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自编过一本诗集，请钱玉林写序，其中一段话颇能概括我们文学聚会的情况：
我认识陈建华大概在1966年春初，天气寒冷，景物萧条。由于对于诗歌、文学的爱好，我们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常常聚会在一起。那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聚会，像在寒冷的暗夜中背靠着背，围坐在仅有的火堆旁以等候黎明一样。这火堆便是文学与诗。怀着爱情，怀着希望，在绝望中又不甘心于绝望，我们痛苦地歌唱。而这痛苦是深广的，它首先不是因为个人的命运……
钱玉林住在山西南路上，就在旧书店左近，我们常在他家里聚会。一个他父亲经营旧绒线翻新的店铺，他和家里人不下七八口，住在后面仅十五六平方米白天要开灯的房里。钱玉林比我们年长五六岁，个儿不高，头部比例显得略大，棕黝的脸，两腮微鼓，络腮胡子刮得青青。他常是温儒的，厚嘴唇宽恕为怀，然而当他表示愤慨时，便在一副黑色边框眼镜后面对你作斜睨，眼白朝上翻，《世说新语》中阮籍的“白眼”大约就是这样。常常是谈天说地到兴奋处，会掏出个橡皮喷雾器，握在手中几不被察觉，动作熟练地朝喉咙喷几下。因为从小患上气喘病，数度休学，与文学结缘，天生养就其慷慨悲歌的性格。
玉林热爱诗，热爱生活，生平不如意，便善于做梦，向往纯洁的爱情和伟大的理想。我和他一样都醉心于浪漫主义，虽然路向各别。他取的是向上一路，与惠特曼、普希金、拜伦、海涅、李太白、辛弃疾为伍。虽然中国的诗学里，“豪放”与“婉约”从来是互补的，玉林自称为“江南文化”的后裔，在他的许多诗中，讴歌爱的痛苦与渴念，是以柔情蜜意来衬底的。我想在很多地方他的诗是启蒙时代以来浪漫主义的嫡传，正由于对于当时假大空的诗风产生厌恶，因而转向个人内心的抒发，是有拨乱反正的意味的。
钱玉林也是个有形有则的学人，他对古典的娴熟远胜于我。“文革”后一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成果丰硕。现已退休，仍坐拥书城，一编在手，偶然兴至，在名流著作中扳扳错头、捉几只老白虱。他在八十年代主编过一百八十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辞典》，最近改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重出新版了。
定国显得瘦削细气些，鼻梁略高，一双灵动的眼睛。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在我们中间最根正苗红。他读过许多外国文学，尤喜俄罗斯文学，对于莱蒙托夫情有独钟。他健谈，评论某作家某作品常有隽言妙语。圣宝长得肥嘟嘟的，话不多，擅长绘画，有时趁我们高谈阔论之际，在一旁画幅速写，寥寥数笔，形神俱得。已经好多年没见他，听说前数年开过画展，油画国画各类画种都有。
汪圣宝住在延安中路上，靠近西藏路大世界，临街的店面房间，家境比较不错。有一回钱、王和我在他家里，我带去两张唱片，他有唱机，那已经是“文革”开始之后，所以是一次偷乐。一张题为《秋叶》的管弦乐，不知哪国的，作曲家叫卡留欣斯基。曲子勾画出一幅秋风萧瑟的景象，树叶片片在风里回旋作舞，伤感的旋律里不愿坠落于地的感觉，正道出我们遗少般的心境。没有一个人想说话，只是把唱片放了又放，任凭一再地回肠荡气。另外两首是罗马尼亚歌，翻译过来的，由男中音唱。叫《河岸》和《玫瑰与柳树》，也是哀伤惆怅的情调。
《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稍厚的袖珍书，流行于“文革”之前，却在“文革”中不知从哪里来到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安慰。另外我自己订了一个小册子，如果发现该书没收的外国歌曲，就抄下来。碰巧这两首罗马尼亚歌都有谱子，和唱片附带着的。为增加点气氛，不妨录一首《河岸》：“河里长满了绿色的野草，/河里长满了绿色的野草，/它使鸭子迷失了道路。/在那天空，/在那天空，/正吹拂着微风，/微风带来了鱼的腥味。/啊，温柔的微风。/远处漂来了帆船，/这是几只白色的帆船；/近处木船它不停地摇摆、摇摆。/当我抬头瞭望，/它们已经远远去了。/愿我的灵魂，/随着它的消失。/啊……啊……”
是不是很低迷，很颓废？
钱玉林他们在光明中学读书，该校是沪上老牌中学之一，都是校中的才俊之士。那时我在一个港务工程学校里半工半读，一个礼拜在浦东的学校里读电工专业，一个礼拜在黄浦江沿岸各单位实习。周末回家，文学成了我的麻醉品，去福州路上了瘾，走进他们的圈子，诗成了信物。在我最初给他们看的诗中，有一首写于1965年的《秋姑娘》：“蝙蝠的翅膀旋舞在古庙前，/琉璃瓦檐的水珠，一点一滴。/……暮色朦胧了，我还恋恋地徘徊，/等待秋夜的来临。/当如珠的明月垂顾我时，/我将低声倾吐我的相思。”发现我也写十四行，歌吟的无非是爱情或死亡，加上古典的成分，于是视我为同道。
这样的诗也表明离异于当时的主流诗坛，且已经走得够远。的确，我们变得偏激起来，对于过去曾经倒背如流的诗人作品觉得无味，不屑一顾了，对于自命为歌德的某人更生反感。二三十年代的文人，没几个能入眼的。说起曹禺，除了《雷雨》，对他的后期作品颇表惋惜。“文革”之后，那些受批判的无不得到青睐，如邓拓“长发委地”之类的杂文，在“趣味”的认同中带有政治成分了，而田汉的《关汉卿》则引起我们深深的敬意。
事实上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文坛变得更单一，社会空气也更收紧。我们既无高远的志向，也没想到要宣言什么，只是盘缠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哼哼唧唧，自得其乐，然而在孜孜不倦地追索艺术的真谛之中，在嗜洋好古的道上远足既久，无形中回到世界文学的怀抱，遂生成某种衡量不朽的标尺。
朱育琳是我们的灵魂人物，每当他到来，话题便朝他——他腹中之物——打转。他无所不晓，妙语连珠。他个子瘦长，衣着平常，不讲究也不邋遢，一个谦谦君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眼中炯炯有神，蕴含特有的儒雅和恬淡。钱玉林说他像卡夫卡，确实像，只是面庞清癯，略带病态，苍白的手指间夹着烟卷，一个经典姿势是：烟持在嘴边，未吸，眼神停格，似乎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他抽极廉价的“勇士牌”香烟，一毛三分一盒，烟梗子多容易熄火，因此不得不猛吸，而他自嘲说：“好汉吃勇士。”
直到他死后，我们始终不完全清楚他是谁。他飘然而至，倏然而逝，消失在街上。按照他自己提供的信息：原是学文学的，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大西语系，师从朱光潜先生，毛估估也是三十年代初出生的了。后来又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因病返沪休养在家。这听上去有点曲折了，在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爱憎里，我们感觉到他的内心深藏着什么难言之隐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谈他的过去，有时我们背后议论，谁也没有去打探。他精通英语、法语，就足使我们惊叹。有一回钱玉林在翻阅一本英语诗选，内中有朗费罗的《人生礼赞》，朱育琳就信口背诵起来。
朱育琳犹如启蒙者，把我们引进“现代”。他精熟古典，从希腊神话、《圣经》、但丁、彼特拉克到莎士比亚，都了如指掌。钱玉林把他给我们介绍的作家开了个单子，不下数十个。然而就他翻译波德莱尔而言，显然更倾心于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他也向我们介绍过勃兰兑斯那部文学史名著，其实他说的好些东西自“五四”以来就传开了，对于我们却如此新鲜。我开始认识钱玉林时，他给我一首朱育琳翻译的《给一个天堂里的人》，是爱伦·坡的诗，用一手漂亮钢笔字抄在一张纸上，我如获至宝，一直保存着。前几年我给钱玉林看这张纸，顿生隔世之感，他自己早已忘了。
爱伦·坡的一些短篇小说被视作侦探小说的鼻祖，朱育琳谈到它们时，那种描摹的神态神秘而兴奋。无论爱伦·坡还是波德莱尔，都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们的作品都属于艺术上精致的一类，朱育琳显然有所研究，说到爱伦·坡另一首《安娜贝尔·丽》，堪称悼亡诗绝唱，全赖母音“i”的反复使用，传达出一种哀婉绝伦的气息，遂令他望而生畏，不曾染指。他还谈起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啧啧称赞其构思的奇妙、语言的精湛，由不得眉飞色舞。其实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两人是一脉相承。在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外文书店购到法文版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才恍然若悟，所谓千载之下知己难遇，然而文学的魅力却能穿透异代异地的阻隔，不期而遇。
朱育琳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的翻译所显示的功力，当与此有关。据说毛主席欣赏“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他各选了若干首，做成一本小册子，题为《三李诗选》，给我们传阅。他打趣说不能看全集，看了全集，再伟大的作家也会打折扣，但他的选诗别具只眼，比方举《梁园吟》中“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的句子，在李白那里，即使日常生活的细节，信口歌吟便成为诗，他觉得最能代表其特色。我们看惯了古人的注释，离不开香草美人的想象，而他的解释不落俗套，总是这般清新可喜。他对唐诗兴犹未尽，后来又选了杜牧和许浑的诗，也订成一小册，给我们传阅。
朱育琳学识渊博，但没有腐酸气，不好为人师，令人可亲还在于他的幽默感。他也是做翻案文章的高手，“哀莫大于心死”是庄子的名言，朱育琳说：“哀莫大于心不死。”这么一反转使之变成生存即痛苦的现代命题了，当时大家只是觉得有趣，然而直到知道他的坎坷生平后，才领会对他所含的悲剧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