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可说的，或许可为诗中的城市风景添加一点花絮，是几张照片上我的“蒲士”，带点“更衣记”的意味。
我玩起摄影来了，其实是搞照片放大。在小阁楼装个红灯泡，便成了理想的暗房，什么光纸、粗纹纸、细纹纸，包括药水，不难从照相器材店购得。大半是为我妹妹服务，她喜欢拍照，更喜欢打扮，我的中学同学嵇幼霖充当她的专业摄影师。有几回我们去的地方，不是那些公园，而是沿着淮海路朝西，远足至襄阳路、永嘉路一带旁支的几条路上，从前是法租界地盘，周遭不少漂亮的小洋房，不是高官秘墅，就是豪门宅地，“文革”初期大多人去楼空，庭院荒芜，还可看到被砸碎的玻璃窗。那种废园特别勾起我猎奇的情趣，而我的穿着也挺配合，为自己设计了姿势，留存的影像不失为一种另类的“文革”记忆。
一座空院子里开满了夹竹桃，我照了一张在花饰的铁窗栏前嗅花。另一张我站着，目光略垂，一双略尖的皮鞋，瑶玉妹临时在鞋上加了一枝花。一切都富于表演意味，除了那副忧郁的神情。那天身上穿的，一件衬衫式外套，是来自青海路对面旧货店的淘宝之物，原是淡米色的，被染成了深咖啡色。那条西裤是新置的行头，那时涤纶是新产品，就此取代了咔叽布，洗了不用烫，依旧挺括，那是请吴江路驼背小裁缝量身定做的，裤脚管六寸二，再小就犯禁了。
“文革”初“破四旧”之后，上海人穿衣服收敛多多，然而扫荡了一阵“奇装异服”，人们仍然不会照“样板戏”来打扮，也不可能回到千篇一律人民装时代。什么是“奇装异服”？在“公安六条”里找不到明文规定，有时候社会风气这样东西靠的是嗅觉。大家都不想惹麻烦，穿着上越平淡朴素越有安全感，但人们开始搞折中，玩擦边球，只要不花枝招展，不招摇过市，红卫兵小将师出无名，居委会阿姨也眼开眼闭，由此在城市的风景线上，这里那里会钻出花花绿绿缩头缩脑的欲望。的确谁也不敢再穿尖头皮鞋或高跟鞋，但平安电影院对面的蓝棠皮鞋店仍开着，也出现了经过改良的式样，像我照片上穿的那种，鞋身较瘦，有点尖的意思。
夏天到了，女孩子在穿衣上疙瘩起来。瑶玉妹找了弄堂里小裁缝，人造棉一尺几毛钱，做工要比布料贵，但小裁缝嫌她难伺候，要求太多。他操着苏州口音说：“弗是我弗替耐做，照耐格做法子末，做好勒耐走弗出去格，走出去拨俚笃捉牢子，晓得是我做格末，我格饭碗头要弗着港哉。”原来领口不能开大，腰身不能收紧，他已经吃透了政策，最后还是做些让步，在肩膀处毫分刻数贴身些，短袖口比一般稍长些，且包紧些，看起来还是有点个性。
男装简单得多。如果说还有时尚的话，穿军装是唯一的时尚，却有等级之别。嵇家兄弟穿了一件，说来自某高干子弟的，果然质地和式样正宗，令我羡慕得不得了，看我身上的那件“野路子”军装，软皮邋遢的，没有骨子，不能比。西装一下子绝迹了，可穿的无非是学生装、中山装。年轻人喜欢的夹克衫也不能再穿，有“阿飞”之嫌，但逐渐流行一种改良过来的式样。原先的大翻领改小，拉链改成纽扣，两边的斜插袋改成贴袋，袖口的橡皮筋圈也废弃了，变成一般的开口。一切从简，把洋味削掉，终究比学生装、中山装看起来要轻灵一些。
有一件上装算是“出格”的，其实是从中山装发展出来的，店里没有卖，要叫裁缝做的，不是每个裁缝都敢做。用深蓝粗纹咔叽布，左右上下四个口袋，方方的，都有袋盖，因此我们把这件衣服叫作“大翻盖”。母亲不喜欢，说显得“武腔”，不文雅，现在人眼里却是“酷”。我是看到嵇幼霖穿了，也做了一件，但不敢同他们一起出去。嵇家四兄弟，各个长得高个有形，四兄弟都穿上大翻盖，各自跨一辆鲜亮的自行车，跑出张家花园，呼啸而过，令人侧目而视。大翻盖一时还不便归入“奇装异服”一类，但像这样招摇过市，很快惹上了麻烦。后来听说派出所要找他们，嵇家老大就跑到外地去避了一阵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