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大年初一，我们家都坐了一炕妇女。
她们有磨坊主的女人、果园主的女人，牙医的女人等，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她们都是我妈的女友，每年这天凑来拉呱。
她们总是从评价彼此的新年装开始，谈论命运、生死、贫富，每年的话题都不一样，我称之为“炕头论坛”。有一年的话题是：男人在外面打工，妇女在家干什么；有一年的话题是：过年回家，应该是媳妇下厨，还是小姑下厨；去年的话题是：孩子出国打工，爹妈想念怎么办？
她们说话很用力，常常说得一脑门汗。去年大年初一，就在众人高声亮嗓地大说大笑时，牙医的女人忽然缓缓地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听到这句话时，我看着她。
牙医的女人五十岁，她健硕、红润，头发粗而黑，在脑后束成短短一扎。穿着枣红织黑花的毛衣，戴着白金耳环。按辈分，我叫她“婶”。我之所以受惊，是因为我记得，前年也是在众人说得最热闹的时候，她忽然慢慢地问：“你们不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吗？”
这虽是个疑问句，但意思却是肯定的。那天，她又把“活着”这件事拎出来，摆在众人面前，使喧哗的空气一下子静止了。
说话之前，牙医的女人刚把牙医痛骂数次，而牙医不幸被骂的原因是腊月的一天，他去丈母娘家没买礼物。
“活着有什么意思。”她再次说。
她的悲观和无聊使我觉得有必要给她上一堂心理卫生课。于是大年初一的炕头论坛就有了这样一个主题：感受幸福。
我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你那日子，我们羡慕都来不及。儿女双全，闺女成家立业，儿子学业优秀，我叔老实、听话、能挣钱，又有私家车，是咱村的上等人，你还有哪些不足？”
“我就为多生了一个！你们都一个孩子，我比你们多一个，我得比人家多洗多少衣裳！多买多少洗衣粉！”
我说：“那么，在你的生活中，你什么时候最有幸福感？”
“幸福感？什么是幸福感？从没想这些事。”
“你把你的孩子抚养成人，长成大闺女、小伙子，你有没有一种做母亲的幸福感？”
“那还不是应该的？”
“你做了一桌饭菜，看他们吃得那么香，你不觉得幸福吗？”
“吃完了我还得刷锅。”
我无语了。突然她问：“你有幸福感吗？”
“有。很多。处处时时都有幸福感。”我向她晒了半个小时我的幸福。
比如回到乡下躺在热炕上，幸福；
比如看到儿子越长越帅，幸福；
比如夫妇同去秋游，幸福……
“你们感情好。”她轻轻地说。
我更纳闷了，我叔年轻时，人才溜溜的好。作为一名乡村牙医，他有一身绝活，只是话少，不会甜言蜜语。她刚嫁过来时，也是羞花闭月，我偷偷叫她“十五的月亮”。年轻的新郎新娘，他们的结合是自由的，难道没有爱情吗？
我不能揣度，只知道她说她没有幸福感。那么是她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感还是她身处幸福而不自知？还是幸福感这东西在她，是真没有？要不就是她靠本能活着，而我靠概念活着？为了证明自己有文化，而故意痛苦、故意幸福？
这样想着，我不免后悔和担心：脑子里有了“幸福感”这个词的牙医的女人，接下去会不会不知道怎么活了。
果然，她沉吟着说：“我没有幸福感。不知你叔有没有幸福感。还有俺闺女，她有没有？”爹戴上帽子了。这个冬季的某一天，爹戴上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这是一顶难看的帽子。灰白色的毛绒厚布随便缝成一个盆状物，爹扣着它像是顶着一坨豆腐。
此前的六十多年，爹从不戴帽子。无论严冬还是酷暑，爹总是用一颗裸露的头顶着一切。夏天，炎阳炙着他的头皮，耳廓晒成黑色。冬天，爹的头经常被风吹得像一枚松果，而时间的刀锋削着他的短发。
现在他终日戴着帽子。
戴着帽子在墙根站着。
戴着帽子在村路中央走着。
戴着帽子扫院子。
戴着帽子烧火。
戴着帽子喂鸡。
早晨戴，中午戴，晚上也戴的。
这帽子实在不像个帽子，但就是这不像帽子的帽子好像鸡冠子一样，长到爹头上了。
我说：“爹你在外面戴着帽子，怎么在炕头上坐着也戴着帽子？”
爹说：“帽子没地方放。”
我大笑，爹也笑。抓下帽子，抓抓头，又扣上了。
除夕晚上，我除去爹的帽子，为他清理脸上毛孔里的尘垢，发觉爹的脸比我想象的要柔软、温暖，脸上的皱纹比我看到的更多、更深。这些皱纹是一些弯曲的线，密布在爹脸上，使爹的脸显得拥挤和窄小。额头上的线刻得最深、最密，像一幅电路图。我用手指抹平这些皱纹后，吃惊地说：“爹，你这些皱纹里的皮肤怎么都是白的？”
我妈立刻笑不能言，说：“你爹从小就有这些悲悲（方言：皱纹）。”
爹没说什么，抓过帽子放到头顶。
俺村有些人是戴帽子的，多是赵本山那样的帽子。我原想给爹买个赵本山那样的帽子换上，现在看，不必了，爹很适合这个帽子。它那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样子，使我远远地就能一眼认出。
