民间若干之赋税，为边兵若干之军需，而不忧额饷之有时不给，民力之有时不支者乎！穷乡远徼之民，皆知输正供于京师而饥馑可以望恩，行伍之士，亦知待养于司农而节宣皆唯庙算，然后兵民之分义明，中外之血脉通，而无痿痹隔壅之病。谋国者苟且无术，而贻祸无穷，亦可为永鉴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