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数不多的热爱西洋古典音乐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徐志摩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负笈英伦期间，他就观赏了德国作曲家W.R.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于1922年5月25日写下《听槐格讷（Wagner）乐剧》一诗，后发表于1923年3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诗末他高度赞美瓦格纳：“性灵，愤怒，慨慨，悲哀，/管弦运化，金革调合，/创制了无双的乐剧，/革音革心的槐格讷！”两年以后，徐志摩重游欧洲，1925年6月25日在翡冷翠致陆小曼的信中又说：
昨晚去听了一个Opera叫Tristan et Isolde。音乐，唱都好，我听着浑身只发冷劲，第三幕Tristan快死的时候，Iso从海湾里转出来拼了命来找她的情人，穿一身浅蓝带长袖的罗衫——我只当是我自己的小龙赶着我不曾脱气的时候，来搂抱我的躯壳与灵魂——那一阵子寒冰刺骨似的冷，我真的变了戏里的Tristan了！
那本戏是出名的“情死”剧，Love Death，Tristan与Isold因为不能在这世界上实现爱，他们就死，到死里去实现更绝对的爱，伟大极了，猖狂极了，真是“惊天动地”的概念，“惊心动魄”的音乐。
徐志摩写下这段话，固然是触景生情，想到了与陆小曼的恋情一波三折，从而对瓦格纳名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到死里去实现更绝对的爱”产生强烈共鸣，但他被此剧音乐所深深吸引，以“惊心动魄”喻之，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徐志摩还在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以“萧班（Chopin，肖邦）的《夜曲》”比喻剑桥康河两岸建筑“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在《济慈的夜莺歌》中建议读者聆听“贝德花芬（贝多芬）的第六个‘芯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即《田园交响曲》）”，因为其中有“夜莺的歌声”；在悼念次子的《我的彼得》中说爱子“有的是可惊的口味，是贝德花芬是槐格讷你就爱”，还提到了“毛赞德（Mozart）”。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说明徐志摩对西方古典音乐涉猎之广，理解之深。
明乎此，那么对徐志摩1923年5月间在北京一手促成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F.克赖斯勒（1875—1962）为中国听众演出，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个史实是林徽因首次披露的。徐志摩“云游”之后，林徽因于1931年12月7日在《北平晨报·学园》发展《悼志摩》，其中说：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五年之后，徐志摩友人温源宁所作《徐志摩——一个大孩子》的中译在《逸经》第八期发表，文中说到徐志摩“像小孩搬弄玩具似的玩玩这样，玩玩那样”时，也特别提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塞尚（Cezanne）的素描，辟卡梭（Picasso）的油画，梅兰芳，克赖斯勒（Kreisler）——这些都曾给他无穷的快乐”。
然而，无论林徽因还是温源宁的回忆，都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徐志摩留英归国之后在北京主催并得到林徽因协助的这次颇为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一直未得到徐志摩和现代文学研究界较为全面的梳理。
1923年5月3日至7日，北京《晨报副刊》连载徐志摩的长文《得林克华德的〈林肯〉》，评论美国霍路会（W.E.Holloway）的剧团在北京公演英国诗人得林克华德的历史剧《林肯》。文中批评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对“真艺术真戏剧”的“杰作”《林肯》不够热情，5日连载时说道：
乘便我可以报告不久有大手琴家克拉士勒Kreisler来京，他是近代有数的音乐大天才，爱真音乐的人，千万不可错过这最最难得的好机会。就是你们耗费了半月的薪水去听他一度的弦琴，结果还是你便宜的。
这是徐志摩首次在文章中提到克赖斯勒，虽然略带广告的性质。文中把小提琴家称之为“手琴家”，也颇别致。一位中国青年诗人与一位外国小提琴大师的奇特因缘，就此开始。
克赖斯勒此次中国之行，到了上海、天津和北京。他在上海的演出盛况，本文不详细讨论，只介绍与徐志摩密切相关的北京之行。1923年5月8日北京《晨报》第六版刊登《世界著名手琴家不日来京》的消息，其中说“克氏艺术之价值，曾经徐志摩君于五月五日在本报副刊上略为介绍”。5月18日《晨报》第六版又发表报道《世界的大音乐家喀拉司拉中国人领略真正音乐之机会》。此文介绍克氏生平甚详，不但认为他“是一个音乐天才”，而且还突出了他一战期间“四周间之战壕生活”和与美国人哈里埃德在战火中的可贵爱情。
紧接着这篇报道，又有一篇《为什么不？》，文末署“（徐志摩）”。换言之，此文出自徐志摩手笔。经查，迄今各种版本的《徐志摩全集》均未收入此文，此文又是徐志摩的一篇佚文。不过，这并非笔者首见。日本学者伊藤德也在《与耽美派相对立的颓废派：1923年的周作人和徐志摩、陈源》中已经提到。可惜他未意识到这是徐志摩的佚文，是一个可喜的发现。由于《为什么不？》的标题与正文字体一样，很容易被忽略，以致徐志摩这篇为欢迎克氏而作的佚文埋没长达九十年之久。鉴于此文的重要性，全文照录如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洋来一个外交官，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政客，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资本家，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宗教家，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大兵官，我们开会欢迎。罗素说的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可分三类：来括削我们膏脂的商人，来侵略我们土地的军人，来超度我们灵魂的教士。
最近方才有几位学问家光临，这是中外交通史上的新气象。我们原来是礼让从容的民族，如今感觉了文化的饥荒，益发低首下心的想向西方请益，所以每次有相当欧西文化的代表者来时，至少我们的总商会总教育会总怠惰请吃饭请演说，不论有相当的了解与否。
但我们求知好学的热心，固然可佳，同时我们也应得再深入一层，启发艺术界直接的密切的同情，那时我们才可以知道欧西文化真价值之所在。
所以上次英[美]国霍路会剧团来时不曾引起中国人相当的注意，我个人觉得是可惜极了。
这次又有一个最最难得最最弥贵的机会临到了，我们再不要让他随便错过才好！
这机会就是欧洲大梵和琳专家（Violinist）喀拉司拉（Kreisler）的初次东来。他才是值得一欢迎的外国人。他是近世音乐界的大天才，音乐又是白种文化的天才最集中最高尚最纯粹的表现。我们若然不曾领略西方的音乐，我们就没有见到欧化的菁华。
我所以郑重的大胆的说。我们是没有真音乐的社会，不要说二黄西皮三六调，就是昆曲丝竹也够不上音乐的名称。
你们听了大“胡琴”家这个名词，若然联想到王玉峰的三弦，或是刘宝全的大鼓，那你们的资格就够得上当现在的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因为前天我们有福气听到一位罗汉先生的妙语，他说莎士比亚“算什么会事，他无非是戏馆里的一个案目，他的戏还不如我们林步青的滩潢[簧]哪？”
艺术的目的决不是娱乐，真音乐史不是娱乐；真音乐是人类理想思想和情绪最高粹的外现，神灵的戟刺，灵魂的补剂。
喀拉司拉是一个真大艺术家，他在欧美每次演艺，没有不满座的。他到东方来，真是太难得的机会，独一的机会。
他琴弦上颤动出来的妙音，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人能奏演的；我们能听他一次，真不知是多大的幸福哪！
他本月二十五二十九在天津，廿六廿八在北京平安，演奏。
座位颇贵，（比比的，但是十二分的值得）头等六元，二等四元，昨天我去看过，四元的早已卖完。六元的也只剩了不到十数。而且我敢断言买票的都是外国人。
我现在有个提议，请注意：——我想我们最好道[设]法请喀拉司拉君特别为我们学界演艺一次。或者我们可以请真光，或新明的主人来主办，我不知道喀君已经到京没有，但我猜想果然我们学界方面有好艺的热心与对他个人的仰慕，他一定肯为我们特别演艺，至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